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书,卷十六_卷十六

书号:10190 时间:2017/3/26 字数:576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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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自书契经典，咸崇其义，而圣人之德，莫大于严父者也。故司马迁著《封禅书》，班固备《郊祀志》，上纪皇王正祀，下录郡国百神。司马彪又著《祭祀志》，以续终汉。中兴以后，其旧制诞章，粲然弘备。自兹以降，又有异同，故复撰次云尔。

　　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，诏公卿告祠高庙。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策书，禅帝位于魏。是时魏文帝继王位，南巡在颍

。有司乃为坛于颍

之繁

故城。庚午，登坛。魏相国华歆跪受玺绂以进于王。既受毕，降坛视燎，成礼而返，未有祖配之事。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，郊祀天地明堂。是时魏都洛京，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，皆因汉旧事。四年七月，帝将东巡，以大军当出，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，自后以为常。及文帝崩，太尉钟繇告谥南郊，皆是有事于郊也。

　　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，郊祀武皇帝以配天，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。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，魏所损益可知也。

　　四年八月，帝东巡，过繁昌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，以特牛祠受禅坛。《后汉纪》，章帝诏高邑祠即位坛。此虽前代已行之事，然为坛以祀天，而坛非神也。今无事于上帝，而致祀于虚坛，未详所据也。

　　景初元年十月乙卯，始营洛

南委粟山为圆丘，诏曰：“盖帝王受命，莫不恭承天地，以彰神明；尊祀世统，以昭功德。故先代之典既著，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。昔汉氏之初，承秦灭学之后，采摭残缺，以备郊祀。自甘泉、后土、雍宫、五畤神祗兆位，多不经见，并以兴废无常，一彼一此，四百余年，废无禘礼。古代之所更立者，遂有阙焉。曹氏世系，出自有虞氏。今祀圆丘，以始祖帝舜配，号圆丘曰皇皇帝天；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，以舜妃伊氏配；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，以太祖武皇帝配；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，以武宣皇后配；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十二月壬子冬至，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，以始祖有虞帝舜配。自正始以后，终魏世，不复郊祀。

　　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，祭南郊告天。文曰：“皇帝臣孙权，敢用玄牡，昭告皇皇后帝。汉飨国二十有四世，历年四百三十，行气数终，禄胙运尽，普天弛绝，率土分崩。孽臣曹丕，遂夺神器；丕子睿继世作慝，窃名

制。权生于东南，遭值期运，承乾秉戎，志在拯世，奉辞行罚，举足为民。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，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，汉氏已终于天。皇帝位虚，郊祀无主，休征嘉瑞，前后杂沓，历数在躬，不得不受。权畏天命，敢不敬从。谨择元

，登坛柴燎，即皇帝位。唯尔有神飨之！左右有吴，永绥天极。”其后自以居非中土，不复修设。中年，群臣奏议，宜修郊祀，权曰：“郊祀当于中土，今非其所。”重奏曰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王者以天下为家。昔周文、武郊于禜、镐，非必中土。”权曰：“武王伐纣，即阼于镐京，而郊其所也。文王未为天子，立郊于禜，见何经典？”复奏曰： “伏见《汉书-郊祀志》，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，言文王郊于禜。”权曰： “文王德

谦让，处诸侯之位，明未郊也。经传无明文，由匡衡俗儒意说，非典籍正义，不可用也。”虞喜《志林》曰：“吴主纠驳郊祀，追贬匡衡，凡在见者，莫不慨然称善也。”何承天曰：“案权建号继天，而郊享有阙，固非也。末年虽一南郊，而遂无北郊之礼。环氏《吴纪》：‘权思崇严父配天之义，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。’如此说，则权末年所郊，坚配天也。权卒后，三嗣主终吴世不郊祀，则权不享配帝之礼矣。”

　　刘备章武元年，即皇帝位，设坛。“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，皇帝臣备，敢用玄牡，昭告皇天上帝、后土神祗。汉有天下，历数无疆。曩者王莽篡盗，光武皇帝震怒致诛，社稷复享。今曹

阻兵安忍，子丕载其凶逆，窃居神器。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，备宜修之，嗣武二祖，龚行天罚。备惟否德，惧忝帝位，询于庶民，外及蛮夷君长，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，祖业不可以久替，四海不可以无主，率土式望，在备一人。备畏天之威，又惧汉邦将湮于地。谨择元

，与百僚登坛，受皇帝玺绶。修燔瘗，告类于大神。惟大神尚飨！祚于汉家，永绥四海。”章武二年十月，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。

　　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，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、兼太尉司隶校尉李喜奉皇帝玺绶策书，禅帝位于晋。丙寅，晋设坛场于南郊，柴燎告类，未有祖配。其文曰： “皇帝臣炎，敢用玄牡，明告于皇皇后帝。魏帝稽协皇运，绍天明命，以命炎曰： ‘昔者唐尧禅位虞舜，虞舜又以禅禹，迈德垂训，多历年载。暨汉德既衰，太祖武皇帝拨

济民，扶翼刘氏，又用受禅于汉。粤在魏室，仍世多故，几于颠坠，实赖有晋匡拯之德，用获保厥肆祀，弘济于艰难，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。诞惟四方之民，罔不祗顺，开国建侯，宣礼明刑，廓清梁、岷，苞怀扬、越，函夏兴仁，八纮同轨，遐迩弛义，祥瑞屡臻，天人协应，无思不服。肆予宪章三后，用集大命于兹。’ 炎惟德不嗣，辞不获命。于是群公卿士，百辟庶僚，黎献陪隶，暨于百蛮君长，佥曰：‘皇天鉴下，求民之瘼，既有成命，固非克让所得距违。’天序不可以无统，人神不可以旷主，炎虔奉皇运，畏天之威，敢不钦承休命，敬简元辰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以永答民望，敷佑万国。惟明德是飨。”

　　泰始二年正月，诏曰：“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。朕不虑改作之难，今便为永制。众议纷互，遂不时定，不得以时供飨神祀，配以祖考，

夕叹企，贬食忘安。其便郊祀。”时群臣又议：“五帝，即天也。五气时异，故殊其号。虽名有五，其实一神。明堂南郊，宜除五帝之坐。五郊改五

之号，皆同称昊天上帝，各设一坐而已。北郊又除先后配祀。”帝悉从之。二月丁丑，郊祀宣皇帝以配天，宗祀文皇帝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是年十一月，有司又议奏：“古者丘郊不异，宜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，更修治坛兆。其二至之祀，合于二郊。”帝又从之，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。是月庚寅冬至，帝亲祠圆丘于南郊。自是后，圆丘方泽不别立至今矣。太康十年十月，乃更诏曰：“《孝经》‘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’。而《周官》云：‘祀天旅上帝。’又曰：‘祀地旅四望。’四望非地，则明上帝不得为天也。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，考之礼文正经不通。且《诗序》曰：‘文、武之功，起于后稷。’故推以配天焉。宣帝以神武创业，既已配天，复以先帝配天，于义亦不安。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。”晋武帝太康三年正月，帝亲郊礼。皇太子、皇弟、皇子悉侍祠，非前典也。愍帝都长安，未及立郊庙而败。

　　元帝中兴江南，太兴元年，始更立郊兆。其制度皆太常贺循依据汉、晋之旧也。三月辛卯，帝亲郊祀，飨配之礼，一依武帝始郊故事。初，尚书令刁协、国子祭酒杜夷，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。司徒荀组据汉献帝居许，即便立郊，自宜于此修奉。骠骑王导、仆

荀崧、太常华恆、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，事遂施行。按元帝绍命中兴，依汉氏故事，宜享明堂宗祀之礼。江左不立明堂，故阙焉。明帝太宁三年七月，始诏立北郊。未及建而帝崩，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，追述前旨，于覆舟山南立之。是月辛未，祀北郊，始以宣穆张皇后配地。魏氏故事，非晋旧也。

　　康帝建元元年正月，将北郊，有疑议。太常顾和表曰：“泰始中，合二至之祀于二郊。北郊之月，古无明文，或以夏至，或同用

复。汉光武正月辛未，始建北郊，此则与南郊同月。及中兴草创，百度从简，合北郊于一丘。宪章未备，权用斯礼，盖时宜也。至咸和中，议别立北郊，同用正月。魏承后汉，正月祭天，以地配，而称周礼，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。”于是从和议。是月辛未，南郊。辛巳，北郊。帝皆亲奉。

　　安帝元兴三年三月，宋高祖讨桓玄走之。己卯，告义功于南郊。是年，帝蒙尘江陵未返。其明年应郊，朝议以为宜依周礼，宗伯摄职，三公行事。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曰：“既殡郊祀，自是天子当

，有君存焉，禀命而行，何所辨也。斋之与否，岂如今

之比乎？议者又云今宜郊，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。又郊天极尊，唯一而巳，故非天子不祀也。庶人以上，莫不蒸尝，嫡子居外，庶子执事，礼文炳然。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。又武皇受禅，用二月郊，元帝中兴，以三月郊。今郊时未过，

望舆驾。无为

速而无据，使皇舆旋返，更不得亲奉。”遂从纳之议。

　　晋恭帝元熙二年五月，遣使奉策，禅帝位于宋。永初元年六月丁卯，设坛南郊，受皇帝玺绂，柴燎告类。策曰：“皇帝臣讳，敢用玄牡，昭告皇皇后帝。晋帝以卜世告终，历数有归，钦若景运，以命于讳。夫树君司民，天下为公，德充帝王，乐推攸集。越俶唐、虞，降暨汉、魏，靡不以上哲格文祖，元勋陟帝位，故能大拯黔黎，垂训无穷。晋自东迁，四维弗树，宰辅焉依，为

已久。难棘隆安，祸成元兴，遂至帝王迁播，宗祀湮灭。讳虽地非齐、晋，众无一旅，仰愤时难，俯悼横

，投袂一麾，则皇祚克复。及危而能持，颠而能扶，

宄具歼，僭伪必灭。诚否终必泰，兴废有期。至于拨

济民，大造晋室，因藉时运，以尸其劳。加以殊俗慕义，重译来款，正朔所暨，咸服声教。至乃三灵垂象，山川告祥，人神和协，岁月兹著。是以群公卿士，亿兆夷人，佥曰皇灵降监于上，晋朝款诚于下；天命不可以久淹，宸极不可以暂旷。遂

群议，恭兹大礼。猥以寡德，托于兆民之上。虽仰畏天威，略是小节，顾深永怀，祗惧若厉。敬简元

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用酬万国之嘉望。克隆天保，永祚于有宋。惟明灵是飨。”

　　永初元年，皇太子拜告南北郊。永初二年正月上辛，上亲郊祀。文帝元嘉三年，车驾西征谢晦，币告二郊。

　　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，八座奏：“刘义宣、臧质，干时犯顺，滔天作戾，连结淮、岱，谋危宗社。质反之始，戒严之

，二郊庙社，皆已遍陈。其义宣为逆，未经同告。舆驾将发，丑徒冰消，质既枭悬，义宣禽获，二寇俱殄，并宜昭告。检元嘉三年讨谢晦之始，普告二郊、太庙。贼既平

，唯告太庙、太社，不告二郊。” 礼官博议。太学博士徐宏、孙

、陆澄议：“《礼》无不报。始既遍告，今贼已禽，不应不同。”国子助教苏玮生议：“案《王制》，天子巡狩，‘归，假于祖祢’。又《曾子问》：‘诸侯适天子，告于祖，奠于祢，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。告用牲币，反亦如之。诸侯相见，反必告于祖祢，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。’又云： ‘天子诸侯将出，必以币帛皮圭，告于祖祢。反必告至。’天子诸侯，虽事有小大，其礼略钧，告出告至，理不得殊。郑云：‘出入礼同。’其义甚明。天子出征，类于上帝，推前所告者归必告至，则宜告郊，不复容疑。元嘉三年，唯告庙社，未详其义。或当以《礼记》唯云‘归假祖祢’，而无告郊之辞。果立此义，弥所未达。夫《礼记》残缺之书，本无备体，折简败字，多所阙略。正应推例求意，不可动必征文。天子反行告社，亦无成记，何故告郊，独当致嫌。但出入必告，盖孝敬之心。既以告归为义，本非献捷之礼。今舆驾竟未出宫，无容有告至之文；若陈告不行之礼，则为未有前准。愚谓祝史致辞，以昭诚信。苟其义舛于礼，自可从实而阙。臣等参议，以应告为允，宜并用牲告南北二郊、太庙、太社，依旧公卿行事。”诏可。

　　孝建二年正月庚寅，有司奏：“今月十五

南郊。寻旧仪，庙祠至尊亲奉，以太尉亚献；南郊亲奉，以太常亚献。又庙祠行事之始，以酒灌地；送神则不灌。而郊初灌，同之于庙，送神又灌，议仪不同，于事有疑。辄下礼官详正。”太学博士王祀之议：“案《周礼》，大宗伯‘佐王保国，以吉礼事鬼神祗，禋祀昊天。’则今太常是也。以郊天，太常亚献。又《周礼》外宗云：‘王后不与，则赞宗伯。’ 郑玄云：‘后不与祭，宗伯摄其事。’又说云：‘君执圭瓚稞尸，大宗伯执璋瓚亚献。’中代以来，后不庙祭，则应依礼大宗伯摄亚献也。而今以太尉亚献。郑注《礼-月令》云：‘三王有司马，无太尉。太尉，秦官也。’盖世代弥久，宗庙崇敬，摄后事重，故以上公亚献。”又议：“履时之思，情深于霜

；室户之感，有怀于容声。不知神之所在，求之不以一处。郑注《仪礼》有司云，天子诸侯祭于祊而绎。绎又祭也。今庙祠阙送神之稞，将移祭于祊绎，明在于留神，未得而杀。礼郊庙祭殊，故灌送有异。”

