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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姑小说网 > 历史小说 > 金史  作者:脱脱等 书号:10206  时间:2017/3/26  字数:31396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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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暐 张行简 贾益谦 刘炳 术虎高琪 塔不也

  张暐,字明仲,莒州照县人。博学该通。登正隆五年进士。调陈留主簿、淄州酒税副使,课增羡,迁昌乐令。改永清令,补尚书省令史,除太常博士,兼国子助教。丁父忧,服除,调山东东路转运副使,入为太常丞,兼左赞善大夫。章宗封原王,兼原王府文学。章宗册为皇太孙,复为左赞善,转左谕德,兼太常丞,充宋国报谕使。至盱眙,宋人请赴宴,暐曰:“大行在殡,未可。”及受赐,不舞蹈,宋人服其知礼。使还,迁太常少卿,兼修起居注。改礼部郎中,修起居注如故。迁右谏议大夫,兼礼部侍郎。

  明昌二年,太傅徒单克宁薨,章宗亲为烧饭,是时,孝懿皇后梓宫在殡,暐奏:”仰惟圣慈,追念勋臣,恩礼隆厚,孰不感劝。太祖时享,尚且权停,若为大臣烧饭,礼有未安。今已降恩旨,圣意至厚,人皆知之,乞俯从典礼,则两全矣。”章宗从之。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罢,暐上疏曰:“陛下即位,因民所利,更法立制,无虑数十百条。提刑之设,政之大者,若为浮议所摇,则内外无所取信。唐开元中,或请选择守令,停采访使,姚崇奏‘十道采访犹未尽得人,天下三百余州,县多数倍,安得守令皆称其职?’然则提刑之任,诚不可罢,择其人而用之,生民之大利,国家之长策也。”因举汉刺史六条以奏。上曰:“卿言与朕意合。”

  拜礼部尚书。孙即康鞫治镐王永中事,还奏,有诏复讯,群臣举暐及兵部侍郎乌古论庆裔。上使参知政事马琪谕暐曰:“百官举阅实镐王事,要勿屈抑其人,亦不可亏损国法。”上因谓宰臣曰:“镐王视永蹈为轻。”马琪曰:“人臣无将。”由是永中之狱决矣。霍王从彝母早死,温妃石抹氏养之,明昌六年温妃薨,上问从彝丧服。暐奏:“慈母服齐衰三年,桐杖布冠,礼也。从彝近亲,至尊降与臣下不同,乞于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绢巾,既葬止用素服终制,朝会从吉。”上从其奏。

  承安元年八月壬子,上召暐至内殿,问曰:“南郊大祀,今用度不给,俟他年可乎?”暐曰:“陛下即位于今八年,大礼未举,宜亟行之。”上曰:“北方未宁,致斋之际,有不测奏报何如?”对曰:“岂可逆度而妨大礼。今河平岁丰,正其时也。”上复问曰:“僧道三年一试,八十而取一,不亦少乎?”对曰:“此辈浮食,无益有损,不宜滋益也。”上曰:“周武帝、唐武宗、后周世宗皆贤君,其寿不永,虽曰偶然,似亦有因也。”对曰:“三君矫枉太过。今不毁除、不崇奉,是为得中矣。”是岁,郊见上帝焉。

  顷之,翰林修撰路铎论胥持国不可再用,因及董师中趋走持国及丞相襄之门,上曰:“张暐父子必不如是也。”三年,为御史大夫,恳辞,不许。明年,坐奏事不实,夺一官,解职。起为安武军节度使。致仕,例给半俸,久之,暐不复请,遂止。

  暐自卒后不复娶,亦无姬侍,斋居与子行简讲论古今,诸孙课诵其侧,至夜分乃罢,以为常。历太常,礼部二十余年,最明古今礼学,家法为士族仪表。子行简、行信,行信自有传。

  行简字敬甫。颖悟力学,淹贯经史。大定十九年进士第一,除应奉翰林文字。丁母忧,归葬益都,杜门读书,人莫见其面。服除,复任。章宗即位,转修撰,进读陈言文字,摄太常博士。夏国遣使陈慰,致祭大行灵殿。行简曰:“彼陈慰非专祭,不可。”廷议遣使横赐高丽“比遣使报哀,彼以细故邀阻,且出嫚言,俟移问还报,横赐未晚”徒单克宁韪其言,深器重之。转翰林修撰,与路伯达俱进读陈言文字,累迁礼部郎中。

  司天台刘道用改进新历,诏学士院更定历名,行简奏乞复校测验,俟将来月食无差,然后赐名。诏翰林侍讲学士怀英等复校。怀英等校定道用新历:明昌三年不置闰,即以闰月为三月;二年十二月十四,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,道用历在十三,差一;三年四月十六夜月食,时刻不同。道用不会考验古今所记,比登事迹,辄以上进,不可用。道用当徒一年收赎,长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罢去。

  群臣屡请上尊号,章宗不从,将下诏以示四方,行简奏曰:“往年饥民弃子,或丐以与人,其后诏书官为收赎,或其父母衣食稍充,即识认,官亦断与之。自此以后,饥岁流离道路,人不肯收养,肆为捐瘠,饿死沟中。伏见近代御灾诏书,皆曰‘以后不得复取’今乞依此施行。”上是其言,诏书中行之。久之,兼同修国史。改礼部侍郎、提点司天台,直学士,同修史如故。

  行简言:“唐制,仆、宰相上,百官通班致贺,降阶答拜。国朝皇太子元正、生日,三师、三公、宰执以下须群官同班拜贺,皇太子立受再答拜。今尚书省宰执上,分六品以下别为一班揖贺,宰执坐答揖,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廷揖,亦坐答之。臣谓身坐举手答揖,近于坐受也。宰执受贺,其礼乃重于皇太子,巩于义未安。别嫌明微,礼之大节,伏请宰执上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贺,宰执起立,依见三品官仪式通答揖。”上曰:“此事何不早辨正之,如都省擅行,卿论之是矣。”行简对曰:“礼部盖尝参酌古今典礼,拟定仪式,省廷不从,辄改以奏。”下尚书省议,遂用之。宰执上,三品以下群官通班贺,起立答拜,自此始。

  行简转对,因论典故之学,乞于太常博士之下置检阅官二员,通礼学资浅者使为之,积资乃迁博士。又曰:“今虽有《国朝集礼》,至于食货、官职、兵刑沿革,未有成书,乞定会要,以示无穷。”承安五年,迁侍讲学士,同修史、提点司天如故。

  泰和二年,为宋主生日副使。上召生日使完颜瑭戒之曰:“卿过界勿饮酒,每事听于行简。”谓行简曰:“宋人行礼,好事末节,苟有非是,皆须正之,旧例所有,不可不至。”上复曰:“颇闻前奉使者过淮,每至中,即以分界争渡船,此殊非礼。卿自戒舟人,且语宋使曰:‘两国和好久矣,不宜争细故伤大体。’丁宁谕之,使悉此意也。”四年,诏曰:“每奏事之际,须令张行简常在左右。”

  五年,群臣复请上尊号,上不许,诏行简作批答,因问行简宋范祖禹作《唐鉴》论尊号事。行简对曰:“司马光亦尝谏尊号事,不若祖禹之词深至,以谓臣子生谥君父,颇似惨切。”上曰:“卿用祖禹意答之,仍曰太祖虽有尊号,太宗未尝受也。”行简乞不拘对偶,引祖禹以微见其意。从之。其文深雅,甚得代言之体。

  改顺天军节度使。上谓行简曰:“卿未更治民,今至保州,民之情伪,卒难臆度,如何治之则可?”对曰:“臣奉行法令,不敢违失,狱讼之事,以情察之,钤制公吏,抑豪猾,以镇静为务,庶几万分之一。”上曰:“在任半岁或一年,所得利害上之。”行简到保州,上书曰:“比者括官田给军,既一定矣,有告别给者,辄从其告,至今未已。名曰官田,实取之民以与之,夺彼与此,徒启争端。臣所管已拨深泽县地三百余顷,复告水占沙碱者三分之二,若悉从之,何时可定。臣谓当限以月,不许再告为便。”下尚书省议,奏请:“如实有水占河塌,不可耕种,本路及运司佐官按视,尚书省下按察司复同,然后改拨。若沙碱瘠薄,当准已拨为定。”制曰:“可。”

  六年,召为礼部尚书,兼侍讲、同修国史。秘书监进《太一新历》,诏行简校之。七年,上遣中使冯贤童以实封御紥赐行简曰:“朕念镐、郑二王误干天常,自贻伊戚。藁葬郊野,多历年所,朕甚悼焉。追复前爵,备礼改葬,卿可详阅唐贞观追赠隐、巢,并前代故事,密封以闻。”又曰:“使石古乃于威州择地营葬,岁时祭奠,兼命卫王诸子中立一人为郑王后,谨其祭祀。此事既行,理须降诏,卿草诏文大意,一就封进。”行简乃具汉淮南厉王长、楚王英、唐隐太子建成、巢剌王元吉、谯王重福故事为奏,并进诏草,遂施行焉。累迁太子太保、翰林学士承旨,尚书、修史如故。

  贞祐初,转太子太傅,上书论议和事,其略曰:“东海郡候尝遣约和,较计细故,迁延不决。今都城危急,岂可拒绝。臣愿更留圣虑,包荒含垢,以救生灵。或如辽、宋相为敌国,岁奉币帛,或二三年以继。选忠实辨捷之人,往与议之,庶几有成,可以纾患。”是时,百官议者,虽有异同,大概以和亲为主焉。庄献太子葬后,不置宫师官,升承旨为二品,以宠行简,兼职如故。

  三年七月,朝廷备防秋兵械,令内外职官不以丁忧致仕,皆纳弓箭。行简上书曰:“弓箭非通有之物,其清贫之家及中下监当,丁忧致仕,安有所谓如法军器。今绳以军期,补弊修坏,以求应命而已,与仓猝制造何以异哉。若于随州郡及猛安谋克人户拘括,择其佳者买之,不足则令职输所买之价,庶不扰而事可办。”左丞相仆散端、平章政事高琪、尽忠、右丞贾益谦皆曰:“丁忧致仕者可以免此。”权参政乌古论德升曰:“职官久享爵禄,军兴以来,曾无寸补,况事已行而复改,天下何所取信。”是议也,丁忧致仕官竟得免。是岁,卒,赠银青荣禄大夫,谥文正。

  行简端悫慎密,为人主所知。自初入翰林,至太常、礼部,典贡举终身,缙绅以为荣。与弟行信同居数十年,人无间言。所著文章十五卷,《礼例纂》一百二十卷,会同、朝献、禘佩、丧葬,皆有记录,及《清台》,《皇华》、《戒严》、《为善》、《自公》等记,藏于家。

  赞曰:张暐、行简世为礼官,世习礼学。其为礼也,行于家庭,讲于朝廷,施用于邻国,无不中度。古者官有世掌,学有专门,金诸儒臣,唯张氏父子庶几无愧于古乎。

  贾益谦,字彦亨,沃州人也,本名守谦,避哀宗讳改焉。大定十年词赋进士,历仕州郡,以能称。明昌间,入为尚书省令史,累迁左司郎中。章宗谕之曰:“汝自知除至居是职,左司事不为不练,凡百官行止、资历固宜照勘,勿使差缪。若武库署直长移刺郝自平定州军事判官召为典舆副辖,在职才五月,降授门山县簿尉。朕比阅贴黄,行止乃俱书作一十三月,行止尚如此失实,其如选法何?盖是汝不用心致然尔。今姑杖知除掾,汝勿复犯之。”

  五年,为右谏议大夫,上言:“提刑司官不须遣监察体访,宜据其任内行事,考其能否而升黜之。”上曰:“卿之言其有所见乎?”守谦对曰:“提刑官若不称职,众所共知,且其职与监察等,臣是故言之。”上嘉纳焉。是年夏,上将幸景明宫清暑,守谦连上疏,极谏之。上御后阁,召守谦入对,称旨。进兼尚书吏部侍郎。时镐王以疑忌下狱,上怒甚,朝臣无敢言者。守谦上章论其不可,言极恳切。上谕之曰:“汝言诸王皆有觊心,而游其门者不无横议。此何等语,固当罪汝。以汝前言事亦有当处,故免。”既而以议镐王事有违上意,解职,削官二阶。承安元年七月,降为宁化州刺史。五年八月,改为山东路按察使,转河北西路转运使。泰和三年四月,召为御史中丞。四年三月,出为定武军节度使。

  八年六月,复为御史中丞。八月,改吏部尚书。九月,诏守谦等一十三员分诣诸路,与本路按察司官一员同推排民户物力。上召见于香阁,谕之曰:“朕选卿等随路推排,除推收外,其新强、销乏户,虽集众推唱,然销乏者勿销不尽,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贯,今蠲减二百五十贯,犹有不能当。新强者勿添尽,量存气力,如一户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。卿等宜各用心。百姓应当赋役,十年之间,利害非细。苟不称所委,治罪当不轻也。”寻出知济南府,移镇河中。大安末,拜参知政事。贞祐二年二月,改河东南路安抚使,俄知彰德府。

  三年,召为尚书省右丞。会宣宗始迁汴梁,益谦乃建言:“汴之形势,惟恃大河。今河朔受兵,群盗并起,宜严河以备不虞,凡自北来而无公凭者,勿听渡。”是时,河北民迁避河南者甚众。侍御史刘无规上言:“侨户宜与土民均应差役。”上留中,而自以其意问宰臣。丞相端、平章尽忠以为便。益谦曰:“侨户应役,甚非计也。盖河北人户本避兵而来,兵稍息即归矣。今旅寓仓皇之际,无以为生,若又与地著者并应供忆,必动不能安居矣。岂主上矜恤亡之意乎。”上甚嘉赏,曰:“此非朕意也。”因出元规章示之。三年八月,进拜尚书左丞。四年正月,致仕,居郑州。

  兴定五年正月,尚书省奏:“《章宗实录》已进呈,卫王事迹亦宜依《海陵庶人实录》,纂集成书,以示后世。”制可。初,胡沙虎弑卫王,立宣宗,一时朝臣皆谓卫王失道,天命绝之,虎实无罪,且有推戴之功,独张行信抗章言之,不报,举朝遂以为讳。及是,史官谓益谦尝事卫王,宜知其事,乃遣编修一人就郑访之。益谦知其旨,谓之曰:“知卫王莫如我。然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立,大定三十年,近能暴海陵蛰恶者,辄得美仕,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。卫王为人勤俭,慎惜名器,较其行事,中材不及者多矣。吾知此而已,设饰吾言以实其罪,吾亦何惜余年。”朝议伟之。正大三年,年八十,薨。三子:贤卿、颐卿、翔卿,皆以门资入仕。

  赞曰:贾益谦于卫绍王,可谓尽事君之义矣。海陵之事,君子不无憾焉。夫正隆之为恶,暴其大者斯亦足矣。中綍之丑,史不绝书,诚如益谦所言,则史亦可为取富贵之道乎?嘻,其甚矣。《传》曰:“不有废者,其何以兴!”

  刘炳,葛城人。每读书,见前古忠臣烈士为国家画策虑万世安,辄叹息景慕。贞祐三年,中进士第,即上书条便宜十事:

  其一曰,任诸王以镇社稷。臣观往岁,王师屡战屡衄,率皆自败。承平久,人不知兵,将帅非才,既无靖难之谋,又无效死之节,外托持重之名,而内为自安之计,择骁果以自随,委疲懦以临阵,阵势稍动,望尘先奔,士卒从而大溃。朝廷不加诘问,辄为益兵。是以法度紊,仓庾虚,闾井凋,土地蹙。自大驾南巡,远近相望,益无固志。吏任河北者以为不幸,逡巡退避,莫之敢前。昔唐天宝之末,洛、潼关相次失守,皇舆夜出,向非太子回趋灵武,率先诸将,则西行之士当终老于剑南矣。臣愿陛下择诸王之英明者,总监天下之兵,北驻重镇,移檄远近,戒以军政。则四方闻风者皆将自奋,前死不避。折冲厌难,无大于此。夫人情可以气不可以力使,一卒先登,则万夫齐奋,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后威令也。

  二曰,结人心以固基本。天子惠人,不在施予,在于除其同患,因所利而利之。今艰危之后,易于为惠,因其安而慰抚之,则忠诚亲上之心,当益加于前。臣愿宽其赋役,信其号令,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罢。时遣重臣按行郡县,延见耆老,问其疾苦,选廉正,黜贪残,拯贫穷,恤孤独,劳来还定,则效忠徇义,无有二志矣。故曰安民可与行义,危民易与为,惟陛下留神。

  三曰,广收人材以备国用。备岁寒者必求貂狐,适长途者必畜骐骥。河南、陕西,车驾临幸,当有以大慰士民之心。其有行为民望者,稍擢用之,平居可以励风俗,缓急可以备驱策。昭示新恩,易民观听,系天下之心也。

  四曰,选守令以安百姓。郡守、县令,天子所恃以为治,百姓所依以为命者也。今众庶已弊,官吏庸暗,无安利之才,贪暴昏,与为市,公有斗粟之赋,私有万钱之求,远近嚣嚣,无所控告。自今非才器过人,政迹卓异者,不可使在此职。亲勋故旧,虽望隆资高,不可使为长吏。则贤者喜于殊用,益尽其能,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励矣。

  五曰,褒忠义以励臣节。忠义之士,奋身效命,力尽城破而不少屈。事定之后,有司略不加省,弃职者顾以恩贷,死事者反不见录,天下何所慕惮,而不为自安之计?使为臣者皆知杀身之无益,临难可以苟免,甚非国家之利也。

  六曰,务农力本以广蓄积。此最强兵富民之要术,当今之急务也。

  七曰,崇节俭以省财用。今海内虚耗,田畴荒芜,废奢从俭以纾生民之急,无先于此者。

  八曰,去冗食以助军费。兵革之后,人物凋丧者十四五,郡县官吏署置如故,甚非审权救弊之道。

  九曰,修军政以习守战。自古名将料敌制胜,训练士卒,故可使赴汤蹈火,百战不殆。孔子曰:“以不教民战,是谓弃之。”兵法曰:“器械不利,以其卒与敌也。卒不服习,以其将与敌也。将不知兵,以其主与敌也。主不择将,以其国与敌也。”可不慎哉。

  十曰,修城池以备守御。保障国家,惟都城与附近数郡耳。北地不守,是无河朔矣,黄河岂足恃哉。

  书奏,宣宗异焉。复试之曰:“河北城邑,何术可保?兵民杂居,何道可和?钞法如何而通?物价如何而平?”炳对大略以审择守将则城邑固,兵不侵民则兵民和,敛散相权则钞法通,劝农薄赋则物价平。宣宗虽异其言,而不能用,但补御史台令史而已。

  论曰:刘炳可谓能言之士矣。宣宗召试既不失对,而以一台令史赏之,足以倡士气乎?

  术虎高琪,或作高乞,西北路猛安人。大定二十七年充护卫,转十人长,出职河间都总管判官,召为武卫军钤辖,迁宿直将军,除建州刺史,改同知监洮府事。泰和六年,伐宋,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备巩州诸镇,宋兵万余自巩州辘轳岭入,高琪奋击破之,赐银百两、重彩十端。青宜可内附,诏知府事石抹仲温与高琪俱出界,与青宜可合兵进取。诏高琪曰:“汝年尚少,近闻与宋人力战奋勇,朕甚嘉之。今与仲温同行出界,如其成功,高爵厚禄,朕不吝也。”

  诏封吴曦为蜀国王,高琪为封册使。诏戒谕曰:“卿读书解事,蜀人亦识威名,勿以财贿动心,失大国体。如或随去奉职有违礼生事,卿与乔宇体察以闻。”使还,加都统,号平南虎威将军。

  宋安丙遣李孝义率步骑三万攻秦州,先以万人围皂角堡,高琪赴之。宋兵列阵山谷,以武车为左右翼,伏弩其下来逆战。既合,宋兵却。高琪军见宋兵伏不得前,退整阵,宋兵复来。凡五战,宋兵益坚,不可以得志。高琪分骑为二,出者战则止者俟,止者出则战者还,还者复出以更。久之,遣蒲察桃思剌潜兵上山,自山驰下合击,大破宋兵,斩首四千级,生擒数百人,李孝义乃解围去。宋兵三千致马连寨以窥湫池,遣夹谷福寿击走之,斩七百余级。

  大安三年,累官泰州刺史,以飐军三千屯通玄门外。未几,升缙山县为镇州,以高琪为防御使,权元帅右都监,所部飐军赏赉有差。至宁元年八月,尚书左丞完颜纲将兵十万行省于缙山,败绩。贞祐初,迁元帅右监军。闰月,诏高琪曰:“闻军事皆中覆,得无失机会乎?自今当即行之,朕但责成功耳。”

  是月,被诏自镇州移军守御中都迤南,次良乡不得前,乃还中都。每出战辄败,纥石烈执中戒之曰:“汝连败矣,若再不胜,当以军法从事。”及出,果败,高琪惧诛。十月辛亥,高琪自军中入,遂以兵围执中第,杀执中,持其首诣阙待罪。宣宗赦之,以为左副元帅,一行将士迁赏有差。丙寅,诏曰:“胡沙虎畜无君之心,形迹见,不可尽言。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庆山奴、近侍局使斜烈、直长撒合辇累曾陈奏,方慎图之。斜烈漏此意于按察判官胡鲁,胡鲁以告翰林待制讹出,讹出达于高琪,今月十五将胡沙虎戮讫。惟兹臣庶将恐有疑,肆降札书,不匿厥旨。”论者谓高琪专杀,故降此诏。顷之,拜平章政事。