　　太常丞硃膺之议：“案《周礼》，大宗伯使掌典礼，以事神为上，职总祭祀，而昊天为首。今太常即宗伯也。又寻袁山松《汉-百官志》云：‘郊祀之事，太尉掌亚献，光禄掌三献。太常每祭祀，先奏其礼仪及行事，掌赞天子。’无掌献事。如仪志，汉亚献之事，专由上司，不由秩宗贵官也。今宗庙太尉亚献，光禄三献，则汉仪也。又贺循制太尉由东南道升坛，明此官必预郊祭。古礼虽由宗伯，然世有因革，上司亚献，汉仪所行。愚谓郊祀礼重，宜同宗庙。且太常既掌赞天子，事不容兼。又寻灌事，《礼记》曰：‘祭求诸

之义也。殷人先求诸

。’‘乐三阕然后

牲。’则殷人后灌也。‘周人先求诸

’，‘灌用鬯，达于渊泉。既灌，然后

牲。’则周人先灌也。此谓庙祭，非谓郊祠。案《周礼》天官：‘凡祭祀赞王祼将之事。’郑注云：‘祼者，灌也。唯人道宗庙有灌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。’而郊未始有灌，于礼未详。渊儒注义，炳然明审。谓今之有灌，相承为失，则宜无灌。” 通关八座丞郎博士，并同膺之议。尚书令建平王宏重参议，谓膺之议为允。诏可。

　　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，有司奏：“今月六

南郊，舆驾亲奉。至时或雨。魏世值雨，高堂隆谓应更用后辛。晋时既出遇雨，顾和亦云宜更告。徐禅云：‘晋武之世，或用丙，或用己，或用庚。’使礼官议正并详。若得迁

，应更告庙与不？” 博士王燮之议称：“遇雨迁郊，则先代成议。《礼》传所记，辛

有征。《郊特牲》曰：‘郊之用辛也，周之始郊

以至。’郑玄注曰：‘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。用辛者，取其斋戒自新也。’又《月令》曰：‘乃择元

，祈谷于上帝。’注曰：‘元

，谓上辛。郊祭天也。’又《

秋》载郊有二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，郊。《公羊》曰：‘曷用郊？用正月上辛。’哀元年四月辛巳，郊。《谷梁》曰：‘自正月至于三月，郊之时也。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，如不从，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；如不从，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。’以斯明之，则郊祭之礼，未有不用辛

者也。晋氏或丙、或己、或庚，并有别议。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禅，斯则不得用辛也。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，始并圆丘方泽二至之祀合于二郊。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，郊于圆丘。是犹用圆丘之礼，非专祈谷之祭，故又不得用辛也。今之郊飨，既行夏时，虽得迁却，谓宜犹必用辛也。徐禅所据，或为未宜。又案《郊特牲》曰： ‘受命于祖庙，作

于祢宫。’郑玄注曰：‘受命，谓告退而卜也。’则告义在郊，非为告

。今

虽有迁，而郊祀不异，愚谓不宜重告。”

　　曹郎硃膺之议：“案先儒论郊，其议不一。《周礼》有冬至

圆丘之祭。《月令》孟

有祈谷于上帝。郑氏说，圆丘祀昊天上帝，以帝喾配，所谓禘也。祈谷祀五

之帝，以后稷配，所谓郊也。二祭异时，其神不同。诸儒云，圆丘之祭，以后稷配。取其所在，名之曰郊。以形体言之，谓之圆丘。名虽有二，其实一祭。晋武舍郑而从诸儒，是以郊用冬至

。既以至

，理无常辛。然则晋代中原不用辛

郊，如徐禅议也。江左以来，皆用正月，当以传云三王之郊，各以其正，晋不改正朔，行夏之时，故因以首岁，不以冬日，皆用上辛，近代成典也。夫祭之礼，‘过时不举’。今在孟

，郊时未过，值雨迁

，于礼无违。既已告

，而以事不从，禋祀重敬，谓宜更告。高堂隆云：‘九

南郊，十

北郊。’是为北郊可不以辛也。” 尚书何偃议：“郑玄注《礼记》，引《易》说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。《周礼》，凡国大事，多用正岁。《左传》又启蛰而郊。则郑之此说，诚有据矣。众家异议，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，此盖曲学之辩，于礼无取。固知《谷梁》三

皆可郊之月，真所谓肤浅也。然用辛之说，莫不必同。晋郊庚己，参差未见前征。愚谓宜从晋迁郊依礼用辛。燮之所受命作

，知告不在

，学之密也。”右丞徐爰议以为：“郊祀用辛，有碍迁

，礼官祠曹，考详已备。何偃据礼，不应重告，愚情所同。寻告郊克辰，于今宜改，告事而已。次辛十

，居然展斋，养牲在涤，无缘三月。谓

血告泬之后，虽有事碍，便应有司行事，不容迁郊。”众议不同。参议：“宜依《经》，遇雨迁用后辛，不重告。若杀牲荐血之后值雨，则有司行事。”诏可。

　　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，诏曰：“朕载新宝命，仍离多难，戎车遄驾，经略务殷，禋告虽备，弗获亲礼。今九服既康，百祀咸秩，宜聿遵前典，郊谒上帝。” 有司奏检，未有先准。黄门侍郎徐爰议：“虞称肆类，殷述昭告。盖以创世成功，德盛业远，开统肇基，必享上帝。汉、魏以来，聿遵斯典。高祖武皇帝克伐伪楚，晋安帝尚在江陵，即于京师告义功于郊兆。伏惟泰始应符，神武英断，王赫出讨，戎戒淹时，虽司奉弗亏，亲谒尚阙。谨寻晋武郊以二月，晋元禋以三月。有非常之庆，必有非常之典，不得拘以常祀，限以正月上辛。愚谓宜下史官，考择十一月嘉吉，车驾亲郊，奉谒昊天上帝，高祖武皇帝配飨。其余祔食，不关今祭。”尚书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议。参议为允，诏可。

　　泰始六年正月乙亥，诏曰：“古礼王者每岁郊享，爰及明堂。自晋以来，间年一郊，明堂同

。质文详略，疏数有分。自今可间二年一郊，间岁一明堂。外可详议。”有司奏：“前兼曹郎虞愿议：‘郊祭宗祀，俱主天神，而同

殷荐，于义为黩。明诏使圆丘报功，三载一享。明堂配帝，间岁昭荐。详辰酌衷，实允懋典。’ 缘谘参议并同。曹郎王延秀重议：‘改革之宜，实如圣旨。前虞愿议，盖是仰述而已，未显后例。谨寻自初郊间二载，明堂间一年，第二郊与第三明堂，还复同岁。愿谓自始郊明堂以后，宜各间二年。以斯相推，长得异岁。’通关八座，同延秀议。”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，有司奏郊祀明堂，还复同

，间年一修。

　　汉文帝初祭地祇于渭

，以高帝配；武帝立后土社祠于汾

，亦以高帝配。汉氏以太祖兼配天地，则未以后配地也。王莽作相，引《周礼》享先妣为配北郊。夏至祭后土，以高后配，自此始也。光武建武中，不立北郊，故后地之祇，常配食天坛，山川群望皆在营内，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。中元年，建北郊，使司空冯鲂告高庙，以薄后代吕后配地。江左初，未立北坛，地祇众神，共在天郊也。

　　晋成帝立二郊，天郊则六十二神，五帝之佐、

月五星、二十八宿、文昌、北斗、三台、司命、轩辕、后土、太一、天一、太微、钩陈、北极、雨师、雷电、司空、风伯、老人六十二神也。地郊则四十四神，五岳、四望、四海、四渎、五湖、五帝之佐、沂山、岳山、白山、霍山、医无闾山、蒋山、松江、会稽山、钱唐江、先农凡四十四也。江南诸小山，盖江左所立，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，皆有祭秩也。二郊所秩，官有其注。

　　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，司空羡之、尚书令亮等奏曰：“臣闻崇德明祀，百王之令典；宪章天人，自昔之所同。虽因革殊时，质文异世，所以本情笃教，其揆一也。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协灵祗，有命自天，弘

静之勤，立蒸民之极，帝迁明德，光宅八表，太和宣被，玄化遐通。陛下以圣哲嗣徽，道孚万国。祭礼久废，思光鸿烈，飨帝严亲，今实宜之。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；至于地祗之配，虽礼无明文，先代旧章，每所因循，魏、晋故典，足为前式。谓武敬皇后宜配北郊。盖述怀以追孝，跻圣敬于无穷，对越两仪，允洽幽显者也。明年孟

，有事于二郊，请宣摄内外，详依旧典。”诏可。

　　晋武帝太康二年冬，有司奏：“三年正月立

祠，时

尚寒，可有司行事。” 诏曰：“郊祀礼典所重，中间以军国多事，临时有所妨废，故每从奏可。自今方外事简，唯此为大，亲奉禋享，固常典也。”

　　成帝祠南郊，遇雨。侍中顾和启：“宜还，更克

。”诏可。汉明帝据《月令》有五郊

气服

之礼，因采元始中故事，兆五郊于洛

，祭其帝与神，车服各顺方

。魏、晋依之。江左以来，未遑修建。

　　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，诏曰：“昔文德在周，明堂崇祀；高烈惟汉，汶邑斯尊。所以职祭罔愆，气令斯正，鸿名称首，济世飞声。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

元，圣灵昭俗，内穆四门，仁济群品，外薄八荒，威憺殊俗，南脑劲越，西髓刚戎。裁礼兴稼穑之

，张乐协四气之纪。匡饰坟序，引无题之外；旌延宝臣，尽盛德之范。训深劭农，政高刑厝。万物棣通，百神荐祉。动协天度，下沿地德。故

纬上灵，动殖下瑞，诸侯轨道，河溓海夷。朕仰凭洪烈，入子万姓，皇天降祐，迄将一纪。思奉扬休德，永播无穷。便可详考姬典，经始明堂，宗祀先灵，式配上帝，诚敬克展，幽显咸秩。惟怀永元，感慕崩心。”

　　有司奏：“伏寻明堂辟雍，制无定文，经记参差，传说乖舛。名儒通哲，各事所见，或以为名异实同，或以为名实皆异。自汉暨晋，莫之能辨。周书云，清庙明堂路寝同制。郑玄注《礼》，义生于斯。诸儒又云明堂在国之

，丙巳之地，三里之内。至于室宇堂个，户牖达向，世代湮缅，难得该详。晋侍中裴頠，西都硕学，考详前载，未能制定。以为尊祖配天，其义明著，庙宇之制，理据未分，直可为殿，以崇严祀。其余杂碎，一皆除之。参详郑玄之注，差有准据；裴頠之奏，窃谓可安。国学之南，地实丙巳，

垲平暢，足以营建。其墙宇规范，宜拟则太庙，唯十有二间，以应期数。依汉汶上图仪，设五帝位，太祖文皇帝对飨。祭皇天上帝，虽为差降，至于三载恭祀，理不容异。自郊徂宫，亦宜共

。《礼记》郊以特牲，《诗》称明堂羊牛，吉蠲虽同，质文殊典。且郊有燔柴，堂无禋燎，则鼎俎彝簋，一依庙礼。班行百司，搜材简工，权置起部尚书、将作大匠，量物商程，克今秋缮立。” 乃依頠议，但作大殿屋雕画而已，无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制。六年正月，南郊还，世祖亲奉明堂，祠祭五时之帝，以文皇帝配，是用郑玄议也。官有其注。

　　大明五年九月甲子，有司奏：“南郊祭用三牛；庙四时祠六室用二牛。明堂肇建，祠五帝，太祖文皇帝配，未详祭用几牛？”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：“案郑玄注《礼记大传》：称‘《孝经》郊祀后稷以配天，配灵威仰也。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，配五帝也。’夫五帝司方，位殊功一，牲牢之用，理无差降。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，则道兼覆载；左右群生，则化洽四气。祖、宗之称，不足彰无穷之美；金石之音，未能播勋烈之盛。故明堂聿修，圣心所以昭玄极；泛配宗庙，先儒所以得礼情。愚管所见，谓宜用六牛。”博士虞龢议：“祀帝之名虽五，而所生之实常一。五德之帝，迭有休王，各有所司，故有五室。宗祀所主，要随其王而飨焉。主一配一，合用二牛。”祠部郎颜奂议：“祀之为义，并五帝以为言。帝虽云五，牲牢之用，谓不应过郊祭庙祀。宜用二牛。”

　　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，有司奏：“来年正月十八

，祠明堂。寻旧南郊与明堂同

，并告太庙。未审今祀明堂，复告与不？”祠部郎王延秀议：“案郑玄云： ‘郊者祭天之名，上帝者，天之别名也。神无二主，故明堂异处，以避后稷。’谨寻郊宗二祀，既名殊实同，至于应告，不容有异。”守尚书令袁粲等并同延秀议。

　　魏明帝世，中护军蒋济奏曰：“夫帝王大礼，巡狩为先；昭祖扬祢，封禅为首。是以自古革命受符，未有不蹈梁父，登泰山，刊无竟之名，纪天人之际者也。故司马相如谓有文以来七十二君，或从所由于前，谨遗迹于后。太史公曰：‘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，有司之过也。’然则元功懿德，不刊山、梁之石，无以显帝王之功，布生民不朽之观也。语曰，当君而叹尧、舜之美，譬犹人子对厥所生，誉他人之父。今大魏振前王之弊

，拯

遁之艰危，接千载之衰绪，继百世之废始。自武、文至于圣躬，所以参成天地之道，纲维人神之化，上天报应，嘉瑞显祥，以比往古，其优衍丰隆，无所取喻。至于历世迄今，未发大礼。虽志在扫尽残盗，

涤余秽，未遑斯事。若尔，三苗堀强于江海，大舜当废东巡之仪；徐夷跳梁于淮、泗，周成当止岱岳之礼也。且昔岁破吴虏于江、汉，今兹屠蜀贼于陇右。其震

内溃，在不复淹，就当探其窟

，无累于封禅之事也。此仪久废，非仓卒所定。宜下公卿，广纂其礼，卜年考时，昭告上帝，以副天下之望。臣待罪军旅，不胜大愿，冒死以闻。” 诏曰：“闻济斯言，使吾汗出

足。自开辟以来，封禅者七十余君尔。故太史公曰： ‘虽有受命之君，而功有不洽，是以中间旷远者，千有余年，近数百载。其仪阙不可得记。’吾何德之修，敢庶兹乎！济岂谓世无管仲，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？吾不敢欺天也。济之所言，华则华矣，非助我者也。公卿侍中、尚书、常侍省之而已。勿复有所议，亦不须答诏也。”帝虽拒济议，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。以天下未一，不