  宣宗论马政,顾高琪曰:“往岁市马西夏,今肯市否?”对曰:“木波畜马甚多,市之可得,括缘边部落马,亦不少矣。”宣宗曰:“尽括边马,缓急如之何?”阅三,复奏曰:“河南镇防二十余军,计可得骑二万,缓急亦足用。”宣宗曰:“马虽多,养之有法,习之有时,详谕所司令加意也。”贞祐二年十一月,宣宗问高琪曰:“所造军器往往不可用,此谁之罪也?”对曰:“军器美恶在兵部,材物则户部,工匠则工部。”宣宗曰:“治之!且将败事。”宣宗问杨安儿事,高琪对曰:“贼方据险,臣令主将以石墙围之,势不得出,擒在旦夕矣。”宣宗曰:“可以急攻,或力战突围,我师必有伤者。”

  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自中都议军事还,上书求见,乞屏左右。故事,有奏密事辄屏左右。先是,太府监丞游茂以高琪威权太重,中外畏之,常以为忧,因入见,屏人密奏,请裁抑之。宣宗曰:“既委任之,权安得不重?”茂退不自安,复结高琪,诣其第上书曰:“宰相自有体,岂可以此生人主之疑,招天下之议。”恐高琪不相信,复曰:“茂尝间见主上,实恶相公权重。相公若能用茂,当使上不疑,而下无所议。”高琪闻茂尝请间屏人奏事,疑之,乃具以闻。游茂论死,诏免死,杖一百,除名。自是凡屏人奏事,必令近臣一人侍立。及素兰请密,召至近侍局,给笔札,使书所言。少顷,宣宗御便殿见之,惟留近侍局直长赵和和侍立。素兰奏曰:“者元帅府议削伯德文哥兵权,朝廷乃诏领义军。改除之命拒而不受,元帅府方讨捕,朝廷复赦之,且不令隶元帅府。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,臣自外风闻皆出平章高琪。”宣宗曰:“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?”素兰曰:“臣见文哥与永清副提控刘温牒云,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,道副枢平章处分,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,毋遵中都帅府约束。温即具言于帅府。然则文哥与高琪计结,明矣。”上颔之。素兰复奏曰:“高琪本无勋望,向以畏死擅杀胡沙虎,计出于无聊耳。妒贤能,树与,窃威权,自作威福。去岁,都下书生樊知一诣高琪,言飐军不可信,恐生。高琪以刀杖决杀之,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。使其移剌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,招飐军,已而无功,复以为武卫军使。以臣观之,此贼灭纪纲,戕害忠良,实有不国家平治之意。惟陛下断然行之,社稷之福也。”宣宗曰:“朕徐思之。”素兰出,复戒曰:“慎无也。”

  四年十月,大元大兵取潼关,次嵩、汝间,待阙台院令史高嶷上书曰:“向者河朔败绩,朝廷不时出应,此失机会一也。及深入吾境,都城兵无虑数十万,若效命一战,必无今之忧,此失机会二也。既退之后,不议追袭,此失机会三也。今已度关,不亟进御,患益深矣。乞命平章政事高琪为帅,以厌众心。”不报。御史台言:“兵逾潼关、崤、渑,深入重地,近抵西郊。彼知京师屯宿重兵,不复叩城索战,但以游骑遮绝道路,而别兵攻击州县,是亦困京师之渐也。若专以城守为事,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,况公私蓄积视中都百不及一,此臣等所为寒心也。不攻京城而纵其别攻州县,是犹火在腹心,拨置于手足之上,均一身也,愿陛下察之。请以陕西兵扼拒潼关,与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为掎角之势,选在京勇敢之将十数人,各付兵数千,随宜伺察,且战且守,复谕河北,亦以此待之。”诏付尚书省,高琪奏曰:“台官素不习兵,备御方略,非所知也。”遂寝。高琪止以重兵屯驻南京以自固,州郡残破不复恤也。宣宗惑之,计行言听,终以自毙。

  未几,进拜尚书右丞相,奏曰:“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。若人使入国,私通言语,说知本国事情,宿卫、近侍官、承应人出入亲王、公主、宰执之家,灾伤阙食,体究不实,致伤人命,转运军储,而有私载,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,并的杖。在京犯至两次者,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,余止坐专差者。任议定升降。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,依格虽为称职,止从平常,平常者从降罚。”制可。高琪请修南京里城,宣宗曰:“此役一兴,民滋病矣。城虽完固,能独安乎?”

  初,陈言人王世安献攻取盱眙、楚州策,枢密院奏乞以世安为招抚使,选谋勇二三人同往淮南,招红袄贼及淮南宋官。宣宗可其奏,诏泗州元帅府遣人同往。兴定元年正月癸未,宋贺正旦使朝辞,宣宗曰:“闻息州透漏宋人,此乃彼界饥民沿淮为,宋人何敢犯我?”高琪请伐之以广疆土。上曰:“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,安事外讨。”高琪谢曰:“今雨雪应期,皆圣德所致。而能包容小国,天下幸甚,臣言过矣。”四月,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、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,寻复下诏罢兵,然自是与宋绝矣。

  兴定元年十月,右司谏许古劝宣宗与宋议和,宣宗命古草牒,以示宰臣,高琪曰:“辞有哀祈之意,自示微弱不足取。遂寝。集贤院谘议官吕鉴言:“南边屯兵数十万,自唐、邓至寿、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,兵士亦多亡者,亦以人烟绝少故也。臣尝比监息州榷场,每场所获布帛数千匹、银数百两,大计布帛数万匹,银数千两,兵兴以来俱失之矣。夫军民有逃亡之病,而国家失获之利,非计也。今隆冬冱寒,吾骑得骋,当重兵屯境上,驰书谕之,诚为大便。若俟和,则利在于彼,难与议矣。昔燕人获赵王,赵遣辩士说之,不许,一牧竖请行,赵王乃还。孔子失马,驭卒得之。人无贵,苟中事机,皆可以成功。臣虽不肖,愿效牧竖驭卒之智,伏望宸断。”诏问尚书省。高琪曰:“鉴狂妄无稽,但其气岸可尚,宜付陕西行省备任使。”制可。十二月,胥鼎谏伐宋,语在鼎传。高琪曰:“大军已进,无复可议。”遂寝。

  二年,胥鼎上书谏曰:“钱谷之冗,非九重所能兼,天子总大纲,责成功而已。”高琪曰:“陛下法上天行健之义,忧勤庶务,夙夜不遑,乃太平之阶也。鼎言非是。”宣宗以南北用兵,深以为忧,右司谏吕造上章:“乞诏内外百官各上封事,直言无讳。或时召见,亲为访问。陛下博采兼听,以尽群下之情,天下幸甚。”宣宗嘉纳,诏集百官议河北、陕西守御之策。高琪心忌之,不用一言。是时,筑汴京城里城,宣宗问高琪曰:“人言此役恐不能就,如何?”高琪曰:“终当告成,但其濠未及浚耳。”宣宗曰:“无濠可乎?”高琪曰:“苟防城有法,正使兵来,臣等愈得效力。”宣宗曰:“与其临城,曷若不令至此为善。”高琪无以对。

  高琪自为宰相,专固权宠,擅作威福,与高汝砺相唱和。高琪主机务,高汝砺掌利权,附己者用,不附己者斥。凡言事忤意,及负材力或与己颉顽者,对宣宗称其才,使干当于河北,置之死地。自不兼枢密元帅之后,常得兵权,遂力劝宣宗伐宋。置河北不复为意,凡兵皆置河南,苟且岁月,不肯辄出一卒,以应方面之急。平章政事英王守纯发其罪,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、知案蒲鲜石鲁剌、令史蒲察胡鲁谋之。石鲁剌、胡鲁以告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,仆散奴失不以告高琪。英王惧高琪与,遂不敢发。顷之,高琪使奴赛不杀其,乃归罪于赛不,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。开封府畏高琪,不敢发其实,赛不论死。事觉,宣宗久闻高琪恶,遂因此事诛之,时兴定三年十二月也。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以英王谋告高琪,论死。蒲鲜石鲁剌、蒲察胡鲁各杖七十,勒停。

  初,宣宗将迁南,置飐军于平州,高琪难之。及迁汴,戒彖多厚抚此军,彖多辄杀飐军数人,以至于败。宣宗末年尝曰:“坏天下者,高琪、彖多也。”终身以为恨云。

  移剌塔不也,东北路猛安人。明昌元年,累官西上阁门使。二年,袭父谋克。泰和伐宋,有功,遥授同知庆州事,权迪列飐详稳。丁父忧,起复西北路招讨判官,改尚辇局使、曹王傅。贞祐二年,迁武宁军节度使,招徕中都飐军,无功,平章高琪芘之,召为武卫军都指挥使。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尝面奏高琪比,语在《高琪传》。寻知河南府事,兼副统军,徙彰化军节度使。上言:“尽籍山东、河间、大名猛安人为兵,老弱城守,壮者捍御。”又言:“河东地险人勇,步兵为天下冠,可尽调以戍诸隘。”从之。自是河东郡县屯兵少,不可守矣。改知临洮府事,兼陕西副统军。贞祐三年十一月,破夏兵于羊寨。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贺曰:“塔不也以少败众,盖陛下威德所致。”宣宗曰:“自古兴国皆赖忠贤,今兹立功,皆将率诸贤之力也。”乃以塔不也为劝农使,兼知平凉府事,进阶银青荣禄大夫。四年,伐西夏,攻威、灵、安、会等州。兴定元年,知庆府事。三年,迁元帅左都监,卒。

  论曰:高琪擅杀执中,宣宗不能正其罪,又曲为之说,以诏臣下。就其事论之,人君诛大臣,而与近侍密谋于宫中,已非其道。谋之不密,又为外臣所知,以告败军之将,因杀之以为说,此可欺后世?金至南渡,譬之尫羸病人,元气无几。琪喜吏而恶儒,好兵而厌静,沮迁飐之议,破和宋之谋,正犹缪医,投以乌喙、附子,只速其亡耳。使宣宗于擅杀之,即能伸大义而诛之,何至误国如是

  部分译文

  程寀,字公弼,燕郡析津人。祖父程冀,任辽的广德军节度使。程冀有六个儿子,父子都从科第出身任职,士族们称他家为“程一举”程冀的第二个儿子程四穆,是辽国的崇义军节度使。

  程寀是四穆的小儿子。他从小就像成年人一样。二十岁时,好学,中进士甲科,累迁至殿中丞。天辅七年(1123),太祖入燕,被任命为尚书都官员外郎、锦州安昌县令,累加至起居郎,任史馆修撰,因为随军有功劳,加封少府少监。

  金熙宗时,程寀历任翰林待制,兼右谏议大夫。他上疏朝廷奏事,其大略说:“殿前点检司,自古承担殿堂环卫之责,用以使宫肃然,天子尊严,防备不测之事。臣下有幸得以接近皇上,跟从天子观阅田猎之礼。我近见陛下打猎时,所有羽卫之士和侍从之臣不分贵都能够手执弓矢驰马追逐,而圣驾驰骋于崎岖不平的沙砾之地,加之林木丛中,容易失。当天从卯时直至申时,百官才走出沙漠,唯独不知皇上车驾在什么地方。等候了许久,才有骑士来报,说皇帝已带几骑人马到了行宫。我私下认为,古代的天子出入警跸,清道以后才出行。至于楚田猎于云梦,汉校猎于长杨,都大举陈列兵士护卫,以防备非常之事发生。陛下身膺祖宗的重托,怎么能够和数骑人马独自进出于林间沙漠之中,前无斥候,后无羽林侍卫,实在不能体现出宫中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来。微臣愿陛下深思虑。以后如再举行校猎,应当事先告诫有关人员,画好围猎场的地图,详细研究是否可行,然后下令清道再出行。选择交通要道旁的比较平坦的地方,作为皇帝休息的处所,挑选忠义的心腹卫士,由亲信心腹近臣加以统率,在周围加以警卫,等候麋鹿到来之后,再骑上马追。还需事先派遣人员,搜索丛中林木,并清楚地设立标志,作为进出行走的道路。不然,只怕会留下让宗庙社稷忧虑之事。”

  他又说“:臣下读《唐史》时,见追尊高祖以下的皇帝谥号,有的多至十八个字。前宋朝大中祥符年间谥号也多达十六个字,已灭亡的辽国也依照此例,近来陛下也接受了‘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’十个字。臣私下认为,人臣以归美报上为忠,天子以追崇祖宗为孝。太祖武元皇帝接受天命开启帝基,八年之间,包有天下,功德茂盛,史无前例,却只谥为‘武元’二字,理实未妥,怎么能昭示于未来?臣愿陛下诏令有关方面定议谥号,也许能够上慰祖宗在天之灵,使之光芒万丈,传至无穷。”

  又说“:自古以来天子都有巡狩四方的惯例,无不因事而行。或者视察民间风俗,或者审理各种冤狱,或访问民众疾苦,以布施恩德,这都是巡狩的含义。国家初兴,唯恐郡国新附民众,弃本逐末,仍依照旧时陋习,奢侈诈作伪,或者有审理不清的冤狱,官吏滥施刑罚,或者劳役无穷无尽,使四民各失其业。如今圣驾省察四方,将依照古代惯例行事,臣下愿天心照一切,委派大小官员,端正民风民俗,或者设立匣箱,以听人投诉申冤,或派遣使者巡视郡国,访问民情听理上告,这都是古代巡狩应办之事。以前汉昭帝慰问民众疾苦,光武帝访求民众灾难,这样就民和气顺,天下太平可坐而待之了。”

  又说:“臣听说,高明的医生不是观察人长的胖瘦,而是诊察他的脉络是否有病而已。善于观察天下形势的人不是光看天下是否安宁,而是看法令制度是否理顺而已。天下也就如同一个人,安危也就像人的胖瘦,法令制度就如同人的血脉,血脉没有毛病即使长得瘦也不要紧,血脉有病即使长得肥胖也是危险的。所以,人的四肢虽然齐全无病,也不足以此而有恃无恐,关键在于血脉。天下虽然安宁,也不足以夸耀,关键还在于法制如何。尚书省,是天子的喉舌之官,制定法制的机构。臣下愿皇上诏令尚书省官员,严令和督责百官,各尽其职,以立国家法度。如果吏部天官以举荐贤能,黜退不肖之徒为己任,就能使升降有章可循,选任合适官员,则法度立而民受其利,前代的兴亡,没有不是因此造成的。”

  又说“:舜帝没有告知父母而娶了娥皇女英二妃。帝喾娶了四个王妃,以配合天上的四星。周文王有一位王后、三位夫人,嫔妃若干人。所以选求淑女以充实后宫,是帝王的制度。但是女子无论美丑,入宫以后容易产生嫉妒之心,陛下如果想要多子女,不能不知道这种情形并事先加以告诫。”

  又说“:臣下见本朝富有四海之地,礼乐制度,无不粲然一新。但宫中的制度,尚未严密。普通吏人兵士之,都能任意出入其中,没有人加以检查,以至于好坏混杂而无区别。虽然制定一些令,但久未执行,实在不符合严格卫、申明法令的本意,这种情况,陛下不能不知道,一定要严加执行。”

  他奏疏送上以后,皇帝十分赞赏并加以采纳,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增上太祖谥号的事情。皇统八年(1148)十二月,程寀由翰林侍讲学士改任横海军节度使,又转为彰德军节度使。死于任上,当年六十二岁。程寀为人刚直耿介,不阿谀奉承权贵以希图进取,有古代君子的风度。

  任熊祥,字子仁。他八代祖任圜,是后唐的宰相。任圜的孙子任睿,跟随石晋北迁,因而成为燕人。任熊祥是辽国天庆八年(1118)的进士,当了枢密院令史。金太祖平燕以后,将燕郡给了宋人,任熊祥因而到了汴京,被任命为武当郡丞。宋朝法令规定,刚归附的官员不理政务,任熊祥便对郡守杨皙说:“既然不参预政务,请求只给我半俸来奉养双亲。”杨皙虽然没有答应,但很喜欢他的清廉。

  金人攻占了均州和房州以后,任熊祥又到了金朝,重新被任命为枢密院令史。当时,西京留守高庆裔代管枢密院事,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命令,任熊祥也不阿谀奉承他。后来杜充、刘薚同知燕京行省,法制不统一,经常产生异议,任熊祥经常在中间调解处置。后来他历任深州、磁州刺史,开封少尹,行台工部郎中,同知汴京留守事。天德初年,任山东东路转运使,又改任镇西军节度使。当时,朝廷命令徐文、张弘信讨伐东海县,张弘信有意逗留,宣称有病不肯前去,被责打二百杖。任熊祥被任命为会试主考官,他以“事不避难臣之职”作为赋题。当在朝廷御试时,他又以“赏罚之令信如四时”作为试题,海陵王大喜,任命他为翰林侍读学士。

  大定初年,他出任太子少师。当时契丹贼人窝斡窃用王号,北部连连用兵不止,皇帝深感忧虑,下令公卿百官商议进行招抚或讨伐的意见。众人有不同看法。任熊祥进言说:“陛下忧虑劳困民众,连连用兵,不如用恩惠和信义来招抚感化他。”皇帝问“:谁可以充当使者?”任熊祥说“:微臣虽然年老,但凭借国家的威灵,还能充任前往。”皇帝说:“卿已年老,不需再烦你了。”大定七年(1167),又告退回家。任熊祥以事奉母亲孝顺而闻名。母亲去世时,他已经七十岁了,停食三天,人人都称赞他。后死于家中。

  王翛,字翛然,涿州人。皇统二年(1142)中进士,由尚书省令史任同知霸州事。累迁至刑部员外郎,因为替故人说情而获罪,被责打四十杖,降任泰定军节度副使。四迁而任大兴府治中,被任命为户部侍郎。金世宗对宰臣说“:王袺过去当外地官员时,以刚直而闻名。而今听说专门替人减免罪刑以积德,各种事情他都不按法令而从轻处理。又善于侥幸以偷安,如果真是刚直的话,就应当为国家而忘记自身,公正而不偏颇,何必卖法来求得福佑呢?”不久任命他去赈济密云等三十六县猛安的民户,他多请了三万多石的粟米,被尚书省参奏而降了一阶官阶,出任同知北京留守事。皇帝说“:人们多认为王袺是名有才干的官员,依我看法,他凡事不肯尽力去办,只不过是个老巨猾的人罢了!”大定二十四年(1184),改任辽东路转运使。一年多以后,又改任显德军节度使。因为他在转运使的任上曾强扯硬拉侮辱仓使王祺致死,追降两级官阶解除现职务,并被命令打七十杖,降任郑州防御使。

  金章宗即位,又提升为同知大兴府事。审录官员上奏说,王袺在担任显德军节度使时,廉洁刚直,军吏们都服从命令,遵纪守法,没有发生争执诉讼。于是,被提升为礼部尚书,兼任大理卿。他出使宋朝回国之后,正值朝廷要改葬太师广平郡王徒单贞。徒单贞是金章宗母亲孝懿皇后的父亲。皇帝打算引用前代旧例,赐予班剑、鼓吹和羽葆等仪仗护卫。宰臣因为徒单贞是因参与刺杀金熙宗而被杀的,感到很为难。于是,皇帝下诏让礼官们提出看法。王袺上奏说“:晋朝埋葬丞相王导时,给予前后部的羽葆、鼓吹、武贲、班剑百人。唐朝以来,皇帝的仪仗使用班剑,王公以下的大臣使用的仪仗并无班剑,兼用羽葆也不是适宜臣子使用的,国朝以来埋葬大臣也没有采用过。”皇帝事先已经知道唐朝在安葬大臣李靖等人时都用了班剑和羽葆,便生气地说:“过去典故没有的,固然可以遵从,但使用了也并不过礼。”有一天,章宗诏令王袺和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张韦到殿门来,对他们说:“朝廷中的事情,你们这些谏官、礼官也应当加以争辩和分析。小民百姓的言论可以采纳的,我尚且听从,何况你们呢?自今以后在朝中议事,不能够都附和尚书省的意见。”

  明昌二年(1191),改任知大兴府事。当时许多僧人喜欢到各贵戚家里去游串,王袺十分厌恶,于是止僧人午后走出寺院。曾经有位僧人违犯了令,皇姑大长公主来替他求情,王袺说:“有皇帝的命令,立即可以放掉他。”于是,他立即召来这位僧人,打了一百杖致死,从此京城肃然。后来,他又因故意放纵罪人而获罪,又被削去官职。第二年,皇帝特别任命他为定海军节度使。并对他说:“你的性格过于刚直,随着自己心意办事,因而自陷于刑罚。你在年底被降职,我念你任职久,颇有主见,所以特地把你从遭罪贬谪之中提拔起用,授以现职。况且那个地方年成歉收,民众饥荒,盗贼众多,你必须仍用熟悉情况的旧人加以镇守和安抚,才能使地方安宁和得到治理。希望你尽力而为,以图后效。”不久,他便上表请求退休。皇帝说“:王袺是个能干的人,国家的事情他出力很多。”因而不许可。后来,王袺又再次请求,这才答应了。泰和七年(1207),死去,时年七十五岁。

  王袺情刚直严厉,遇事果断,官员和民众都害怕他的威严,就是有权势的豪强们也不敢触犯他。承安年间(1196~1200),知大兴府官员出缺,皇帝对宰辅大臣们说“:要选用很有风度和气魄的就像王袺这样的官员当这个职务。”他就是这样被皇帝所深知。

  范拱,字清叔,济南人。九岁就能写文章,尤其深通《易学》。北宋末年考取进士,任广济军曹,权邦彦任用他为书记,管理学校方面事务。刘豫镇守东平时,范拱撰写了一篇谒庙的文章,刘豫读后感到惊讶,十分赏识他。范拱便向刘豫进献了《六箴》。