便行大礼。会隆卒，故不行。

　　晋武帝平吴，混一区宇。太康元年九月庚寅，尚书令卫瓘、尚书左仆

山涛、魏舒、尚书刘实、张华等奏曰：“圣德隆茂，光被四表，诸夏乂清，幽荒率从。神策庙算，席卷吴越，孙皓稽颡，六合为家，巍巍之功，格于天地。宜同古典，勒封东岳，告三府太堂为仪制。”瓘等又奏：“臣闻肇自生民，则有后辟，载祀之数，莫之能纪。立德济世，挥扬仁风，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，其谥号可知者，十有四焉。沉沦寂寞，曾无遗声者，不可胜记。自黄帝以前，古传昧略，唐、虞以来，典谟炳著。三王代兴，体业继袭，周道既没，秦氏承之，至于汉、魏，而质文未复。大晋之德，始自重、黎，实佐颛顼。至于夏、商，世序天地，其在于周，不失其绪。金德将升，世济明圣，外平蜀汉，海内归心，武功之盛，实由文德。至于陛下受命践阼，弘建大业，群生仰

，唯独江湖沅湘之表，凶桀负固，历代不宾。神谋独断，命将出讨，兵威暂加，数旬

定，羁其鲸鲵，赦其罪逆。云覆雨施，八方来同，声教所被，达于四极。虽黄轩之征，大禹远略，周之奕世，何以尚今。若夫玄石素文，底号前载，象以姓表，言以事告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之征，不是过也。加以驺虞麟趾，众瑞并臻。昔夏、殷以丕崇为祥，周武以乌鱼为美，咸曰休哉；然符瑞之应，备物之盛，未有若今之富者也。宜宣大典，礼中岳，封泰山，禅梁父，发德号，明至尊，享天休，笃黎庶，勒千载之表，播

后之声，俾百代之下，莫不兴起。斯帝王之盛业，天人之至望也。”诏曰：“今逋寇虽殄，外则障

有警，内则民黎未康，此盛德之事，所未议也。”

　　瓘等又奏：“今东渐于海，西被

沙，大漠之

，

南北户，莫不通属。茫茫禹迹，今实过之，则天人之道已周，巍巍之功已著。宜有事梁父，修礼地祗，登封泰山，致诚上帝，以答人神之愿。乞如前奏。”诏曰：“今

未和，政刑未当，百姓未得其所，岂可以勒功告成

！”瓘又奏：“臣闻处帝王之位者，必有历运之期，天命之应；济生民之大功者，必有盛德之容，告成之典。无不可诬，有不可让，自古道也。而明诏谦冲，屡辞其礼。虽盛德攸在，推而未居。夫三公职典天地，实掌民物，国之大事取议于此。汉氏封禅，非是官也，不在其事。臣等前奏，盖陈祖考之功，天命又应，陛下之德，合同四海，述古考今，宜循此礼。至于克定岁月，须五府上议，然后奏闻。请写诏及奏，如前下议。”诏曰：“虽

清江表，皆临事者之劳，何足以告成。方望群后，思隆大化，以宁区夏，百姓获乂，与之休息，此朕

夜之望。无所复下诸府矣。勿复为烦。”瓘等又奏：“臣闻唐、虞二代，济世弘功之君，莫不仰答天心，俯协民志，登介丘，履梁父，未有辞焉者，盖不可让也。今陛下勋高百王，德无与二，茂绩宏规，巍巍之业，固非臣等所能究论。而圣旨劳谦，屡自抑损，时至弗应，推美不居，阙皇代之上仪，

神祇之款望，使大晋之典谟，不同风于三、五。臣等诚不敢奉诏，请如前奏施行。”诏曰：“方当共弘治道，以康庶绩，且俟他年，无复纷纭也。”

　　太康元年冬，王公有司又奏：“自古圣明，光宅四海，封禅名山，著于史籍，作者七十四君矣。舜、禹之有天下，巡狩四岳，躬行其道。《易》著‘观民省方’，《礼》有‘升中于天’，《诗》颂‘陟其高山’，皆载在方策。文王为西伯，以服事殷；周公以鲁蕃，列于诸侯，或享于岐山，或有事泰山。徒以圣德，犹得为其事。自是以来，功薄而僭其义者，不可胜言，号谥不泯，以至于今。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，海外有截；世宗景皇帝济以大功，辑宁区夏；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，

定蜀汉；陛下应期龙兴，混壹六合，泽被群生，威震无外。昔汉氏失统，吴、蜀鼎峙，兵兴以来，近将百年。地险俗殊，民望绝

，以为分外，其

久矣。大业之隆，重光四叶，不羁之寇，二世而平。非聪明神武，先天弗违，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兹者欤！臣等幸以千载，得遭运会，亲奉大化，目睹太平，至公之美，谁与为让！宜祖述先朝，宪章古昔，勒功岱岳，登封告成，弘礼乐之制，正三雍之典，扬名万世，以显祖宗。是以不胜大愿，敢昧死以闻。请告太常具礼仪。”上复诏曰：“所议诚前烈之盛事也；方今未可以尔。便报绝之。”

　　宋太祖在位长久，有意封禅。遣使履行泰山旧道，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注。其后索虏南寇，六州荒毁，其意乃息。

　　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，太宰江夏王义恭表曰：“惟皇天崇称大道，始行揖让。迄于有晋，虽聿修前绪，而迹沦言废，蔑记于竹素者，焉可单书。绍乾维，建徽号，

风声，被丝管，自无怀以来，可传而不朽者，七十有四君。罔仁厚而道灭，鲜义浇而德宣，钟律之先，旷世绵绝，难得而闻。《丘》、《索》著明者，尚有遗炳。故《易》称先天弗违，后天奉时。盖陶唐姚姒商姬之主，莫不由斯道也。是以风化大洽，光熙于后。炎汉二帝，亦踵曩则，因百姓之心，听舆人之颂，龙驾帝服，镂玉梁甫，昌言明称，告成上灵。况大宋表祥唐虞，受终素德，山龙启符，金玉显瑞，异采腾于轸墟，紫烟蔼于邦甸，锡冕兆九五之征，文豹赴天历之会。诚二祖之幽庆，圣后之冥休。道冠轩、尧，惠深亭毒；而犹执冲约，未言封禅之事，四海窃以恧焉。臣闻惟皇配极，惟帝祀天，故能上稽乾式，照临黔首，协和穹昊，膺兹多福。高祖武皇帝明并

月，光振八区，拯已溺之晋，济横

之世，拨

宁民，应天受命，鸿徽洽于海表，威棱震乎沙外。太祖文皇帝体圣履仁，述业兴礼，正乐颂，作象历，明达通于神祇，玄泽被乎上下。仁孝命世，睿武英

，遭运屯否，三才湮灭，乃龙飞五洲，凤翔九江，身先八百之期，断出人鬼之表，庆烟应高牙之建，风耀符发迹之辰，亲翦凶逆，躬清昏，天地革始，夫妇更造，岂与彼承业继绪，拓复禹迹，车一其轨，书罔异文者，同年而议哉！今龙麟已至，凤皇已仪，比李已实，灵茅已茂，雕气降雾于宫榭，珍

呈味于

林，嘉禾积穗于殿甍，连理合干于园御，皆耀质离宫，植

兰囿。至夫霜毫玄文，素翮赪羽，泉河山岳之瑞，草木金石之祥，方畿憬涂之谒，抗驿绝祖之奏，彪炳杂沓，粤不可胜言。太平之应，兹焉富矣。宜其从天人之诚，遵先王之则，备万乘，整法驾，修封泰山，瘗玉岱趾，延乔、松于东序，诏韩、岐于西厢，麾天阍，使启关，谒紫宫，朝太一，奏《钧天》，咏《云门》，赞扬幽奥，超声前古，岂不盛哉！伏愿时命宗伯，具兹典度。”诏曰：“太宰表如此。昔之盛王，永保鸿名，常为称首，由斯道矣。朕遭家多难，入纂绝业，德薄勋浅，鉴寐崩愧。顷麟凤表祯，茅禾兼瑞，虽符祥显见，恧乎犹深，庶仰述先志，拓清中宇，礼祇谒神，朕将试哉。”

　　四年四月辛亥，有司奏曰：

　　臣闻崇号建极，必观俗以树教；正位居体，必采世以立言。是以重代列圣，咸由厥道。玄勋上烈，融章未分，鸣光委绪，歇而罔臧。若其显谥略腾轨，则系缀声采，征略闻听。爰洎姬、汉，风

尚存，遗芬余荣，绵映纪纬。虽年绝世祀，代革

华，可得腾金彩，奏玉润，镂迹以熏今，镌德以丽远。而四望埋禋歌之礼，

观弛修封之容，岂非神明之业难崇，功基之迹易泯。自兹以降，讫于季末，莫不

英弘徽位，详固洪声。岂徒深默修文，渊幽驭世而已。谅以縢非虚奏，书匪妄埋，击雨恕神，淳廕复树，安得紫坛肃祗，竹宫载伫，散火投郊，流星奔座。宝纬初基，厌灵命历，德振弛维，功济沦象，玄浸纷

，华

幽润，规存永驭，思详树远。

　　太祖文皇帝以启遘泰运，景望震凝，采乐调风，集礼宣度，祖宗相映，轨迹重晖。圣上韫箓蕃河，伫翔衡汉，金波掩照，华耀停明，运动时来，跃飞风举，澄氛海、岱，开景中区，歇神还灵，颓天重耀，储正凝位于兼明，哀岳蕃华于元列。故以祥映昌基，系发篆素。重以班朝待典，饰令详仪，纂综沦芜，搜腾委逸，奏玉郊宫，禋珪玄畤，景集天庙，脉壤祥农，节至昕

，川丘夙礼，纲威巡止，表绥中甸，史

其咏，民挹其风。于是涵迹视

，振声威响，历代之渠，沉望内，安侯之长，贤王入侍，殊生诡气，奉俗还乡，羽族卉仪，怀音革状，边帛绝书，权光弛烛。天岱发灵，宗河开宝，崇丘沦鼎，振采泗渊，云皇王岳，离藻汉，并角即音，栖翔

御，衮甲霜味，翾舞川肆，荣泉

镜，后昭河源，故以波沸外关，云蒸内泽。若其雪趾青毳，玄文硃彩，

月郊甸，择木

音，重以荣

腾轩，萧云掩阁，镐颍孳萌，移华渊

，山舆伫衡，云鹣竦翼，海鲽泳

，江茅吐廕。校书之列，仰笔以饰辞，济、代之蕃，献邑以待礼。岂非神勰气昌，物瑞云照，蒱轩

轸，泉淳芳。

　　太宰江夏王臣义恭咀道遵英，

奇丽古，该润图史，施详载，表以功懋往初，德耀炎、昊，升文中岱，登牒天关，耀冠荣名，摛振声号。而道谦称首，礼以虚挹，将使玄祇缺观，幽瑞乖期，梁甫无盛德之容，介丘靡声闻之响。加穷泉之野，献八代之驷，

木之乡，奠绝金之楛，肃灵重表，珍符兼贶。伏惟陛下谟详渊载，衍属休章，依征圣灵，润

声业，诹辰稽古，肃齐警列，儒僚展采，礼官相仪，悬蕤动音，洪钟竦节，

路整卫，正途清

。于是绩环佩，端玉藻，鸣凤伫律，腾驾

文，间彩比象之容，昭明纪数之服。徽焯天阵，容藻神行，翠盖怀

，羽华列照。乃诏联事掌祭，宾客赞仪，金支宿县，镛石润响。命五神以相列，辟九关以集灵，警卫兵而开云，先雨祇以洒路。霞凝生阙，烟起成宫，台冠丹光，坛浮素霭。尔乃临中坛，备盛礼，天降祥锡，寿固皇

，谷动神音，山传称响。然后辨年问老，陈诗观俗，归荐告神，奉遗清庙。光美之盛，彰乎万古；渊祥之烈，溢乎无穷。岂不盛欤！

　　臣等生接昌辰，肃懋明世，束教管闻，未足言道。且章志湮微，代往沦绝，拘采遗文，辩明训诰簉访邹、鲁，草縢书堙玉之礼，具竦石绳金之仪，和芝润瑛，镌玺乾封。惧弗轨属上徽，辉当王则。谨奉仪注以闻。

　　诏曰：“天生神物，昔王称愧，况在寡德，敢当鸿贶。今文轨未一，可停此奏。”

　　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，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。是年七月，始建宗庙于鄴，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。后虽进爵为王，无所改易。延康元年，文帝继王位。七月，追尊皇祖为太王，丁夫人曰太王后。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禅，又追尊太王曰太皇帝，皇考武王曰武皇帝。明帝太和三年六月，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，夫人吴氏曰高皇后，并在鄴庙庙所祠。则文帝之高祖处士、曾祖高皇、祖太皇帝共一庙。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百世不毁，然则所祠止于亲庙四室也。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，洛京庙成，则以亲尽迁处士主，置园邑，使令丞奉荐。而使行太傅太常韩暨、行太常宗正曹恪持节

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庙，犹为四室而已。至景初元年六月，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庙之制，曰：“大魏三圣相承，以成帝业。武皇帝肇建洪基，拨

夷险，为魏太祖。文皇帝继天革命，应期受禅，为魏高祖。上集成大命，清定华夏，兴制礼乐，宜为魏烈祖。”更于太祖庙北为二祧，其左为文帝庙，号曰高祖，昭祧，其右拟明帝号曰烈祖，穆祧。三祖之庙，万世不毁，其余四庙，亲尽迭迁，一如周后稷、文、武庙祧之礼。孙盛《魏氏