  齐国建立后,范拱累迁任中书舍人。他上奏了《初政录》共十五篇:一为《得民》,二为《命将》,三为《简礼》,四为《纳谏》,五为《远图》,六为《治》,七为《举贤》,八为《守令》,九为《延问》,十为《畏慎》,十一为《节祥瑞》,十二为《戒雷同》,十三为《用人》,十四为《御将》,十五为《御军》。刘豫很赏识他的这些意见但并不能完全采用。过了许久,被任命代理尚书右丞,又进升为左丞,兼任门下侍郎。

  刘豫实行收取什一税的方法,名为古法,实际上是搜括民众,加上刑法严厉峻急,官吏们因而十分残暴。民众久遭兵灾,就更加贫困,许多人又被判罪入狱,境内百姓苦不堪言。右丞相张孝纯和范拱的哥哥侍郎范巽,竭力进言说明这些办法的弊端,请求仍实行履亩而税的方法,刘豫不肯听从。范巽还因此而被贬了官,从此以后没有人敢进言。范拱说“:我如果进言的话就会被认为和哥哥是同,不进言百姓就会困苦不堪。我既然参与朝政,就要为百姓而进谏。”于是,他便上疏向刘豫进谏,大意是说:“国家以宋朝因重敛而亡作为教训,采用什一税法,本意在减轻民众负担,而官吏们实行的过于严急,使民众违犯令,这不是国家长久实行的良策。”刘豫虽然没有立即听从,也并不处罚他。范拱便让刑部上奏各路以税抵罪的总人数多达一千多人。刘豫见人数太多,便更改为五等税法,但民众仍然认为赋税过重。

  齐国被废以后,梁王宗弼主管行台省事,范拱是他的属官。宗弼访查对民众有利和有害的事情,范拱请求减少百姓的赋税,宗弼听从了,百姓所纳的赋税减少了三分之一,民众这才获得息之机。范拱不轻易赞誉别人,但对有才干的人都加以举荐,李南、张辅、刘长言都是范拱举荐的。刘长言从汝州的郏城县酒监被提升为行台省郎,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被提升的,范拱自己也绝口不谈。后来,他因久病而请求到近郡任职,被任命为淄州刺史。皇统四年(1144),以疾病为由请求退职,于是以通议大夫名义退休。他静居书室读书,很少和子交谈。

  金世宗在济南时就听说了他的声名。大定初年,范拱上疏奏事。七年(1167),朝廷征召他入朝,任命为太常卿。负责有关郊祀的事务。有人进言说,过去历代建都于长安和汴京、洛,所以确定泰山、华山等为五岳,如今既然定都燕京,应当另行确定五岳的山名。寺中的臣僚们以《诗经?嵩高》疏中有“周朝建都酆镐,以吴岳为西岳”的话为据。范拱认为不对,他在奏议中说:“轩辕皇帝居于上谷,在恒山之西,舜帝居于蒲坂,在华山之北。以此而论,并没有根据所定居的都城而改变五岳的祭祀山名。”后来也就确定不改变祭祀的山岳。范拱曾经说“:礼官应当遵守礼法,法官应当遵守法令,像汉代的张释之可以说是能够真正守法的人了!”所以他所说的意见也就成了确定不可改变的。大定九年(1169),他又再次退休,死在家中,年纪七十四岁。

  杨伯雄,字希云,真定藁城人。八世祖杨彦稠,后唐清泰年间,任定州兵马使。后来跟随后晋国君北迁,便居住在临潢。他的父亲杨丘行,任太子左卫率府率。

  杨伯雄在皇统二年(1142)中进士,海陵王留守中京时,杨丘行在那里当幕府官员。杨伯雄前来省亲,海陵王见到之后,十分器重他。过了许久,他被调任韩州军事判官。有两个盗贼装成商人,说是受到旅店主人的欺负,一同跑来州衙中陈诉,其实是想挟迫杨伯雄。杨伯雄细心地觉察到他们的诈,便将他们抓起来审问,一起抓获了他们的同十多人,一郡人都惊讶和敬服。又升任应奉翰林文字。当时,海陵王执政,他自以为和杨伯雄是旧相识,便吩咐他时常到自己家里走走。杨伯雄应许了但并不去。有一天,海陵王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,他回答说:“君子受知于人就应当以礼而进,依附于别人四处钻营,不是我平素的性格。”从此,海陵王更加厚待他。

  海陵王篡位自立后,过了几个月,提升他担任右补阙,改任修起居注。海陵王急于求得国家大治,经常和他谈论到深夜。曾经问道:“国君治理天下之道,以什么为贵?”杨伯雄回答说“:贵静。”海陵王听后沉默不语。第二天,又问他说:“我迁徙了诸部猛安分别驻守边境戍镇,前夜的回答是不是认为这种做法不合乎静的?”回答说:“移兵以分驻边境,使之能够南北相互联系,这是国家长久之计。我所说的静,是指不扰民。”二更时分,又询问杨伯雄有关鬼神的事情。杨伯雄进言说“:汉文帝召见贾谊,夜半时分,向前移动坐席,不询问有关百姓的事情而问鬼神之事,后世人颇以此来讥笑他。陛下如果不认为我学识浅陋愚昧无知的话,希望能够问及治理天下的大计,鬼神之事我不曾学过。”海陵王说“:你只管随便说说,以减轻夜间的困倦罢了。”杨伯雄无可奈何,便说:“臣下家里有一卷书,里面写有人死后复活的故事。人们便问地狱中的官员,怎样给以免罪。回答说,你设一本历,把白天所做的事情,在夜里记录下来,凡是不能写上去的就是不应当做的事情。”海陵王听后,脸色变得庄重起来。夏天时,海陵王登上瑞云楼乘凉,他让杨伯雄作诗。诗的末章写道:“六月不知蒸鰘到,清凉会与万方同。”海陵王看后很高兴,拿给身边的人看并说:“伯雄一说话就忘不了进行规劝,当臣子的就是应当这样啊!”再迁为兵部员外郎。守父丧,服终起任翰林待制,兼修起居注。迁任直学士,再改任右谏议大夫兼任著作郎,修起居注如故。

  皇子慎思阿不去世,伯雄因和他一起值班的同僚私下议论而获罪受责罚,话语写在《海陵诸子传》中。海陵王商议南征江南时,杨伯雄上奏说:“晋武帝平吴时也都是任命将帅出征,何必亲自总领军队?”海陵王不听劝谏。于是,免除了他修起居注的官职,也不再召见他。

  大定初年,被任命为大兴府少尹,因服母丧而离职。显宗当皇太子时,挑选东宫的属官,张浩向他推荐杨伯雄,于是在服后被起用任少詹事。杨伯雄哥哥的儿子蟠担任左赞善,他们进谏时言听计从,当时的舆论都以此为荣。杨伯雄收集了古代的太子贤能的和不肖的事迹,写成一部书,书名叫《瑶山往鉴》,进献给朝廷。这本书和他又进献的《羽猎》、《保成》等箴言,都受到朝廷的嘉奖和采纳。又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、翰林直学士。正遇到太子詹事职务缺人,宰相又举荐杨伯雄担任。皇帝说“:伯雄不能离开我的身边,而东宫也需要他去辅导。”于是任命他为太子詹事兼谏议大夫。

  大定六年(1166),皇帝巡幸西京,准备顺道到凉陉去避暑。杨伯雄领着谏官们一起进宫劝谏。皇帝说“:让我再慢慢考虑。”而杨伯雄仍然劝说个不停。同僚们都已经引退出去了,杨伯雄又过了很长时间才起身告退。当年到了凉陉,在巡行过程中果然出现了疏漏和失误。皇帝又回想起杨伯雄说过的话,当回宫以后,任命他为礼部尚书,并对身边的近臣们说:“群臣之中有才干有气度的人不少,但没有人像伯雄那样忠实。”皇帝又对伯雄说:“龙逄、比干都是因为忠谏而死的,如果他们能够遇到明君,怎么会这样呢!”杨伯雄回答说“:魏征愿意成为良臣,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遇到明君啊!”于是,皇帝对着宰相们说:“《尚书》上说:‘你们不要当面表示听从,离开以后又另有说法。’我和你们一起治理天下,事情可不可行,应当立即当面陈说。卿等位居卿相,正是行道扬名之时,如偷安自便,侥幸于一时,如何向后世代?”群臣都高呼万岁。

  大定十二年(1172),杨伯雄改任为沁南军节度使,又召回朝廷任翰林学士承旨。丞相石琚退休时,皇帝问他:“谁能替代你?”石琚回答说“:伯雄可以。”当时人议论都认为石琚举荐得人。朝廷又任命杨伯雄代理詹事职务。他知无不言,提出了许多匡助朝政的好见解。后来宫廷中的官员有狡诈善变的人时,人们便必定以称赞杨詹事的正直来使他羞。后被任命为定武军节度使,改任平尹。起先,张浩曾经在平任职,有仁政。杨伯雄当了平尹后,百姓们都称颂他,并说:“前有张,后有杨。”又改任河中尹。死时六十五岁,谥为庄献。他的弟弟叫伯杰和伯仁,族兄名伯渊。

  萧贡,字真卿,京兆咸人。大定二十二年(1182),中进士。调为镇戎州判官、泾县令、泾州观察判官。补为尚书省令史。依照旧规定,必须试补两个月以后才正式补用。萧贡到尚书省只试用几天,上司就认为他有才干,当即正式补用他。后晋升为监察御史。提刑司上奏说,萧贡在泾州时有美政,因而被升任北京转运副使。双亲年老,便回家归养。

  左丞董师中、右丞杨伯通举荐萧贡有文学才能,被任命为翰林修撰。萧贡上书朝廷说:“近年的弊端,在于选拔人才不注意器度见识和品行,只要善于写文书、不涉及吏议的就是能干。用人时不注意因才任职,只拘泥于资格加以任用。爵名重器的赐予不慎重,人人怀有侥幸之心。选用守令不重视真才实学的人员,民众遭受其害。希望朝廷提拔真才以振改浅薄的习俗,考核功绩才能以确定职务功业,慎用名器以抑止侥幸之心,注重守令的选用以厚邦本。然后政令和教化可行,百事可举了!”皇帝下诏让文臣们写一篇《唐用董重质诛郭谊得失论》,萧贡所写的被评为第一名,获得皇帝赏赐的上等缯帛四端。萧贡评论当时治政方面的五弊、开言路方面的四难,言辞恳切,被改任为治书侍御史。守父丧,服丧期重新任用,后改任右司员外郎,不久又转任郎中,升国子祭酒,兼太常少卿,他与陈大任一起修订《辽史》。又改任刑部侍郎,历任同知大兴府事、德州防御史,三次升迁任河东北路按察转运使。

  大安末年,改任彰德军节度使。因“兵起不能守住城池,亡失百姓”的罪名,被降为同知通远军节度事。不久,又改任静难军节度使,历任河东北路、南京路转运使、御史中丞、户部尚书。南京戒严时,被指责军储物资缺乏治罪,皇帝下诏释放他不予追究。兴定元年(1217)退休。元光二年(1223)去世,谥为文简。萧贡好学,读书到老也不倦怠,注有《史记》一百卷。

  温迪罕缔达,通习经史,从女真字开始任官,累迁至国史院编修官。起初,丞相希尹创造了女真字,并设立学校,让讹离剌等人任教。后来读的人越来越多了,他就转为学习经史。原先纳合椿年、纥石烈良弼都是从这条路后来直当到丞相的。温迪罕缔达被认为是最深此道的。大定十二年(1172),朝廷下诏要缔达所教的学生学习做诗和策文,如果写得有文采的,就根据才学加以任用,自愿继续学习的也听从选择。大定十三年,设女真进士科。当年,徒单镒等二十七人中进士。十五年,温迪罕缔达升任著作佐郎,和编修官宗璧、尚书省译史阿鲁、吏部令史张克忠一起翻译和注释经书。累迁任秘书丞。

  大定十九年(1179),改任左赞善,因母亲年老请求离职归养。显宗派内直丞六斤对温迪罕缔达说:“赞善,开始时并未任命你当这个官职,皇上对我说:‘我得到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,学问博通,应该让他来辅导你有关德义方面知识。’过了几天,任命你当了赞善。我自以为亲身受到有关德义方面的教益,不胜欣喜。你现在还不能离去,不要心中为难。”过了许久,转任翰林待制,死于任上。明昌五年(1194),追赠为翰林学士承旨,谥为文成。

  张翰,字林卿,忻州秀容人。大定二十八年(1188)中进士,调任隰州军事判官。有人诬告一家兄弟三人拦路抢劫,张翰暗访得知真实情况,就向州里说明并释放了他们。历任东胜、义丰、会川县令,补任尚书省令史,又任户部主事,升为监察御史。服母丧,服终,调任山东路盐使。服父丧,起复任尚书省都事、户部员外郎。大安年间,平章政事独吉思忠、参知政事承裕行省戍守边境,张翰任左右司郎中,由于意见不一致,处置不得法,张翰多次力争不被采纳。承裕被逮捕后,卫绍王知道张翰事先已经提过不同看法,便召见他并加以安慰。改任知登闻鼓院,仍兼原来职务,又升为侍御史。贞祐初年,任翰林直学士,充元帅府经历官。中都戒严时,调度有方,改任户部侍郎。

  金宣宗迁都汴京,张翰规划筹措粮草并随从至真定,他上书皇帝进言五事:“一为强本,也就是要聚集兵士、迁徙豪强,以充实南京。二为足用,也就是说应当依照蔡州、汴河的旧渠道来通漕运。三为防,就是应当聚集义军,发给官印,让他们相互统帅,以使内部安定不致反复。四为省事,是说县、邑不能自保的应当加以合并,既可减少官员人数,又便于防盗。五为推恩,也就是应当广施恩惠,以示天子所在地值得庆幸的意思。”皇帝略加施行了。

  张翰一向善于治理烦难的事务,每到一处就办理得有条不紊。升任河平军节度使、都水监、提控军马使,不久又改为户部尚书。当时,刚迁都南京,各种事情正是草创阶段,张翰处置得有条有理。当年去世,谥为达义。

  张行简,字敬甫。他聪明而又苦学,博通经史。大定十九年(1179)考中第一名进士,被任命为应奉翰林文字。因母亲去世而服丧,葬母于益都,闭门读书,没有人能够见到他。服丧期,恢复原职。金章宗即位后,转任修撰,进读上奏朝廷的奏疏等,代太常博士。夏国派使者前来慰问,准备在皇帝去世的灵殿举行祭祀。张行简说:“他是被派来访问的,不是专祭的使者,不能这样。”朝廷商议准备广赐给高丽物品。张行简说“:近时我国派使者前去报丧,他们因一些小事加以阻拦,况且出言不逊,必须等移问的文书答复之后,再广赐不迟。”徒单克宁认为他说得对,对他十分器重。又转任翰林修撰,和路伯达一同进读上奏的疏文。累迁至礼部郎中。

  司天台刘道用修改了新历法进上朝廷,皇帝下诏让学士院重新确定历法的名称。张行简上奏说,请再校正和测验一段时间,等以后月食时计算得没有差错,然后再赐给历名。皇帝诏令翰林侍讲学士怀英等人再行校正。怀英等校定刘道用上奏的新历:明昌三年不设闰月,就将闰月作为三月;二年十二月十四,金星和木星都在危十三度的地方,而刘道用的历法是在十三,相差一天;三年四月十六夜里发生月食,新历计算的时刻和实际月食时刻不同。刘道用没有考察和检验古今的记载,也没有经过事实的验证,轻率进上朝廷,不能使用。刘道用被判了一年徒刑先关押后被赎出,任长行的彭徽等四人各被责打八十杖后罢免。

  群臣多次请皇帝上尊号,章宗不答应。当准备下诏书颁布天下时,张行简上奏说“:往年饥民遗弃子女,有的送给人家收养,后来朝廷下诏让官府为他们收养或赎回,有的其父母衣食稍微充裕之后,就又去领认,官府也就判还给他们。从此之后,灾荒年景,孩子亡于道路之上,没有人肯去收养,许多人因而饿死和病死于沟壑之中。我见近代发布的救灾诏书,上面都写上‘以后不得复取’的字样,如今请仍依照施行。”皇帝赞同他的话,令中书省照办。过了许久,张行简又兼同修国史,又改为礼部侍郎、提点司天台,直学士、同修国史如故。

  张行简进言说“:唐朝制度,仆、宰相上任时,百官通班祝贺,仆、宰相降阶答拜。国朝的皇太子在正月初一、生日时,三师、三公、宰相以下官员同班前往拜见祝贺,皇太子站立接受拜贺然后答拜。而现今尚书省正副主官上任之,分为六品以下官员排为一班拱手祝贺,正副官员坐而答礼;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员上堂拱手祝贺,正副官员也是坐着答礼。我认为身体坐着举手答礼,近于坐下接受祝贺。这样,正副官员接受祝贺的礼仪,比皇太子还隆重,恐怕于理不妥。区别事情的大小,这是礼仪方面的重要问题,请让宰执官员上任之时,令三品以下官员同班祝贺,宰执官员起立,依照见三品官的仪式拱手答拜。”皇帝说:“这种事情怎么不早些加以区分和纠正呢?或者是都省擅作主张的,卿所论极是。”张行简回答说“:礼部曾经参考古今的礼仪,拟定了各种仪式,但省廷不肯听从,便更改以后上奏了。”皇帝将张行简的意见尚书省商议,于是照他办法实行了。所以宰执们上任之,三品以下官员一起向他祝贺,宰执们起立答拜的礼节,是从这时开始实行的。

  张行简又在和皇帝对问时,论及典章制度的故事是一门学问,请求在太常博士下面设置两名检阅官员,让精通礼学但资历较浅的人担任,等资格比较深了就升为博士。又说“:现今虽然有国朝所编的《集礼》,可是有关食货、官职、兵刑沿革等方面,都尚未成书,请求编成会要,以传于后世。”承安五年(1200),他被升任侍讲学士,同修国史、提点司天监如故。

  泰和二年(1202),他担任了给宋朝国君生日祝寿的副使。皇帝召见了正使完颜瑭,告诫他:“你过境以后不要喝酒,各事听从张行简的。”又对张行简说“:宋人行礼时,喜欢关注一些细节问题,如果有不合适的,都应加以纠正,凡是旧例有的不能不办。”接着又说“:我听说以前派去的使者过淮河时,往往到中,就在分界线争渡船,这实在非礼,你自己事先告诉船工,并且对宋国使者说:‘两国和好久,不要争论细节小事伤了大体。’多说几遍,让他们都知道我方意图。”泰和四年,又下诏说:“每当奏事时,必须让张行简常在身边。”

  泰和五年,群臣又上疏请皇帝上尊号,皇帝不答应,让张行简写诏书做批答,同时又询问他宋朝的范祖禹曾经写了《唐鉴》一文论述上尊号的事情。张行简回答说“:司马光也曾经反对上尊号的事情,不过文章没有范祖禹的言词深刻,范认为臣子在皇帝活着的时候就给国君上谥号,颇令人想起伤感的事情。”皇帝说“:你就用范祖禹的意思加以回答,并且说,太祖虽然有尊号,太宗却没有接受过。”张行简要求写文词时不拘泥于用对偶句式,引用范祖禹的一些看法来说明问题。皇帝答应了,这篇诏文写得深刻而有雅意,是一篇很好的代言体文章。

  后来,张行简改任顺天军节度使。皇帝对张行简说“:你过去没有治理过民众之事,如今前往保州,这里民情伪,难以一时揣测,怎样治理比较合适?”张行简回答说“:微臣遵奉法令,不敢违背,狱讼之事,以详情细察,管好官吏,抑制豪强猾之徒,以安定为主,大概能有所成就吧!”皇帝说:“你到任半年或一年后,将所了解到的利害方面重要问题上奏。”张行简到保州以后,上书奏说:“近些时候,收官田给军队所用,早已定过。有再来请求另外拨给的,也都按照要求给予,这事至今不停。但这些名为官田,其实是收取民田送给的,夺民与军,只会开启争端。我所管辖的地方已拨给深泽县田地三百余顷,但又来报告说水淹和沙碱地有三分之二,如果全部听从,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我认为应当确定一个期,不允许再求告为便。”皇帝将奏书批下尚书省议定,尚书省奏请:“如实有被水淹和因河岸崩塌不能耕种的,由本路和运司的佐官查验,尚书省批给按察司复核无误后,再行改拨。如沙碱地贫瘠,应当照已拨为定。”皇帝批示“:可以。”

  泰和六年(1206),召回任礼部尚书,兼侍讲、同修国史。秘书监送上《太一新历》,皇帝诏令张行简校定。七年,皇帝派中使冯贤童送来一封封好口的御书给张行简,信上说:“朕念及镐、郑二王违背天理,自遭灾祸。草草葬于郊野,已历多年,朕十分痛惜。想追改恢复原来爵位,备礼改葬。卿可详细查阅唐贞观年间追赠隐、巢,以及前代故事,密封奏闻。”又说“:我想让石古乃在威州选择地方埋葬,按时令进行祭奠,同时让卫王从几个孩子中选一人立为郑王的后嗣,认真祭祀。此事既已实行,以理必须下诏,你可草写一封诏文,大体写就后一起封好进上。”张行简便将汉朝淮南厉王刘长、楚王刘英、唐朝隐太子建成、巢剌王元吉、谯王重福的故事一起进奏,并写好了诏书同进,于是加以施行。累迁至太子太保、翰林学士承旨,尚书、修史如故。

  贞祐初年,转任太子太傅,他上书谈论议和一事,大意说:“东海郡侯曾经派人来商定议和,因计较一些细节,拖延不决。如今都城危急,怎能拒绝。臣愿陛下再加考虑,暂且包容荒垢,以救生灵。或者如同辽、宋,同为敌国,每岁送去币帛,或二三年送一次。要选派忠诚干练的人员,前去议和,大概可以成功,这样可以缓解目前困境。”当时,百官们的议论,虽然有所差别,但大体以和为主。庄献太子去世后,宫中不设师傅官员,张行简被升为翰林承旨,二品,以示优宠,其余所兼任职务如故。