秋》曰：“夫谥以表行，庙以存容，皆于既殁然后著焉。所以原始要终，以示百世者也。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，未终而豫自尊显。昔华乐以厚敛致讥，周人以豫凶违礼，魏之群司，于是乎失正矣。”

　　文帝甄后赐死，故不列庙。明帝即位，有司奏请追谥曰文昭皇后，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告祠于陵。三公又奏曰：“自古周人始祖后稷，又特立庙以祀姜嫄。今文昭皇后之于后嗣，圣德至化，岂有量哉！夫以皇家世妃之尊，神灵迁化，而无寝庙以承享祀，非以报显德，昭孝敬也。稽之古制，宜依周礼，先妣别立寝庙。”奏可。以太和元年二月，立庙于鄴。四月，洛邑初营宗庙，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，其文曰：“天子羡思慈亲。”明帝为之改容，以太牢告庙。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，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庙京师，永传享祀。乐舞与祖庙同，废鄴庙。

　　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，以洛京宗庙未成，乃祠武帝于建始殿，亲执馈奠如家人礼。何承天曰：“案礼，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。庶人无庙，故祭于寝。帝者行之，非礼甚矣。”

　　汉献帝延康元年七月，魏文帝幸谯，亲祠谯陵，此汉礼也。汉氏诸陵皆有园寝者，承秦所为也。说者以为古前庙后寝，以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。庙以藏主，四时祭祀，寝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荐新。秦始出寝起于墓侧，汉因弗改。陵上称寝殿，象生之具，古寝之意也。及魏武帝葬高陵，有司依汉，立陵上祭殿。至文帝黄初三年，乃诏曰：“先帝躬履节俭，遗诏省约。子以述父为孝，臣以系事为忠。古不墓祭，皆设于庙。高陵上殿屋皆毁坏，车马还厩，衣服藏府，以从先帝俭德之志。” 及文帝自作终制，又曰：“寿陵无立寝殿，造园邑。”自后至今，陵寝遂绝。

　　孙权不立七庙，以父坚尝为长沙太守，长沙临湘县立坚庙而已。权既不亲祠，直是依后汉奉南顿故事，使太守祠也。坚庙又见尊曰始祖庙，而不在京师。又以民人所发吴芮冢材为屋，未之前闻也。于建鄴立兄长沙桓王策庙于硃爵桥南。权疾，太子所祷，即策庙也。权卒，子亮代立。明年正月，于宫东立权庙曰太祖庙，既不在宫南，又无昭穆之序。

　　及孙皓初立，追尊父和曰文皇帝。皓先封乌程侯，即改葬和于乌程西山，号曰明陵，置园邑二百家。于乌程立陵寝，使县令丞四时奉祠。宝鼎元年，遂于乌程分置吴兴郡，使太守执事。有司寻又言宜立庙京邑。宝鼎二年，遂更营建，号曰清庙。遣守丞相孟仁、太常姚信等备官僚中军步骑，以灵舆法驾

神主于明陵，亲引仁拜送于庭。比仁还，中吏手诏

夜相继，奉问神灵起居动止。巫觋言见和被服颜色如平

，皓悲喜，悉召公卿尚书诣皞下受赐。灵舆当至，使丞相陆凯奉三牲祭于近郊。皓于金城外

宿。明

，望拜于东门之外，又拜庙荐飨。比七

，三祭，倡伎昼夜娱乐。有司奏：“‘祭不

数，数则黩’，宜以礼断情。”然后止。

　　刘备章武元年四月，建尊号于成都。是月，立宗庙，袷祭高祖已下。备绍世而起，亦未辨继何帝为祢，亦无祖宗之号。刘禅面缚，北地王谌哭于昭烈之庙，此则备庙别立也。

　　魏元帝咸熙元年，增封晋文帝进爵为王，追命舞

宣文侯为晋宣王，忠武侯为晋景王。是年八月，文帝崩，谥曰文王。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，受禅。丁卯，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，伯考景王为景皇帝，考文王为文皇帝，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，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。二年正月，有司奏天子七庙，宜如礼营建。帝重其役，诏宜权立一庙。于是君臣奏议：“上古清庙一宫，尊远神祇，逮至周室，制为七庙，以辨宗祧。圣旨深弘，远迹上世，敦崇唐、虞。舍七庙之繁华，遵一宫之尊远。昔舜承尧禅，受终文祖，遂陟帝位，盖三十载，月正元

，又格于文祖。此则虞氏不改唐庙，因仍旧宫。可依有虞氏故事，即用魏庙。”奏可。于是追祭征西将军、豫章府君、颍川府君、京兆府君，与宣皇帝、景皇帝、文皇帝为三昭三穆。是时宣皇未升，太祖虚位，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，其礼则据王肃说也。七月，又诏曰：“主者前奏就魏旧庙，诚亦有准。然于祗奉神明，情犹未安。宜更营造，崇正永制。”于是改创宗庙。十一月，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。

　　太康元年，灵寿公主修丽祔于太庙，周、汉未有其准。魏明帝则别立庙，晋又异魏也。六月，因庙陷当改治。群臣又议奏曰：“古者七庙异所，自宜如礼。”诏又曰：“古虽七庙，自近代以来，皆一庙七室，于礼无废，于情为叙，亦随时之宜也。其便仍旧。”至十年，乃更改筑于宣

门内，穷壮极丽。然坎位之制，犹如初尔。庙成，帝率百官迁神主于新庙，自征西以下，车服导从，皆如帝者之仪。挚虞之议也。至世祖武皇帝崩，则迁征西；及惠帝崩，又迁豫章。而惠帝世，愍怀太子、太子二子哀太孙臧、冲太孙尚并祔庙。元帝世，怀帝殇太子又被庙，号为

室四殇。怀帝初，又策谥武帝杨后曰武悼皇后，改葬峻

陵侧。别立弘训宫，不列于庙。元帝既即尊位，上继武帝，于礼为祢，如汉光武上继元帝故事也。是时西京神主堙灭虏庭，江左建庙，皆更新造。寻以登怀帝之主，又迁颍川。位虽七室，其实五世，盖从刁协，以兄弟为世数故也。于时百度草创，旧礼未备，三祖毁主，权居别室。太兴三年，将登愍帝之主，于是乃定更制，还复豫章、颍川二主于昭穆之位，以同惠帝嗣武帝故事；而惠、怀、愍三帝自从《

秋》尊尊之义，在庙不替也。至元帝崩，则豫章复迁。然元帝神位，犹在愍帝之下，故有坎室者十也。至明帝崩，而颍川又迁，犹十室也。于时续广太庙，故三迁主并还西储，名之曰祧，以准远庙。

　　成帝咸和三年，苏峻覆

京都，温峤等入伐，立行庙于白石，告先帝先后曰： “逆臣苏峻，倾覆社稷，毁弃三正，污辱海内。臣亮等手刃戎首，龚行天罚。惟中宗元皇帝、肃祖明皇帝、明穆皇后之灵，降鉴有罪，剿绝其命，翦此群凶，以安宗庙。臣等虽陨首摧躯，犹生之年。”咸康七年五月，始作武悼皇后神主，祔于庙，配飨世祖。成帝崩而康帝承统，以兄弟一世，故不迁京兆，始十一室也。康帝崩，京兆迁入西储，同谓之祧，如前三祖迁主之礼。故正室犹十一也。穆帝崩而哀帝、海西并为兄弟，无所登降。咸安之初，简文皇帝上继元皇帝，世秩登进。于是颍川、京兆二主，复还昭穆之位。至简文崩，颍川又迁。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，改作太庙，殿正室十六间，东西储各一间，合十八间。栋高八丈四尺，堂基长三十九丈一尺，广十丈一尺。堂集方石，庭以砖。尊备法驾，迁神主于行庙。征西至京兆四主，及太子太孙，各用其位之仪服。四主不从帝者之仪，是与太康异也。诸主既入庙，设脯醢之奠。及新庙成，帝主还室，又设脯醢之奠。十九年二月，追尊简文母会稽太妃郑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，立庙太庙道西。及孝武崩，京兆又迁，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。安帝隆安四年，以孝武母简文李太后、帝母宣德陈太后祔于宣郑太后之庙。

　　元兴三年三月，宗庙神主在寻

，已立新主于太庙，权告义事。四月，辅国将军何无忌奉送神主还。丙子，百官拜

于石头。戊寅，入庙。安帝崩，未及禘，而天禄终焉。

　　宋武帝初受晋命为宋王，建宗庙于彭城，依魏、晋故事，立一庙。初祠高祖开封府君、曾祖武原府君、皇祖东安府君、皇考处士府君、武敬臧后，从诸侯五庙之礼也。既即尊位，及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、六世相国掾府君为七庙。永初初，追尊皇考处士为孝穆皇帝，皇妣赵氏为穆皇后。三年，孝懿萧皇后崩，又祔庙。高祖崩，神主升庙，犹从昭穆之序，如魏、晋之制，虚太祖之位也。庙殿亦不改构，又如晋初之因魏也。文帝元嘉初，追尊所生胡婕妤为章皇太后，立庙西晋宣太后地。孝武昭太后、明帝宣太后并祔章太后庙。

　　晋元帝太兴三年正月乙卯，诏曰：“吾虽上继世祖，然于怀、愍皇帝，皆北面称臣。今祠太庙，不亲执觞酌，而令有司行事，于情礼不安。可依礼更处。”太常华恆议：“今圣上继武皇帝，宜准汉世祖故事，不亲执觞爵。”又曰：“今上承继武帝，而庙之昭穆，四世而已。前太常贺循、博士傅纯以为惠、怀及愍宜别立庙。然臣愚谓庙室当以客主为限，无拘常数。殷世有二祖三宗，若拘七室，则当祭祢而已。推此论之，宜还复豫章、颍川，全祠七庙之礼。”骠骑长史温峤议：“凡言兄弟不相入庙，既非礼文。且光武奋剑振起，不策名于孝平，豫神其事，以应九世之谶；又古不共庙，故别立焉。今上以策名而言，殊于光武之事，躬奉烝尝，于经既正，于情又安矣。太堂恆

还二府君以全七世，峤谓是宜。”骠骑将军王导从峤议。峤又曰：“其非子者，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。又若以一帝为一世，则不祭祢，反不及庶人。”于是帝从峤议，悉施用之。孙盛《晋

秋》曰：“《

秋传》云， ‘臣子一例也’。虽继君位，不以后尊，降废前敬。昔鲁僖上嗣庄公，以友于长幼而升之，为逆。准之古义，明诏是也。”

　　穆帝永和二年七月，有司奏：“十月殷祭，京兆府君当迁祧室。昔征西、豫章、颍川三府君毁主，中兴之初，权居天府，在庙门之西。咸康中，太常冯怀表续奉还于西储夹室，谓之为祧，疑亦非礼。今京兆迁入，是为四世远祖，长在太祖之上。昔周室太祖世远，故迁有所归。今晋庙宣皇为主，而四祖居之，是屈祖就孙也。殷袷在上，是代太祖也。”领司徒蔡谟议：“四府君宜改筑别室，若未展者，当入就太庙之室。人莫敢卑其祖，文、武不先不窋。殷祭之

，征西东面，处宣皇之上。其后迁庙之主，藏于征西之祧，祭荐不绝。”护军将军冯怀表议：“《礼》，‘无庙者，为坛以祭’。可别立室藏之，至殷禘，则祭于坛也。”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议：“诸儒谓太王王季迁主藏于文、武之祧，如此，府君迁主，宜在宣皇帝庙中。然今无寝室，宜变通而改筑。又殷袷太庙，征西东面。”尚书郎孙绰与无忌议同，曰：“太祖虽位始九五，而道以从暢，赞人爵之尊，笃天伦之道，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。”尚书郎徐禅议：“《礼》，‘去祧为坛，去坛为鸑，岁袷则祭之’。今四祖迁主，可藏之石室。有祷则祭于坛鸑。”又遣禅至会稽访处士虞喜。喜答曰： “汉世韦玄成等以毁主瘗于园。魏朝议者云应埋两阶之间。且神主本在太庙，若今别室而祭，则不如永藏。又四君无追号之礼，益明应毁而无祭。”于是抚军将军会稽王司马昱、尚书刘劭等奏：“四祖同居西祧，藏主石室，禘袷乃祭，如先朝旧仪。” 时陈留范宣兄子问此礼。宣答曰；“舜庙所祭，皆是庶人。其后世远而毁，不居舜上，不序昭穆。今四君号犹依本，非以功德致礼也。若依虞主之瘗，则犹藏子孙之所；若依夏主之埋，则又非本庙之阶。宜思其变，别筑一室，亲未尽则禘袷，处宣帝之上；亲尽则无缘下就子孙之列。”其后太常刘遐等同蔡谟议。博士张凭议： “或疑陈于太祖者，皆其后毁之主。凭案古义，无别前后之文也。禹不先鲧，则迁主居太祖之上，亦可无疑矣。”

　　安帝义熙九年四月，将殷祭，诏博议迁毁之礼。大司马琅

王司马德文议： “泰始之初，虚太祖之位，而缘情

远，上及征西，故世尽则宜毁，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。又汉光武帝移十一帝主于洛邑，则毁主不没，理可推矣。宜从范宣之言，筑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，永藏而不祀也。”大司农徐广议：“四府君尝处庙室之首，歆率土之祭。若埋之幽壤，于情理未必咸尽。谓可迁藏西储，以为远祧，而禘飨永绝也。”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：“仍旧无革。殷祠犹及四府君，情理为允。”祠部郎臧焘议：“四府君之主，享祀礼废，则亦神所不依。宜同虞主之瘗埋矣。”时高祖辅晋，与大司马议同。须后殷祀行事改制。