  三年七月,朝廷预备秋天防敌的器械,下令内外官员不论服丧或退休在家的,都要预备弓箭。张行简上书说:“弓箭不是通常使用之物,那些家境清贫以及中下级官员,服丧退休者,哪会有所规定的兵器。如今以军期规定,只能修补残破损坏的,以求应付命令而已,这和仓促制造出来的有何区别?如果在各州郡和猛安谋克人的家里收取,选择优良的购买下来,不够的部分,让有关部门按价购买,这样就能不扰民而事情可以办好。”左丞相仆散端、平章政事高琪、尽忠、右丞相贾益谦也都说:“服丧和退休的人可以免去。”代理参政乌古论德升说“:官员们长期享有爵位俸禄,战事兴起以来,对国家没有一点裨益,况且如今事情已确定并在实行中,再为更改,怎么取信于天下?”这次争议结果,那些服丧和退休在家的官员因而得以免除。当年,张行简去世,赠封银青荣禄大夫,谥为文正。

  张行简品行端正,办事细心谨慎,被皇帝所知遇。他从初入翰林院到太常寺、礼部,终身掌管贡举官员的要职,缙绅们都以此为荣。他和弟弟张行信同居几十年,没有人说过闲话。所写的文章有十五卷,《礼例纂》一百二十卷,有关会同、朝献、。。舉祭礼、丧葬等事,均有记录,同时还有《清台》、《皇华》、《戒严》、《为善》、《自公》等书,都收藏在家里。

  刘炳,是葛城人。每次读书,看见古代为国家万世安定谋划策略的忠臣烈士,就赞叹仰慕。贞祐二年(1215)中进士第,当天上书皇帝分列了适宜做的十件事:

  “其一曰:任用诸王来安定国家。我看过去几年,王师屡战屡败,大都是自己先输。太平的日子长了,人民不懂军事,将帅没有才能,既没有平定患难的谋略,又没有效力至死的节,对外假托做事谨慎的美名,内心为自己的安全打算,挑选勇猛果敢的跟随自己,委派疲惫懦弱的到阵前战,阵势稍有移动,望尘先逃,士卒跟着跑而大败。朝廷不加追问,只是增加兵力。因此法度益混乱,仓库空虚,市井衰败,土地缩。从圣驾南迁,远近相望,更无斗志。官吏把在河北任职当作不幸,徘徊退避,没有人敢前进。从前唐天宝末年,洛、潼关相继失守,皇帝夜逃,如果不是太子返回灵武,统帅诸将,那么西行的人将老死在剑南。我希望皇上把各王中杰出的人选出来,统领天下兵马,驻军北方重镇,向远近地区传递檄文,警告有关军政要事。那么四方闻风者都将自奋,前死不避。抵御敌人的困难,无大于此。人们可用勇气激励不可用力强制,一卒先登,则万夫齐奋,这就是古人首先以身作则然后威严发令的原因。

  “二曰:取得人心来稳固基业。天子给人恩惠,不在于给予,在于消除他们共同的忧患,按他们所需利益来给他们好处。如今艰危之后,有必要施加恩惠,根据他们想要安定而慰抚他们,那么忠诚亲近皇上之心意,应当比前更浓。我希望皇上放宽赋役,对发出的号令讲信用,凡事不利的一切停罢。常派重臣巡行郡县,邀请长者,问他们的疾苦,选拔廉正,罢黜贪婪,拯救贫穷,救济孤独,勤勉以得到安定,那么他们就会效忠徇义,没有二志了。所以说,安民可帮助行义,危民容易引发叛,请皇上留心。

  “三曰:广收人才以备用。准备御寒的人必求貂狐,到远处去的人一定要养骐骥。河南、陕西皇上亲临,应当有用来大慰士民之心的作用。其中有行被民敬仰的,稍提拔任用,日常可以劝勉风俗,缓急可以备有驱敌之策。昭示新恩,转变百姓的看法,心里想着天下人的想法。

  “四曰:选拔守令以安百姓。郡守、县令,天子治理国家所凭借,百姓维护生存所依靠的人。如今百姓疲惫,官吏昏庸,无安民利国之才,贪暴昏,与民做易,公家给予斗粟之赋,私人占有万钱的贿赂,远近吵闹,没有告发的地方。自今不是才器过人、政绩卓异的,不可以在郡县任职。亲勋故旧,虽声望高资历深,也不可用为长吏。那么贤者因为特殊地使用他感到高兴,增尽其能,不贤的人惭愧羡慕而自然受到激励。

  “五曰:褒奖忠义以励臣节。忠义之士,奋身效命,力尽城破也不稍微屈服。事定之后,有司忽略不加察看,弃职的用恩惠宽免给予关心,而为事死节的人反而不见记载,天下还有什么用来仰慕畏惧,而不为自己安全打算的人呢?让做臣子的都知道死节没有好处,遇到危险可以苟且求全,实在不是国家的利益。

  “六曰:从事农业来广蓄积。这是最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方法,当今最紧急的任务。

  “七曰:推崇节俭以省财用。现在国内贪乏耗尽,田地荒芜,停止奢侈提倡节俭来延缓养民之急,没有比这先需要做的了。

  “八曰:去掉冗食来助军费。战之后,人员死亡十有四五,郡县官吏像往常一样设置,实在不是详查权力挽救弊病的方法。

  “九曰:整顿军务以习守战。自古名将以谋略取胜,训练士卒,故可使赴汤蹈火,百战不殆。孔子说:‘用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兵作战,这叫抛弃他们。’兵法说‘:兵器不锋利,是把他的士兵送给敌人。士兵不反复训练,是把他的将送给敌人。将不知兵,是把他的主送给敌人。主不选将,是把他的国家送给敌人。’怎么能不慎重呢!

  “十曰:整修城池来准备守御。保障国家,只有都城和附近数郡罢了。北方之地失守,这就没有河朔一带了,黄河怎么能够足以凭借呢。”

  书奏上去,宣宗感到惊奇。再次考试问他说:“河北城镇,什么方法可以保住?兵民杂乱居住,什么方法可以使他们和睦?纸币制度如何贯彻?物价怎样才能平稳?”刘炳的回答大略是慎重选择守将那么城邑可以巩固,兵不侵扰百姓就可以使兵民和睦相处,聚集分散,相互平衡那么纸币制度可以通行,奖励农业减少赋税那么物价可以平稳。宣宗虽对他说的感到惊异,但是不能采用,只给他补个御史台令史罢了。

  评论说:刘炳可谓是会说的人。宣宗召见廷试而他没有言辞失当,仅拿个台令史来奖赏他,这足够提高士气吗?

  术虎高琪,或写成高乞,是西北路猛安人。大定二十七年担任护卫,转为十人长,出任河间都总管判官,又召回任武卫军钤辖,升为宿直将军,授为建州刺史,改任同知临洮府事。

  泰和六年(1206),讨伐宋国,他和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防备巩州诸镇。宋军一万多人从巩州辘轳岭入侵,高琪奋力击,打败了他们,受赐银百两,各色彩锦十端。青宜可前来归降,诏令知府事石抹仲温和术虎高琪一同出界,和青宜可合兵继续进攻。皇帝对术虎高琪说“:你年纪还轻,近来听说在和宋军作战时奋力勇敢,我很高兴。如今和仲温一起出境攻打,如果成功,高爵厚禄,我是不会吝惜的。”

  朝廷下诏封吴曦为蜀国国王,派高琪为封册使。皇帝告诫他说“:卿喜欢读书又懂事,蜀人也听知你的盛名,不要因财物而动心,有失国家大体。如果跟从的人员有违礼生事的,你和乔宇严加观察回来上报朝廷。”出使回京,加封为都统,号称平南虎威将军。

  宋将安丙派李孝义率领三万步骑兵攻打秦州,他先用一万人包围皂角堡,高琪领兵救援。宋军在山谷列下阵势,以战车为左右翼,设下弓弩前来战。两军战后,宋军假装败退。高琪见宋军设有埋伏不能前进,便让军队后退以整顿阵容,宋兵又来战。先后打了五仗,宋军越加坚固,难以取胜。高琪便将军队分为两队,一队出战一队休息,那部分战回这部分又出去接战,相互轮换。过了许久,他又派蒲察桃思剌悄悄带一部分军队上了山,从山上居高临下,前后夹击,大败宋军,斩首四千级,活捉几百人,李孝义这才解围而去。宋兵三千人占领马连寨准备进攻湫池,高琪派夹谷福寿打败了他们,斩首七百余级。

  大安三年(1211),累官至泰州刺史,带领礣军驻守在通玄门外。不久,缙山县升格为镇州,任命高琪为防御使,代理元帅右都监,所领的礣军也分别各有赏赐。至宁元年(1213)八月,尚书左丞完颜纲领兵十万在缙山设置行省,兵败。贞祐初年,高琪晋升为元帅右监军。闰月,皇帝对高琪说:“听说有关军中事务都要等待朝廷答复才办,这样能不失去机会吗?从今以后应当当机立断,我只是要求你们取得成功罢了!”

  当月,皇帝下诏将高琪的军队从镇州调回镇守中都南面,到达良乡时难以前进,便返回中都。他每次出战都失败,纥石烈执中警告他说:“你连吃败仗,如再战不胜,当以军法从事。”再出战果然又败。高琪害怕被杀。十月十五,高琪带军队入京,进而包围了纥石烈执中的家,杀了执中,提着他的首级到朝廷请罪。金宣宗赦免了他,并任命他为左副元帅,一起的将士都各有封赏不等。三十,下诏说:“胡沙虎蓄谋叛,罪行显,难以尽言。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庆山奴、近侍局使斜烈、直长撒合辇曾多次陈奏,正打算加以除去。斜烈将这个意图漏给按察判官胡鲁,胡鲁告诉了翰林待制讹出,讹出告诉了高琪,本月十五将胡沙虎杀了。因为这件事怕臣民恐惧猜疑,故特广下书札,不隐匿内情。”议论者认为是术虎高琪擅自杀了胡沙虎,所以才发布这份诏书。不久,任命术虎高琪为平章政事。

  金宣宗在论及马政时,对高琪说:“往年到西夏买马,现在西夏还肯卖吗?”高琪回答说:“木波养了许多马,可以买到,收取边境部落的马匹,数量也不少了。”宣宗说:“把边境的马匹都收来,遇到危急时怎么办?”过了三天,高琪又上奏说:“河南各镇防备部队有二十多军,估计可以得到精锐骑兵二万,这样危急时也就够用了。”宣宗说:“马匹虽多,饲养有一定方法,练习也有固定时间,详告各有关方面让他们多加留心。”贞祐二年(1213)十一月,宣宗问高琪说:“所制造的兵器往往不能用,这是谁的罪责?”回答说“:军器的好坏在于兵部,材料物资则属户部,工匠则归工部。”宣宗说:“要治罪,否则将会坏了大事。”宣宗问杨安儿的事,高琪回答说:“贼人据险固守,我让主将用石墙将他围在里面,这样就跑不出来,早晚可以活捉他。”宣宗说:“可以加急进攻。如果让敌人力战突围,我军必有伤亡。”

  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从中都商议军事回京,上书求见皇帝,并请求屏去左右随从。过去有惯例,上奏秘密要事时就让左右退下。前些时候,太府监丞游茂因为高琪威权过大,朝内外都害怕,他常因此感到忧虑,便入见皇帝,屏去左右密奏,请皇帝加以抑制。宣宗说:“既然已经委任了他,权力怎么会不重?”游茂回去以后心中不安,就又想结术虎高琪,便跑到他家里上书说:“宰相自有制度,怎么能够因此而招致国君的猜疑,使天下人在背后议论。”他还怕高琪不相信,又说:“我曾经私下见了皇上,他确实厌恶相公权力过重。相公如能任用我的话,我一定能够使皇上不怀疑,下面也没有人加以议论。”高琪听说游茂曾经请求屏去左右向皇帝奏事,心中怀疑,便将这事奏告皇帝。游茂论罪应死,下诏免去死刑,责打一百杖,除名。从此凡是屏退左右奏事的,一定让一位近臣侍立于旁。当完颜素兰请求密奏皇帝时,就将他召到近侍局,给他纸笔,让他把想说的话都写在上面。过了一会儿,宣宗在便殿召见他,只留近侍局直长赵和和在旁边侍立。完颜素兰上奏说:“近,元帅府商议要削去伯德文哥的兵权,朝廷便下诏他统领义军。可是,他不肯接受改任的命令,元帅府已准备讨伐和逮捕他,朝廷却又下诏赦免了他,而且不让他的军队隶属于元帅府。不知是谁替陛下出的计谋,我在外面听到传闻都说出自平章高琪。”宣宗说:“你怎么知道这事出自高琪?”素兰说“:臣下见到伯德文哥送给永清副提控刘温的文书上说,差人张希韩从南京回来,说是副枢平章处理这事,已上奏让伯德文哥隶属大名行省,不必听从中都帅府的管束。刘温便将此事告知帅府。由此可见,术虎高琪和伯德文哥相互勾结,此事已清楚了。”皇帝点了点头。完颜素兰又上奏说“:高琪原来没有多少功劳和声望,以前是因为怕死而擅自杀了胡沙虎,这是无可奈何才采取的办法。他嫉忌贤能,私结羽,窃夺威权,作威作福。去年,京都有位书生叫樊知一的去见术虎高琪,对他说礣军不可信任,只怕会发生变。高琪用刀杖把他杀掉了,从此没有人敢再进言军国大事了。他又派同移剌塔不也任武宁军节度使,招抚礣军,但徒劳而无功,又任命他当了武卫军使。依臣所见,这个贼臣灭朝廷纲纪,残杀忠良,实在有不让国家安宁和得到治理的心思。望陛下果断处置,才是社稷的福祉啊!”宣宗说:“让我慢慢考虑。”完颜素兰离开时,宣宗又告诫他说“:千万不可漏。”

  四年十月,大元的大军攻下了潼关,到达嵩、汝之间,待阙台院令史高嶷上书说“:原来在河朔失败时,朝廷没有及时出兵应战,这是首次失去机会。当深入我国境内时,都城中兵不下数十万人,如果尽力为国作战,必定没有今之忧,这是第二次失去了机会。退却之后,又不商议追击敌人,这是失去了第三次时机了。如今敌人已越过关隘,不加紧进行防御,祸患更深重。请命令平章政事高琪当元帅,以足大家的愿望。”上书后没有答复。御史台说“:敌军越过潼关和崤关、渑池,深入重地,已近至京城西郊。敌人知道京城驻有重兵,因此并不攻城讨战,只是用游击的骑兵部队阻断交通要道,另派军队攻打各州县,这也是逐步围困京城的办法。如果只是专心防守京城,中都危险的情景又将见于今。况且如今公家和私人的积蓄财物不及中都的百分之一,这是臣等感到寒心的事。敌人不攻京城而另外派部队攻打州县,这是如同要在心腹中放火,先放在手足之上,实际上都是身体一部分,请陛下认真细察。请将陕西部队扼守潼关,跟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形成掎角之势,选派在京都的勇将十几人,让他们各带领几千兵,随机作战,边战边守,同时下令河北部队,也以这种办法对付敌人。”皇帝诏令尚书省。高琪上奏说“:朝官们平时不懂军事,防备敌人的计谋,不是他们所能知晓的。”于是将这份奏疏搁置下来。高琪只想留下重兵防守南京,使之稳固些,州县被攻破,他并不心疼。宣宗被他所惑,对之言听计从,终于导致自毙。不久,升任术虎高琪为尚书右丞相,他上奏说:“凡是监察有失于纠正弹劾的请遵从本法。如果使者入国以后,私通言语,告知本国事情的,或宿卫、近侍官员、承应人出入于亲王、公主、宰执重臣家里的,因灾荒受伤害而缺少食物,体察情况不实,致伤亡人命的,转运军储物资,却装载私货的,以及对参加考试的举人关隘检查不严的,一并给予杖责。在京城连犯两次的,朝官降为监察一等以抵罪,其余的只由专差坐罪。任时确定官员升降,如果在任内有漏于审察的事情应当处置的,依照规定属于称职一类的,只以平常认定;政绩平常的,按照降罚一类处置。”皇帝认为可行。高琪又请求修筑南京的内城。宣宗说“:这个工程一动工,民众就受累了。城池虽然坚固了,能够独自安宁吗?”

  起初,有个叫王世安的向朝廷进言,献攻取盱眙和楚州的计策,枢密院上奏请求任命王世安为招抚使,选派有勇有谋的两三个人一起前往淮南,招抚红袄贼徒和淮南的宋朝官员。宣宗同意奏请,诏令泗州的元帅府派人随同前往。兴定元年(1217)正月初五,赴宋朝祝贺新年的使者上朝辞行,宣宗说:“听说息州那里跑来许多宋人,这是宋国边界上的饥荒民众在沿淮一带作,宋人怎么敢来进犯我国?”高琪请求攻打宋国以扩大国土。皇帝说“:我只要能够守住祖宗所交给的土地就够了,何必还要向外攻打。”高琪谢罪说:“如今雨雪如期而至,都是圣德所致。我国能够包容小国,天下大幸,我所说的过份了。”四月,派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、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南取土地,不久立即下诏罢兵,但是从此和宋断绝往来了。

  兴定元年十月,右司谏许古劝告宣宗跟宋国议和,宣宗让许古草拟文书,然后传示宰辅之臣。高琪说“:文辞中有哀告祈求之意,这是自示衰弱,不能用。”这件事也就停止了。集贤院咨议官吕鉴进言说“:南部边境屯兵几十万,从唐州、邓州至寿州、泗州,沿边民众逃亡将尽,兵士们也多有逃亡的,这也是人烟稀少的原因。臣下曾经任息州榷场监管,每场可以收入布帛几千匹、银子几百两,总计可以收得布帛几万匹、银子几千两,战争以来都失去了。这样,军士和民众都遭受逃亡之苦,而国家也失去日常收入,不是良策。如今正是隆冬严寒时节,我军骑兵可以来回驰骋,应当派重兵屯守边境,同时送去书信晓谕,这是有利的时机。如果等到暖时,对方就处于有利时机,难以议和了。过去燕人抓获了赵王,赵派一位能言善辩的人去说词,燕国不答应,一位牧童请求前往,赵王于是得以放回。孔子走失的马匹,被车夫抓到了。人无论贵,只要适合办事,都可以取得成功。微臣虽然不肖,愿意效法牧童和车夫之智谋,请圣意裁断。”诏令尚书省提意见。高琪说:“吕鉴狂妄,无稽之谈,但他的气概还是值得赞赏的,可以让他到陕西行省,以备出使时所用。”皇帝表示赞同。十二月,胥鼎进谏伐宋的事情,谏语写在《胥鼎传》中。高琪说:“大军已经进发,不能再复议。”于是又停止了。

  二年,胥鼎上书进谏说:“钱粮这种繁杂之事,不是天子所能兼管的。天子总管大政,责成下面办好而已。”高琪说:“陛下效法于‘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’之意,忧虑和勤于日常事务,夜不停,这是将会取得太平的步骤啊!胥鼎所说的不对。”宣宗因南北两面同时作战而深为忧虑,右司谏吕造上奏章说:“请下诏让内外百官各自上密封的奏章言事,直言无所避讳。有时召见,亲自访问。陛下博采众议兼听,则让下属人员都能尽情表达意见,天下大幸。”宣宗表示赞许并采纳,诏令百官议论有关河北、陕西防守御敌的计策。高琪内心十分忌恨,不采纳一句话。当时,正修建汴京的内城,宣宗问高琪“:人们都在传言说这个工程恐怕难以修好,你以为如何?”高琪说:“终当修成,但城下壕沟来不及挖吧!”高宗问“:没有城壕行吗?”高琪说“:如果防守得法,即使敌兵前来,臣等越加能够效力。”宣宗说:“与其让敌人到城下,何如不让他们到这里更好。”高琪无话可答。

  高琪自从当了宰相以后,专力巩固权势和求得皇帝的宠信,擅自作威作福,和高汝砺一唱一和。高琪主管机要事务,高汝砺掌管财利大权,依附自己的就重用,不依附自己的就排斥。凡是进言时和自己想法相反的,或者自负有才干敢于同自己抗衡的,他便表面上向宣宗赞扬他的才能,同时让他到河北去办事,实际上是暗中置之死地。自从他不再兼任枢密元帅以后,便时常想掌握兵权,因而力劝宣宗攻打宋朝。他不再把河北方面事情放在心上,所有的兵都布置在河南,苟且度,不肯轻易出动一兵一卒,以援救危急的地方。

  平章政事英王守纯要告发高琪的罪状,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、知案蒲鲜石鲁剌、令史蒲察胡鲁一起谋划。石鲁剌、胡鲁把这件事告诉了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,仆散奴失不又告诉了高琪。英王因害怕高琪同为数众多,因而不敢加以揭发。不久,高琪让他的奴仆赛不杀了他的子,然后归罪于赛不,要把他送到开封府杀掉灭口。开封府害怕高琪的威势,不敢追究真实情况,便判赛不死刑。事情被觉察之后,宣宗早就听说术虎高琪诈无恶不作,便因这件事而杀掉他,这时是兴定三年(1219)十二月间。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将英王的计谋告诉了高琪,论罪判死刑。蒲鲜石鲁剌、蒲察胡鲁各被责打七十杖,勒令停职。

  起初,宣宗准备迁都南京,打算把礣军安置在平州,高琪不愿意。当迁都汴京以后,宣宗告诫彖多,让他厚待这支军队,而彖多却很快杀了礣军的几个人,以致失败。宣宗到晚年时曾说“:坏我天下的,是高琪和彖多啊!”他终身引以为恨。  wWW.agUXsw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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