　　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，诏曰：“昔建太庙，每事从俭约，思与率土，致力备礼。又太祖虚位，明堂未建。郊祀，国之大事，而稽古之制阙然。便可详议。” 祠部郎徐邈议：“圆丘郊祀，经典无二，宣皇帝尝辨斯义。而检以圣典，爰及中兴，备加研极，以定南北二郊，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。谓仍旧为安。武皇帝建庙，六世三昭三穆，宣皇帝创基之主，实惟太祖，亲则王考，四庙在上，未及迁世，故权虚东向之位也。兄弟相及，义非二世，故当今庙祀，世数未足，而

太祖正位，则违事七之义矣。又《礼》曰‘庶子王亦禘祖立庙’。盖谓支胤授位，则亲近必复。京兆府君于今六世，宜复立此室，则宣皇未在六世之上，须前世既迁，乃太祖位定尔。京兆迁毁，宜藏主于石室。虽禘袷犹弗及。何者？传称毁主升合乎太祖，升者自下之名，不谓可降尊就卑也。太子太孙

室四主，储嗣之重，升祔皇祖所配之庙，世远应迁，然后从食之孙，与之俱毁。明堂圆方之制，纲领已举，不宜阙配帝之祀。且王者以天下为家，未必一邦，故周平、光武无废于二京也。周公宗祀文王，汉明配以世祖，自非惟新之考，孰配上帝。”邈又曰：“明堂所配之神，积疑莫辨。按《易》，‘殷荐上帝，以配祖考’。祖考同配，则上帝亦为天，而严父之义显。《周礼》，旅上帝者有故，告天与郊祀常礼同用四圭，故并言之。若上帝者五帝，经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，祀地旅四望乎？人帝之与天帝，虽天人之通谓，然五方不可言上帝，诸侯不可言大君也。书无全证，而义容彼此，故太始、太康二纪之间，兴废迭用矣。”侍中车胤议同。又曰：“明堂之制，既其难详。且乐主于和，礼主于敬，故质文不同，音器亦殊。既茅茨广厦，不一其度，何必守其形范，而不知弘本顺民乎！九服咸宁，河朔无尘，然后明堂辟雍，可崇而修之。”中书令王珉意与胤同。太常孔汪议：“太始开元，所以上祭四府君，诚以世数尚近，可得飨祠，非若殷、周先世，王迹所因也。向使京兆尔时在七世之外，自当不祭此四王。推此知既毁之后，则殷禘所绝矣。”吏部郎王忱议：“明堂则天象地，仪观之大，宜俟皇居反旧，然后修之。”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、尚书令谢石意同忱议，于是奉行，一无所改。

　　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，白衣领尚书左仆

孔安国启云：“元兴三年夏，应殷祠。昔年三月，皇舆旋轸。其年四月，便应殷，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议云：‘应用孟秋。’ 台寻校自太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，乾等既伏应孟冬，回复追明孟秋非失。御史中丞范泰议：‘今虽既祔之后，得以烝尝，而无殷荐之比。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应殷，烈宗以其年九月崩。至隆安三年，国家大吉，乃修殷事。又礼有丧则废吉祭，祭新主于寝。今不设别寝，既祔，祭于庙。故四时烝尝，以寄追远之思，三年一禘，以习昭穆之序，义本各异。三年丧毕，则合食太祖，遇时则殷，无取于限三十月也。当是内台常以限月成旧。’就如所言，有丧可殷。隆安之初，果以丧而废矣。月数少多，复迟速失中。至于应寝而修，意所未譬。”安国又启：“范泰云：‘今既祔，遂祭于庙，故四时烝尝。’如泰此言，殷与烝尝，其本不同。既祔之后，可亲烝尝而不得亲殷也。太常刘瑾云：‘章后丧未一周，不应祭。’臣寻升平五年五月，穆皇帝崩，其年七月，山陵，十月，殷。兴宁三年二月，哀皇帝崩，太和元年五月，海西夫人庾氏薨，时为皇后，七月，葬，十月，殷。此在哀皇再周之内，庾夫人既葬之后，二殷策文见在庙。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，陛下追述先旨，躬服重制，五年十月，殷。再周之内，不以废事。今以小君之哀，而泰更谓不得行大礼。臣寻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载，用三十月辄殷，皆见于注记，是依礼，五年再殷。而泰所言，非真难臣，乃以圣朝所用，迟速失中。泰为宪司，自应明审是非，群臣所启不允，即当责失奏弹，而愆堕稽停，遂非忘旧。请免泰、瑾官。”丁巳，诏皆白衣领职。于是博士徐乾皆免官。

　　初，元兴三年四月，不得殷祠进用十月，计常限，则义熙三年冬又当殷；若更起端，则应用来年四月。领司徒王谧、丹

尹孟昶议：“有非常之庆，必有非常之礼。殷祭旧准不差，盖施于经常尔。至于义熙之庆，经古莫二，虽曰旋幸，理同受命。愚谓理运惟新，于是乎始。宜用四月。”中领军谢混、太常刘瑾议：“殷无定

，考时致敬，且礼意尚简。去年十月祠，虽于

有差，而情典允备，宜仍以为正。” 太学博士徐乾议：“三年一袷，五年一禘，经传记籍，不见补殷之文。”员外散骑侍郎领著作郎徐广议：“寻先事，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，殷祠。孝武皇帝宁康二年十月，殷祠。若依常去前三十月，则应用四月也。于时盖当有故，而迁在冬，但未详其事。太元元年十月殷祠，依常三十月，则应用二年四月也。是追计辛未岁十月，来合六十月而再殷。何邵甫注《公羊传》云，袷从先君来，积数为限。‘自僖八年至文二年，知为袷祭’。如此，履端居始，承源成

，领会之节，远因宗本也。昔年有故推迁，非其常度。宁康、太元前事可依。虽年有旷近之异，然追计之理同矣。愚谓从复常次者，以推归正之道也。”左丞刘润之等议：“太元元年四月应殷，而礼官堕失，建用十月。本非正期，不应即以失为始也。宜以反初四月为始。当用三年十月。”尚书奏从王谧议，以元年十月为始也。

　　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，有司奏：“依旧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，领曹郎范泰参议，依永初三年例，须再周之外殷祭。寻祭再周来二年三月，若以四月殷，则犹在禫内。”下礼官议正。国子助教苏玮生议：“案《礼》，三年丧毕，然后袷于太祖。又云‘三年不祭，唯天地社稷，越绋行事’。且不禫即祭，见讥《

秋》。求之古礼，丧服未终，固无祼享之义。自汉文以来，一从权制，宗庙朝聘，莫不皆吉。虽祥禫空存，无ＦＨ缟之变，烝尝荐祀，不异平

。殷祠礼既弗殊，岂独以心忧为碍。”太学博士徐宏议：“三年之丧，虽从权制，再周祥变，犹服缟素，未为纯吉，无容以祭。谓来四月，未宜便殷，十月则允。”太常丞臣硃膺之议：“《虞礼》云：‘中月而禫，是月也吉祭，犹未配。’谓二十七月既禫祭，当四时之祭

，则未以其妃配，哀未忘也。推此而言，未礻覃不得祭也。又《

秋》闵公二年，吉禘于庄公。郑玄云：‘闵公心惧于难，务自尊成以厌其祸，凡二十二月而除丧，又不禫。’云又不禫，明禫内不得禘也。案王肃等言于魏朝云，今权宜存古礼，俟毕三年。旧说三年丧毕，遇禘则禘，遇袷则袷。郑玄云：‘禘以孟夏，祫以孟秋。’ 今相承用十月。如宏所上《公羊》之文，如为有疑，亦以鲁闵设服，因言丧之纪制尔。何必全许素冠可吉禘。纵《公羊》异说，官以礼为正，亦求量宜。”郎中周景远参议：“永初三年九月十

奏傅亮议：‘权制即吉，御世宜尔。宗庙大礼，宜依古典。’则是皇宋开代成准。谓博士徐宏、太常丞硃膺之议用来年十月殷祠为允。” 诏可。

　　宋殷祭皆即吉乃行。大明七年二月辛亥，有司奏：“四月应殷祠，若事中未得为，得用孟秋与不？”领军长史周景远议：“案《礼记》云：‘天子祫禘祫尝祫烝。’ 依如礼文，则夏秋冬三时皆殷，不唯用冬夏也。晋义熙初，仆

孔安国启议，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，皆用冬夏。安国又启，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年，用三十月辄殷祠。博士徐乾据《礼》难安国。乾又引晋咸康六年七月殷祠，是不专用冬夏。于时晋朝虽不从乾议，然乾据礼及咸康故事，安国无以夺之。今若以来四月未得殷祠，迁用孟秋，于礼无违。参议据礼有证，谓用孟秋为允。”诏可。

　　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，弘训羊太后崩，宗庙废一时之祀，天地明堂去乐，且不上胙。升平五年十月己卯，殷祠，以穆帝崩后，不作乐。初，永嘉中，散骑常侍江统议曰：“《

秋》之义，去乐卒事。”是为吉祭有废乐也，故升平末行之。其后太常江逌表：“穆帝山陵之后十月殷祭，从太常丘夷等议，撤乐。逌寻详今行汉制，无特祀之别。既入庙吉禘，何疑于乐。”

　　史臣曰：闻乐不怡，故申情于遏密。至于谅闇夺服，虑政事之荒废，是以乘权通以设变，量轻重而降屈。若夫奏音之与寝声，非有损益于机务，纵复回疑于两端，固宜缘恩而从戚矣。宋世国有故，庙祠皆悬而不乐。

　　译文

　　“国家的大事，在于祭祀和军事”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到儒家经典，都尊崇这一宗旨，而圣人的道德，没有比尊敬父亲更重要的。所以司马迁撰作《封禅书》，班固详尽记述《郊祀志》，上记皇帝的正祭，下录郡国百神的祭祀．司马彪又撰《祭祀志》以续完汉朝的祭祀礼典．东晋以后，旧有的礼制大的典章，都明白而完善地备载。自此以后，祭祀礼仪又有变化，所以再加编撰。

　　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曰，献帝命令公卿祭祀产担庙。派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印玺及策书，禅让帝位给曹魏。当时魏文帝曹丕继承了重旺的王位，南巡停留在颖

。主事官员于是在题渣的篮

旧城建造坛台。庚午

，魏王登上坛台。曹魏的相国华歆跪着接受了皇帝的印玺奉进给重担。接受印玺完毕之后，魏文帝走下坛台观看柴燎，礼毕之后返回。没有举行以先祖配祭的祭祀。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，在郊外祭祀天地和明堂。当时萱逸的都城在盗堡，而天地神灵、墓地、明堂、灵台都依照汉朝的旧例。黄初四年七月，魏

壶将要到束境巡视，因为大军将要出动，便派太常官用一头公牛在南郊祭天，从此之后便成为常制。到魏文帝逝世时，太尉钟繇在南郊举行追赠谧号的礼仪，这都是在郊外举行的祭祀礼节。

　　明帝太和元年元年正月丁末日，在郊外祭祀魏武皇帝以配祭天帝，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以魏文皇帝配祭上帝。当时两汉时期升烟祭祀天地的仪制都还保留，曹魏对两漠祭礼的沿革便可知了。

　　太和四年八月，魏明帝到东境巡视，经过繁昌县。派遣执金吾臧霸兼理太尉的职事，他用一头公牛祭祀接受禅让的坛台。《后汉纪》裹说，汉章帝诏令在高邑县祭祀即帝位的坛台。逭虽然是前代已实行的事，然而筑坛是为了祭天，而坛并不是神。现在不对上帝祭祀，而对坛墟致祭，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。

　　景初元年十月乙卯曰，开始在洛

南郊的委粟．营建圆厅。皇帝下诏令说：“帝王接受天命，都恭敬地奉承天地，以彰显神明；尊敬祭祀世代继统的先祖，以昭明功德。所以前代祭祀的礼典撰著之后，就使郊祭祖先以配祭皇天上帝的仪制完备了。从前在汉朝的初年，承接秦朝焚书灭绝学术之后，便收集残缺的礼制经典，以完备郊祀的礼仪。从甘泉、后土、雍宫、到五峙原祭天地神灵的处所，大多在经典上见不到，并且因为这些祭祀一兴废而无常制，一一彼一此而有变化，四百多年间，废止而没有了郊外椅祭皇天上帝的礼仪。古代所改立的祭祀礼仪，于是有了阙失。萱魏的世系，出于直垦氐，现在祭祀圆丘，以始祖爱童配祭，称圆丘为皇皇帝天。方丘所祭的称为皇皇后地，以舜帝的妃子伊氏配祭。郊外祭天所祭的称为皇天之神，以太祖武皇帝配祭。郊外祭地所祭的称为皇地之衹，以武帝的宣皇后配祭。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已故皇父高祖文皇童，以配祭上帝。”十二月壬子冬至，开始在圆丘祭祀皇皇帝天，以始祖有虞氏舜帝配祭。白正始年以后，直到曹魏终结，再没有举行郊祀。

　　孙权开始在武昌称帝号时，在南郊告祭天帝。告祭辞说：“皇帝臣孙权，冒昧地用黑色的公牛祭祀，明白告知皇皇后帝。汉朝享国二十四世，经历四百三十四年，它运行的天命气数已终结，它的福禄气运已竭尽，普天之下已废弛，四海之内分崩离析。

恶之臣曹丕，于是夺取了帝位。直至的儿子茎壑继承帝位而作恶，盗窃名位扰

礼制。我孙权出生于东南，适逢机运，承奉天道掌握军队，志向在于拯救世道，奉皇天上帝的正辞实行讨伐惩恶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民众。群臣百官各位将相以及各州郡各城镇执掌职事的官员，都认为天意已对汉朝厌弃，汉朝已丧失天运，皇帝的位置空缺，郊祀没有主祀人，美好的征兆嘉善的瑞应，前后纷繁地出现，上天的气运在我身上，我不得不接受．我孙权敬畏天命，岂敢不恭敬奉从。我恭谨地选择吉曰，登上坛台并举行柴燎祭天，即皇帝位。敬希你天神赐福！东吴四方，永远安保于天际。”在这以后的时期，孙权自认为所居不是中原地方，便不再举行郊祀。中年时，群臣奏议，应该举行郊祀。孙权说：“郊祀应当在中原土地上举行，我们现在不是在中原土地上。”群臣再次奏议说：“普天之下，没有一地不是帝王的领土：。帝王以大下为家。古代周文王、周武王在酆、镝举行郊祀，不是一定要在中原土地上。”孙权说：“周武王伐纣时，即帝位于镝京，而在镐京举行郊祀。周文王没有成为天子，在酆邑举行郊祀，见于哪部经典呢？”群臣又奏议说：“我们得见于《汉书．郊祀志》。匡街上奏请求将甘泉宫回曲的郊祀迁徙到铝，说驰王曾在腿举行郊。’，虽说：“周文王品

谦让，他处于诸侯的地位，分明是没有举行郊祀。经传没有明文记载，由匡衡这个俗儒凭个人意见造说，不是经典的本义，不可用。”虞直《志林》裹说：“束吴君主孙权纠举驳正郊祀的记载，追贬匡衡，凡是得见的人，无不感慨地叫好。”何承天说：“考察孙权已建立帝号承继帝位，而郊祀享祭有阙失，本来是不对的。他在位的末年虽然举行了一次南郊祭祀，而竟无北郊祀享之礼。环氏的《吴纪》裹说：‘孙权想尊崇父亲以配享天帝的本义，给他的父亲孙坚追加尊号为束吴始祖。’依照这一说法，那么孙权末年所举行的郊祀，足以系坚配享天帝。孙权去世之后，三位继位的君主直到束吴灭亡都没有举行郊祀，那么逊护也就没享有配祭天帝的礼仪了。”

　　刘备章武元年，备即皇帝位，筑造坛台告祭天帝。告祭辞说“建安二十六年夏季四月丙午口，皇帝臣刘备，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献祭，昭告皇天上帝、后土神灵。汉朝享有天下，它的天命气运无限。先前王莽篡夺汉朝政权，光武皇帝震怒出兵讨伐，社稷宗庙再次得到享祭。现在曹

依仗武力肆意残忍地对待人民，他的儿子曹丕施展他的凶逆图谋，窃取帝位。群臣百官和将士们认为国家社稷已被废弃，刘备应该整治它，应该承接汉高祖和汉光武皇帝，恭敬地奉行皇天上帝对曹丕的惩罚。我刘备思量自己道德鄙薄，怕有愧于这皇帝之位，便向庶民询问，并问及边外的蛮夷各族的君长，他们都说天命不可以不回报，祖宗的帝业不可以长久被废弃，四海之内不可以没有君主，天下四境之内的人所仰望的，在于我型备一人。我型借敬畏皇天的威严，又惧怕汉朝将在大地上灭亡。我恭谨地选择吉，与群臣百官登上坛台，接受皇帝的御玺。修造柴燎的坛台，挖掘埋藏祭牲的瘗坎，向天神举行告祭。敬希天神享用祭品给汉朝赐福，永远安保四海。”章武二年十月，皇帝刘备命令丞相诸葛亮，在成都营建南、北郊祭的坛台。

　　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

，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、兼太尉司隶校尉李憙奉持皇帝的印玺和策书，禅让帝位给西晋。丙寅曰，西晋在南郊筑造坛场，举行柴燎告祭天帝，没有用祖先配祭。其告祭词说：“天帝之臣皇帝司马炎。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献祭，昭告皇皇后帝。曹魏皇帝查验了皇位的气运，接受上天圣明的命令，命令我司马炎说：‘古代卢童禅让帝位给虞爱，虞灵又将帝位禅让给夏鱼，他们勤勉地树立圣德垂训后世，经历了很多年代。到了汉朝政道衰败时，魏太祖武皇帝平定祸

救助人民，扶持辅助汉朝刘

政权，又从还曲接受了挥让。但当我曹魏之时，历代多有变

，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，实在是仰仗了置翅匡救的恩德，因而得保曹魏宗庙的祭祀，在艰难时广为救助，这实在是晋朝对魏有大的功德。天下四方的人民，没有不敬服顺从的，立国家建诸侯，宣明礼教严明刑律，肃清梁山、岷山，包容了扬州、南越，全国兴举仁义，八方边境统一，远近向往仁义而归服，祥瑞接连出现，天人同应，没有不顺服的。天命宣示我要效法唐尧、虞舜和汉朝禅让的皇帝，因此布天命于此。’我司马炎思量不足以继承魏帝皇位，辞让没有获得同意。于是三公卿士，群臣百宫，黎民百姓和役隶，以至各蛮族的君长，都说：‘皇天明察下民，了解下民的困苦，皇天既有成命，本来不是克己谦让所能抗拒的。’帝位不可以没有继统，入神不可以空缺君主，我司马炎虔敬地遵奉皇位的气运，我畏惧天帝的威严，岂敢不恭敬地承接天帝美善的命令，我恭谨地选择吉曰，登上坛台接受禅让，告祭上帝，以永远报答人民的厚望，广布德泽佑助天下四方各地人民。我向往美善之德。”

　　泰始二年正月，皇帝下命令说：“主事官员前时奏请郊祀权且采用曹魏的礼制。我不想承受改建礼制的艰难，现在便以曹魏的礼制作为永远实行的制度。众人议论纷纭，于是没有按时议定，也就不能按时供享祭神，以已故祖、父配祭，我早晚都在慨叹和期望，饮食减少，心中不安。现在应当守即举行郊祀。”当时群臣又议论说： “五方天帝，就是天，五行之气时令不同，所以它们的称号不同。虽然有五个名称，其实是一个神。明堂和南郊，应该除去五帝的神座。五郊改为五

的称号，都同称为吴天上帝，各设一座而已。北郊祭祀又当除去先肚皇后的配祭，”皇帝全都依从。二月丁丑，郊祀宣皇帝以配祭天，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文皇帝以配祭上帝。这年的十一月，主事官员又奏议：“古时候圆丘的祭祀和郊祀没有区别，应该将圆丘方泽的祭祀合并于南北郊祀，另外修造祭祀坛场。而冬至、夏至的祭祀，合并于南郊、北郊的祭祀。”皇帝又依从了。一概都依照宣帝所采用的王肃的议论。逭一个月的庚寅曰冬至，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圆丘。自此之后，圆丘方泽不另行设立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太康十年十月，皇帝又下命令说：“《孝经》裹记载‘郊祀丘铿以配祭天，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周文王以配祭上帝。而《周礼》裹说：‘祭天是陈列祭品祭上帝。’又说：‘祭地是陈列祭品向四方遥祭山。’四方遥祭不是指地，那么分明上帝不能是天了。前时众人议论去除明堂五帝的神位，查考礼书的记载和正式的经文这种做法行不通。况且《诗序》裹说： ‘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功业，起于后稷。’所以推论以后稷配祭天。宣帝以英武创业，他既已配祭天，后来又以先帝配祭天，在道理上也不妥当。应该恢复明堂及南郊五帝神位。”晋武帝太康三年止月，武帝亲自举行郊祀．皇太子、皂弟、皇广全都陪侍祭祀，这不是前代的礼典。愍帝定都长安，还没有建立郊祀及宗庙祭祀便已败亡。

　　元帝中兴于江南，太兴元年，开始改建郊祀坛场。其制度都是太常贺循依据汉朝、西晋的旧制所定。三月辛卯曰，元帝亲自举行郊祀，配祭的礼仪，概依照武帝开始举行郊祀时的先例．当初尚书令刁协、国子祭酒杜夷，建议应该等待还都迢旦之后再修建。司徒荀组根据汉献帝居许员时，便立即建立郊祀坛场，现在自然应该在汀茵修造。骠骑玉婆、仆

苞盛、太常茎恒、中书侍郎廖毫都与苞蛆的议论相同。修建祀坛的事便施行了．按元帝继承天命而中兴，依照汉朝的先例，应该举行享祭明堂和宗庙祭祀之礼。束晋没有立明堂，所以缺享祭明堂和宗庙祭祀之礼。明帝太宁三年七月，开始诏令建郊祭坛。还没有进行建造而明帝便逝世了，所以成帝越和八年正月，追述以前的意旨，在覆舟山南建立祭坛。当月辛未，祭祀北郊，开始以宣穆张皇后配祭地神。这是曹魏时的先例，不是西晋的旧制。

　　康帝建元元年正月，将要在北郊祭祀，有怀疑的议论。太常题和上表说：“蠢始年间，把夏至冬至的祭祀合并于南郊北郊的祭祀。北郊祭祀的月份，古代没有明文记载，有的用夏至，有的同用冬至。汉光武正月辛末日，开始建立北郊祭坛。这就与南郊祭祀同月了。到束晋草创之时，一切事情都从简，把北郊祭祀合并于圆丘祭祀中。礼制不完备，权且用造一礼仪，大体上是合乎时宜的。到了咸和年间，提议另立北郊祭祀，祭祀同用正月。曹魏承续后汉，正月祭天，以地神配祭，而称说周礼，三王的郊祭，一概用夏正。”于是依从顾和的议论。这个月的辛末日，祭祀南郊。辛巳

，祭祀北郊。皇帝都亲自奉祭。

　　安帝元兴三年三月，宋高祖征讨桓玄并赶走了桓玄。己卯

，庆贺功勋在南郊祭祀。这一年，皇帝逃亡江陵没有返回。次年应该举行郊祀。朝廷议论认为应该依照周礼，由宗伯代理皇帝的职事，由三公施行祭祀。尚书左丞王讷之独自说：“殡殓之后举行郊祀，自然是天子主持，有君主在，禀承君主的命令而行祭，有什么可辩白的呢。是不是举行斋戒祭祀，岂可以与今天的事相比呢。议论的人又说现在应该郊祀，而事理应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才能命令三公行祭。况且祭天是极尊高的事，衹有天子一人可以举行而已，所以不是天子不可以祭天。庶民以上的人，无不举行祭祀，当嫡子在外时，由庶子掌理祭祀，礼书裹记载得很明白。没有不亲自接受了天子的命令而祭天的。又武皇帝接受禅让后，于二月郊祀，亘童在2遍中兴，于三月郊祀。现在郊祀的时限还没有超过，人们天天盼望着皇帝。不可以没有根据地想急速举行郊祀，使得皇帝返回后，再不能亲自奉祭。”于是依从丁王讷之的议论。晋恭帝五盘二年五月，摹帝派遣使臣奉持策书，禅让帝位给刘宋。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曰。在南郊建造坛场，接受皇帝的印玺，举行柴燎以祭天。告祭策书说：“皇天上帝的臣子皇帝刘裕，冒昧地用黑色公牛献祭，昭告皇皇后帝。晋帝以占卜得知王朝气数已终结，新王朝的气运已有所归，敬顺遣好的时运，以命令我刘裕。立君主以治理人民，天下为公，德

足以立为帝王，而被人民一致拥戴。从卢尧、虞爱开始，直到汉朝、萱垫，没有不是以圣哲的人感通文祖，有卓绝功勋的人登帝位，因此能够大力拯救人民，垂训于万世。晋朝自从束迁以来，礼、义、廉、

的德

没有树立，宰辅大臣没有依托，日子已经很久了。隆安年间艰险，元兴年间酿成祸

，以致帝王迁徙，宗庙祭祀灭绝。刘裕虽然地方不是齐、晋大国，部众没有一旅，但上则愤恨时势艰险，下则痛惜动

不止，他甩袖一挥，就使皇朝恢复。在危难时能扶持，在覆亡时能扶助，为非作

的都被歼灭，越礼犯分的人一定被消灭。真是否极必泰，振兴废败残局应运而来。至于平定祸

救济人民，恩施晋朝，凭藉时运，而舒展他的勋劳。加以四境殊风异俗的各族人民仰慕仁义，语言不通的荒远地方人民前来诚服，帝王历法所行的地方，都敬服声威教化。以致、月、星辰显示美好的征兆，山出现祥瑞，入神和睦协同，岁月彰着。因此王侯卿士、亿万平民，都说皇天神灵在上俯察，晋朝在下敬致诚，，天命不可以长久被延误，帝位不可一刻空着。于是被众人的议论所

，我恭敬地举行这受天命即帝位的礼仪。谬误地以我这薄德之人，托身于亿万人民之上。虽然上畏皇天的威严，忽略这小节，我深深地永远怀念，恭敬恐惧如同遇到危险一样。敬择吉

，登坛受禅，祭告天帝，以实现万国美好的希望。上天保佑我们昌盛，永远给我刘宋赐福。我恭敬地飨祭圣明的神灵。”

　　永初元年，皇太子在南、北郊拜祭。永初二年正月上旬辛，皇帝亲自举行郊祀。文帝元嘉三年，皇帝率军西征谢晦，备礼品在南、北郊祭祀。

　　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曰，朝廷重臣上奏说：“刘义宣、邀质，违逆时势背离正道，发动暴

罪恶滔天，串连淮、岱两地逆

，阴谋危害国家。当臧质开始反叛时，朝廷宣布戒严的时候，南、北郊的祭祀及宗庙社祭，都已陈设周备。因刘盏宣作

，没能同时举行祭祀。当皇上将要出发亲征时，叛逆

徒已冰释瓦解，臧质既已被枭首示众，型义宣也被擒获，两个寇逆都已消灭，南、北郊祭祀及宗庙祭祀都应该昭彰举行。考察亘

三年诛讨

每之初，遍祭南、北郊和太庙。当逆

平定之后，衹祭太庙和太社。不举行南、北郊祭祀。”希望礼宫们全面深入地商议。太学博士徐宏、孙

、陆澄议论说：“《礼》书裹没有不举行回报祭祀的记载。开始时对南、北郊和宗庙既普遍给予祭祀，现在逆贼已擒获，祭祀不应有所不同。”国子助教苏璋生议论说：“据《礼记。王制》记载，天子外出巡狩， ‘返回时，给祖庙父庙祭祀。又《礼记．曾子问》裹说：‘诸侯前往天子那裹去，先到祖庙祭祀，向父庙陈设祭品祭祀，命令祝史向社稷宗庙山川祭祀。祭祀时用牲和缯帛，返回时也是如此。诸侯相见，返回后一定到祖庙父庙祭祀，并命令祝史向前时所祭祀过的山等神举行告至之礼。’《礼记．曾子问》裹又说：‘天子和诸侯将要外出的时候，一定要用缯帛

皮玉圭等祭品，到祖庙父庙祭祀。返回后一定要举行告至之礼。’天子与诸侯外出，虽说事有大小的不同，但它的礼仪大体相同，出之前祭祀而返回后举行告至之礼，道理上不得有差别。郑玄说： ‘外出及返回的礼仪相同。，它的本义十分明白。天子出征时，向上帝祭祀，推论前时所祭祀过的返回后一定要为之举行告至之礼，那么就应该举行郊祭，不容再有怀疑。丞矗三年，衹祭太庙和太社，不知道它的道理在哪裹。或者当是因《礼记》裹衹说‘返回后到祖庙父庙祭祀’，而没有郊祭的话。如果这一论点成立，那就更是不通。《礼记》是残缺的书，本来就没有完备的版本，断简壤字，多有缺略。正应当类推寻求它的本义，不可动辄都要征引它的文字。天子返回后祭祀太社，也没有成文记载，是什么原因郊祭该单独招致嫌疑呢。但是外出及返回后一定祭祀，都是表示孝敬的诚心。既然是以返回后祭祀为本意，本来就不是凯旋后献捷的礼仪。现在皇帝毕竟没有出宫，就不容许有外出返回后举行告至的礼仪。如果是陈设不出行而祭祀的礼仪，那却是以前没有这样的先例。我认为祝史致辞，用以昭显诚信。如果辞义违背礼制，自然可以从实而缺略。我们参酌审议，以应该举行祭祀为允当，应当都用牲畜献祭南北二郊及太庙、太社，依旧由公卿施行祭祀之事。”皇帝下命令表示同意。

　　孝建二年正月庚寅

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本月十五

举行南郊祭祀。考查旧时的仪制，宗庙祭祀由皇上亲自奉祭，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告祭；南郊祭祀由皇上亲自奉祭，由太常第二次献酒告祭。又宗庙祭祀开始时，把酒洒在地上，送神的时候就不洒。而郊祀在开始时把酒洒在地上，同宗庙祭祀是一样的，而送神时又要把酒洒在地上，议论的人认为宗庙祭祀与郊祀仪式不相同，对这件事有疑问。现在

付礼官们审议裁定。”太学博士王祀之议论说：“根据《周礼》的记载，大宗伯‘佐助君主保护国家，用吉礼敬祀鬼和天地神灵，祭祀苍天’。也就是指今天的太常。在郊祀祭天时，太常第二次献酒告祭。又《周礼》的外宗条下说：‘当王后不参与祭祀时，就佐助宗伯。郑玄说：‘王后不参与祭祀，宗伯替代王后行事。又说：‘君主拿着玉制的圭瓒盛酒并把酒洒向尸主，大宗伯拿着玉制璋瓒盛着酒第二次献酒告祭。从中世以来，王后不参加宗庙祭祀，就应该按照礼制由大宗伯代行第二次献酒告祭。然而现在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告祭。郑玄注《礼记。月令》说：‘夏、商、周三代有司马，没有太尉。太尉，是秦朝设置的官。因为世代承传很久远，崇敬宗庙祭祀，替代王后祭祀的事情重要，所以由上公第二次献酒致祭。’又议论说：“顺时而生的思念，情怀比霜

还要深厚；宗庙之内祭祀时，肃敬的感情，在举止行动发出的声音中表现出来。不知道神在什么地方，便不能在一个方位上去求神。郑玄注《仪礼》的有司条裹说，天子诸侯在宗庙门内祭祀又绎祭。绎。是指第二

再祭。现在的宗庙祭祀缺少了送神时洒酒于地的仪式，将改在枋绎祭，明在于留神，不得而省。礼制裹郊祀与宗庙祭祀的仪制不同。因此送神时洒酒于地的仪制有差别。”太常丞朱庐之议论说：“查考《周礼》的记载，大宗伯执掌典礼，以敬奉神灵为上，职务是总管祭祀，而以祭苍天为首要。现在的太常就是《周礼》裹的宗伯。又查考袁山松的《后汉书。百官志》裹说：‘郊祭的礼仪，是由太尉掌管第二次献酒告祭，光禄掌管第三次献酒告祭。太常每当祭祀的时候，先上奏祭祀的礼仪及行事，掌管赞助天子祭祀。没有掌管献酒的事。依照《百官志》的记载，汉朝掌管第二次献酒的事，专由三公担任，不是由主管宗庙祭祀的秩宗贵官来掌管。现在宗庙祭祀由太尉第二次献酒，光禄第三次献酒，即为汉朝的仪制。又贺循规定太尉由东南方登上坛台，表明这太尉官一定是参与郊祭。古礼虽然是由宗伯掌管第二次献酒，然而历代有沿袭也有变革，由三公掌管第二次献酒，是汉朝所实行的仪制。我认为郊祀的典礼重大，应该与宗庙的祭祀相同。况且太常既已掌管赞助天子祭祀，他就不可兼管第二次献酒的事。又查考洒酒于地的仪式，《礼记》裹说：‘祭祀是讲求

祀和

祀的问题．殷产时期是先讲求南郊及宗庙祭祀的

祭’，‘奏完三首乐曲之后

牲’。那么商朝是把洒酒于地的仪式放在后面。‘周朝先讲求祭北郊及宗庙的

祀’，‘洒酒于地所用的是香酒。酒深入到土壤裹。酒洒之后

牲’。那么周朝是把洒酒的仪式安排在前面。这裹说的是宗庙祭祀，不是说郊祀。查考《周礼。天官》裹说：‘凡是祭祀时赞助君王举行

礼。郑玄注说：‘

，是洒酒灌地。衹有关涉人事的宗庙祭祀才有洒酒灌地的仪式。祭天神地神时君王不举行洒酒灌地的仪式。’而郊祀不曾有洒酒灌地的仪式，这在礼制裹无法考知。学识广博的儒者所注释的大义，昭然明察。认为今天有洒酒灌地的仪式，是长期相承传所造成的失误，那么原本就应该是没有洒酒灌地的仪式。”通报给朝廷重臣及丞、郎、博士等，他们都同意朱膺之的议论。尚书令建平王刘宏重新参酌审议，认为朱膺之的议论允当。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。

　　太明二年正月丙午曰初一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本月初六南郊祭祀，皇上要亲自奉祭。到时候可能会下雨。曹魏时期郊祭曾遇到下雨，高堂建认为应改期于当月下旬的辛曰祭祀。晋朝时皇帝已经出动参加郊祀，适逢下雨，顾和也说应该另行选择吉曰举行祭祀。徐挥说：‘晋武帝时，祭祀有时用丙

，有时用己曰，有时用庚

。’这些让礼官们议论裁正并上报。如果可以改变郊祀

期，是不是也应该改变宗庙祭祀的

期呢？”博士王燮之议论说：“遇到下雨而改变郊祀

期，是前代已有的定论。《礼》书的传注所记述的，在辛曰举行郊祀是有根据的。《礼记．郊特牲》裹说：“郊祀用辛曰，周朝开始举行郊祀是在冬至

。”郑玄注说：“夏、商、周三代的郊祀，一概用夏历正月。用辛曰的原因，是取其斋戒自新的意思。，又《礼记．月令》裹说：‘于是选择元

，祭祀苍天上帝祈求五谷丰

。’注解说： ‘元曰．是指上旬的辛曰。举行郊祭祭天。’又《

秋》裹记载郊祀的有两次，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，郊祀。《公羊传》说：‘何时举行郊祀用正月上旬的辛曰举行郊祀。’哀公元年四月辛巳曰，郊祀。《谷梁传》说：‘从正月直至三月，是举行郊祀的时期。以十二月下旬的辛曰占卜而定正月上旬辛曰郊祀。如果小依从，于正月下旬辛曰占卜改为二月上旬辛

郊祀．如果不依从，就于二月下旬辛曰占卜而定三月上旬辛曰郊祀。，这已表明，郊祀的礼仪，都是在辛曰举行。晋代有时用丙曰，有时用己，有时用庚，都是因为另有议论。逮壹于十二月丙寅曰在南郊祭天接受禅让，造就是祭祀不能用卒的例子。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曰，开始把圆丘方泽的祭祀、冬至夏至曰的祭祀与南北郊的祭祀合并举行。泰始三年十一月庚寅曰冬至曰祭天，在圆斤举行郊祭。这是仍然用圆丘祭祀的礼仪，不是专门为祈求五谷丰

的祭祀，因此又不能用辛曰祭祀。现在的郊祭享祀，既已按夏历实行，虽然祭祀的

期可以改变推迟，但认为仍然是…定在辛曰举行。徐撵所根据的，或许有不当的地方．又根据《礼记．郊特牲》的记载说： ‘在祖庙受命，在父庙裹灼

甲而占卜。，

注释说：‘受命，是指先祭告祖庙，然后退下来进行占，那么求的本义是卜郊祭这件事，而不是卜求郊祀的日子。现在祭祀的

期虽然有所改变，而郊祀的本义不变，我认为不应该再次求卜。’曹郎朱膺之议论说：“考察前代儒者所论说的郊祀，他们的议论各有不同。《周礼》里有冬至

圆丘的祭祀。《礼记．月令》裹有为祈求五谷丰

而祭祀苍天上帝．郑玄说，在圆丘祭祀苍天上帝，以帝营配祭，这是所说的筛祭。为祈求五谷丰

祭祀五

天帝，以后稷配祭，这是所说的郊祀，这两种祭祀举行的时间不同，它们所祭的神也不相同。儒士们说，在圆丘举行的祭祀，以后稷配祭。取圆丘所在的地点在郊，称之为郊祭。以圆丘的形体而言，称之为圆丘的祭祀。名称虽然有两个，其实就是一种祭祀。晋武帝舍弃郑玄的说法而依从儒士们的说法，因此郊祀用冬至曰。既然用了冬至曰，按理就不可能总是在辛曰。那么晋代在中原地区郊祀不用卒曰，就像徐惮所议论的那样。从束晋以来，都用正月，当是《

秋》传裹所说的夏、商、周的郊祀，全都用正月，晋代不改正朔，实行夏历，因此安排在年初，不用冬曰，全都用上旬的辛曰，这是近代的成规。祭祀的礼仪， ‘过了时限就不举行，现在是正月，郊祀的时限还没有过，遇上下雨改变祭祀

期，对礼制没有违背。既已卜求了祭祀的日子，然而因事不能顺遂，里祀苍天是很敬重的事，应该再卜求祭祀的

期。高堂隆说：‘九

在南郊祭祀，十曰在北郊祭祀、’造就是说北郊祭祀可以不在辛曰举行。”尚书何偃议论说：“郑玄注《礼记》，引用《易经》说夏、商、周三朝的郊祀，一概都用夏历。《周礼》记载，凡是国家的大事，多用正月。《左传》又说在惊垫举行郊祀。那么郑玄的这种论说，实在是有根据的。各家的议论不同，有的说夏、商、周各朝都用它们的正月郊祭苍天，这是浅薄之士的辩说，对于礼制来说不可取。本来已知道《谷梁传》裹说

季三个月都是可以举行郊祀的月份，真可以说是肤浅了。然而用辛曰祭祀的说法，全都相同晋朝用庚曰己曰郊祀，说得纷纷扬扬，但就是没有见到前代施行的证据。我认为应该信从晋代推迟郊祀，仍按礼制是用辛曰。王燮之以为在祖庙受命在父庙灼

占卜，他知道卜求的本义，不在卜求郊祭的日子，他的学识缜密”右丞徐爰的议论认为：“郊祀用辛曰，对改变郊祀期有妨碍，礼官和主管祭祀的官员，已作了很周备的考察。何偃根据礼制，认为不应该再行卜求，我的看法与他相同．考察卜求郊祭而限定时曰，到了今天这种办法应该改变，卜求应衹是卜郊祭这件事而已。辛

前十曰，已安然地为郊祀而斋戒沐浴，祭祀用的牲畜，已养在涤宫裹，没理由超过三月。他认为祭祀的牺牲已完全准备之后，虽然有事妨碍祭祀，也应该让主事官昌举行祭祀，不容许改变郊祭的

期。”众人的议论各不相同。参酌审议后认为：“应该依据《经》书的记载，遇到下雨就改用下旬的辛曰祭祀，不需要再次去卜求。如牲畜已杀，准备陈祭之后正遇着下雨，就可让主事官员去举行祭祀。”皇帝下韶令表示同意。

　　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曰，皇帝下诏令说：“我接受天命时，连续遭遇了很多艰难，战车急速地出动，要谋划的事务很多，里祭苍天的事虽然准备好了，可我没能亲自去举行祭礼。现在全国已经安定，各种祭祀都巳举行，应该遵循以前的典制，举行郊祀拜谒上帝。”主事官员查考之后上奏说，这事没有先例。黄门侍郎徐爰议论说：“卢舜的时候称为类祭上帝，殷商的时候称为昭告上帝。都是因为创业成功，德

和业绩隆盛而弘远，开创国统奠定皇家基业，一定要享祭上帝。从汉朝、曹魏以来，都遵循这一典制。高祖武皇帝征伐伪楚，置玄童还在j堰，便在京师建郊祀坛台，祭上帝告成功。我以为泰始年间应了天帝的符瑞，皇帝神武明断，王者耀武出征，战事经过了一段时间，虽然奉祀神灵做得周到，但皇上还没有亲自祭祀拜谒天帝。我认真查考晋武帝时郊祀是在二月，晋元帝时里祀祭天是在三月。有特殊的庆祝，一定有特别的典礼，不可拘泥于平常的祭祀，把祭祀限定在正月上旬辛

举行。我认为造事应

付史宫，让他们认真选择十一月的吉

，皇帝亲自举行郊祭，祭祀拜谒苍天上帝，以高祖武皇帝配祭。其余配亨的，不列入本次的祭祀。”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等赞司叁羞的议论。经过参酌审议都认为允当。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。

　　泰始六年正月乙亥曰，皇帝下诏令说：“按照古代的礼制，帝王每年都举行郊祀享祭，以及举行明堂的祭祀。从晋朝以来，每隔一年举行一次郊祀，明堂的祭祀在同一天举行。因为质朴与华饰详略不同，稀疏和细密有区别。从今以后每隔两年举行一次郊祀，每隔一年举行一次明堂的祭祀。下面可作详细商议。”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前兼曹郎虞愿议论说：‘郊祀和明堂的宗庙祭祀，都是主祭天神，而在同一天繁复地献祭，按情理说是轻慢。皇帝的诏令是让圆丘祭祀向天神报告成功，三年举行一次享祭。明堂配祭先帝，每隔一年献祭一次。斟酌情况选定吉曰，实在切合祭祀盛典。’通过咨询参酌审议一致同意虞愿的议论。曹郎王延秀重加议论说：‘改革的事宜，就像皇帝诏令所说的那样。前时虞愿的议论，实在祇是述说皇帝的诏令而已，未曾显示后来的事例。我认真查考，最初的郊祀是每隔两年举行一次，明堂祭祀每隔一年举行一次，第二次郊祀与第三次明堂祭祀，便回复到同一年举行。虞愿说从开始举行郊祀和明堂祭祀之后，应该各隔两年举行一次祭祀。以此推论，那么郊祀和明堂祭祀总是在不同年岁举行。，通报给朝廷重臣之后，他们都同意王延秀的议论。”后废帝王巡二年十月丁巳曰，主事官员奏请把郊祀和明堂祭祀，回复到同一天举行，每隔一年举行一次。

　　汉文帝时初次在遭坜祭祀地神，以昼担配祭，汉武壶时在噬祭祀后土社神，也以高祖配祭。龃以太祖配祭天神和地神，那么就没有以已故先帝皇后配祭地神了。王莽出任丞相时，引据《周礼》的记载，享祭已故先帝皇后为北郊的配祭。夏至曰祭后土之神，以高祖吕后配祭．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光武皇帝建武年间，不举行北郊的祭祀，因此已故皇后及土地之神，经常是在天坛祭祀时配享，山的一切望祭也都在祭坛的区域之内举行，共有一千五百一十四神。建毖史五元年，立北郊祭祀，派遣司空冯鲂祭高担庙，以莲昼代替旦后配祭地神。

置初，没有设立北郊祭坛，各土地神衹，都在郊祭天帝时一起祭祀。晋成帝时设天地二郊的祭祀，南郊祭天有六卜神，即五帝之佐、

月五星、二十八宿、文昌、北斗、三台、司命、轩辕、后土、太一、天一、太微、钩陈、北极、雨师、雷、电、司空、风伯、老人等六十二神。北郊祭地有四十四神，即五岳、四望、四海、四渎、五湖、五帝之佐、沂山、岳山、白山、霍山、毙无间山、蒋山、松江、会稽山、钱唐江、先农等共四十四神。江南各小山之神，是柬晋所立，就好像汉朝时西京关中各小河，都有祭祀等级。南北二郊所祭祀之神，官家都有记载。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，司空徐羡之、尚书令傅亮等人上奏说：“我听说崇奖有功德的人及举行隆重的祭祀，是历代帝王善美的典制；效法天人，从古代至今都是一致的。虽然在不同时期会有因循有变革，在不同的时代或重视质朴或提倡文饰，而其本意是在致力于教化，其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想到已故高祖武皇帝和协神灵，秉受天命，弘扬每都谋事安邦的勤奋精神，树立了民众所崇仰的最高品德，皇帝以美好的德

教导人民，领上广大直达八方边远地区，和顺之气涵养天下四方，圣德教化畅达远方：陛下以圣哲继承帝业，以道义感通四海。祭祀的礼仪已废止了很久，想光大国家宏大的功业，享祭皇帝陛下已放的双亲，现在实在应该举行祭祀的礼仪。高祖武皇帝应该在南郊祭天帝时配享，至于北郊祭地神时的配祭，虽然礼书裹没有明文记载，但是前代旧的典章，常常被遵循施行，魏、晋两朝原有的典制，便可以作为前代留下的准则．我们认为武敬皇后应该在北郊祭祀时配祭。为了表达追念先人孝顺先人的情怀，使崇高的敬意传之久远，以答谢及赞扬天地，以协和

。明年的正月，将在南郊和北郊祭祀天地，应该晓谕朝廷内外，认真遵循旧的典制。”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。

　　晋武帝太康二年冬季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主尘三年止月立

曰举行祭祀，当时天气还很寒冷，可让主事官员主持祭祀．”皇帝下诏令说：“郊祀是重要的典礼，一段时间以来因国家多事，到临举行郊祀时因事情有妨碍而废止了，所以往往是依从了主事官员的奏请而停祀。从今以后因边境战事减少，衹有这祭祀的典礼为最重要，亲自奉祭天地，这本来就是固定的制度。”

　　成帝时在南郊举行祭祀，遇上下雨。侍中顾和启奏说：“应该返回宫廷。再选择日子举行祭祀。”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。汉明帝根据《礼记。月令》有五郊

接节气和定服

的礼仪，因而采用元始年间的旧制，在洛

建立五郊祭祀的坛台，祭祀各方天帝和神灵，车服都依照各方位的颜色。魏、晋两朝都遵循这种制度。束晋以来，没有时间顾及修建五郊祭祀坛台。

　　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四月庚子

，皇帝下诏令说：“古代周朝有文德，大祭明堂；汉朝业绩隆盛，敬祭汶水上所建的明堂。因为主持祭祀的没有越分过度，端正了节令，大名卓著，救世而扬名。我已故的父王太祖文皇帝功德光耀苍天，威灵昭示俗民，在国内能端庄恭敬地接待四方诸侯，以仁德救助百姓，对外能影响到八方边远的地区，威势能震动各方异风殊俗的人民，在南方能击碎强越君长的头颅，在西方能使强大的戎族君长脑碎髓

。创制礼仪振兴农耕的本业，陈乐器奏乐曲使四季顺适。补正典籍序传，在无题之外作申述；表彰并聘用贤明之臣，让深厚完美的道德广为垂范。训导勉励奖劝农桑，政风清明不用刑罚。万物通和，百神降福，行事上协皇天轨范，下能顺随地神的德泽。因此

诚贯通上天神沾，行事而生瑞兆，诸侯循道守义，河海恬静平和。我仰赖先王的大业，登上帝位统治百姓，皇天上帝赐下福佑，到现在已有十二年了我冀望宣扬先帝的美德，使它传播到永远。群臣百官可详细稽考周朝的典制，开始兴建明堂，以便在宗庙裹祭祀先帝神灵，使之配祭皇天上帝，诚敬的心得以抒发，

百神都能各得其所。我永远怀念先帝，感激仰慕先人我悲伤心碎。”主事官贝上奏说：“我们查考有关明堂辟雍的事，在制度上没有明确的定论，营造也不一致，传说也很乖妄。著名的儒士和博通的学者，各举所见，有的认为明堂与辟雍名称不同而其实质相同，有的以为名称和实质都是各不相同。从汉朝直至晋朝，没有人能考辨明白。周代的书裹说，清庙、明堂、路寝的体制相同。郑玄注《礼书》，它的本义就是在这周代书里产生的。而儒士们又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，属南方

气之地，在国都三里之内。至于明堂的堂屋及侧室、门户、窗户的开向等，因世代遥远而记载湮灭，难得全面详尽考明。晋朝的侍中裴顿，是长安一带的博学之士，他详尽地查考了前代的记载，也没能确定。他认为尊崇先祖以配祭天帝，它的意义昭著，明堂庙宇的体制，理论根据不够分明，径直可建为殿堂，以尊崇天帝及先祖先帝的祭祀。其余不重要的祭祀，一概都可废止。参酌考证郑玄所作的注，没有什么凭据；裴颁的奏议，我认为可信。在国学地址的南面，实在是南方属

的土地，平畅干燥，可以营建。所建造墙屋的规范，应该依照太庙的体制，衹建十二间，以对应一周年十二个月的数字。按照汉朝在汶水上所建明堂的图式，设置五帝神位，以太祖文皇帝配享。祭祀皇天上帝，虽有简省，但到三年大祭时，按理不可有差别。从郊祭至宫庙祭祀，也应该在同一天之内举行。《礼记》记载郊祭奉献一头牛，《诗经》裹说明堂祭祀享献牛和羊，沐浴斋戒选择祭祀的吉

的这些程序虽然相同，但质朴与繁饰却显然有所不同。况且郊祭有燎柴祭天的仪式，而明堂祭祀却没有燎柴祭天的事，那么鼎俎彝簋等礼器的配置，一概都应依照宗庙祭祀的礼仪而定。布告群臣百官，准备建筑材料挑选工人，暂时设置起部尚书、将作大匠，以商量物资使用及营建工程等事宜，在今年秋季一定要按期建成。”于是依照盏逊的议论，衹建造大殿屋宇并加雕画装饰而已，没有采用古代三十六个门户七十二个窗户的体式。左型六年正月，南郊祭祀完毕返回后，世担亲自奉祭明堂，祭祀五时天帝，以文皇帝配祭，这是采用了郑玄的议论。官府有其记录。　　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曰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南郊祭祀用三头牛。四季祭祀宗庙六室用两头牛。明堂开始建成，祭祀五帝，以太祖文皇帝配祭，不知道祭祀时要用几头牛？”太学博士动屋兴之议论说：“据塑玄注《礼记．大传》说：‘《孝经》裹记载郊祭丘逻以配祭天帝，是配祭玺盛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

王，以配祭上帝，是配祭五帝。，五帝主管五方，方位不同功能一致，所奉用的牺牲，按理不得有所减少。太祖文皇帝亲统天地，那么他的德泽兼有天覆和地载；抚养众生，那么它的教化能协和

、夏、秋、冬四时节气。祖和宗的称呼，不足以彰显先人无限的美德；钟磬金石演奏的乐曲，不能播扬先人功勋业绩的盛大。因此修建明堂，帝王宽广的心怀可以显彰于天际；广泛地在宗庙配祭，是前代儒士们把握礼制本义的体现。以我浅薄的见解，认为应该用六头牛。”博士虞稣议论说：“祭祀天帝的名称虽然有五个，而所产生的实效经常是一致的。五德各帝，往往有善美的王君，五帝各有主管的方面，因此设置有五室。宗庙祭祀的主神，要随其王君而定献享。主祭一牛配祭一牛。应该用二头牛。”祠部郎颜奂议论说：“祭祀的本义，是包括五帝的祭祀而称呼的。虽说是有五帝，但祭祀所用的牛，不应该超过郊祭和宗庙祭祀的牛。应该用两头牛。

　　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曰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明年正月十八，要举行明堂的祭祀。查考以前南郊祭祀和明堂祭祀是在同一天举行，并且还要祭太庙。不知道现在明堂祭祀，是不是还要祭太庙？”祠部郎王延重议论说：“据郑玄说：‘郊祭是祭天的名称，上帝，是天的别名。神没有两个主神，因此明堂设置在别的地方，以回避励坚之神。’认真查考郊祭和宗庙祭祀这两种祭祀，既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，至于应该告祭太庙，不可有所不同。”守尚书令袁粲等人都赞同王延秀的议论。

　　魏明帝统治时期，中护军蒋济上奏说：“帝王举行的重大礼典，以巡狩为首要之事；彰显先祖和先父的功业，就以封禅为首要典礼。因此从古以来，在改朝换代新的帝王接受天帝的符命时，没有不是亲自上銮父山，登泰山，刻石颂德传之永远，记述这天上人间盛大功业的。因此司马相如说，有文字记载以来有七十二位君主，也许依据的是以前的传扬，郑重地给后世留下了遗迹。太史公说：‘君主有圣明的功业而不宣扬传布，这是主事官员的过失。，那么伟大的功业美好的德行，不在泰山及梁父山刻石歌颂，就不能彰显帝王的功绩，不能给民众展布不朽的鉴仰。俗语说，当了君主而赞叹唐尧、虞舜的美德，就好像是儿子面对他生身之父，赞誉别人的父亲一样。现在我大魏朝廷振兴了历代的败

政局，拯救了

亡而陷入艰险危难的人民，承接千年来的衰世，以及百代以来荒废的政治。从我朝的武帝、文帝直至现今圣明的皇上，能够协成天地的大德，主宰维系人神的教化，上天给予了报应，嘉祥的瑞兆得以显现，和古代相比，现今的优越隆盛，不可相提并论。而竟然从历代到今天。还没有举行过封禅的大典。虽然心意在扫清残贼，

涤余秽，没有时间顾及这封禅的事。如果是这样的理由，那么三苗在江海一带崛起时，舜帝就应该废止束巡的礼仪，徐夷在淮水、泗水一带横行作

时，周成王就应该停止到泰山行祭礼。况且往年在江、漠一带打败了吴贼，现今在陇西一带又屠杀了蜀贼。那战事震

了吴、蜀，其内部已经溃

，应该不再停顿，应当立即就去攻取它的窟

，以便对封禅的大礼不造成拖累。封禅的礼仪废止已经很久了，并不是仓猝之间所能议定的。应该

付给公卿大臣，广泛纂定封惮的礼仪，通过占卜选定举行封禅礼仪的时，祭祀上帝，以

足天下人民的期望。我在军旅中任职，非常向往，冒死上奏。”皇帝下诏令说：“听到蒋济的这番议论，使得我出汗，汗水直

至脚下。自从开天辟地以来，举行过封禅的衹有七十多位君主而已。因此太史公说：‘虽然有受了天命的君主，然而他的功业不广大，因此君主中间能封惮的相距久远的，有一千多年，时间距离近的也有几百年。封挥的礼仪因而阙失不能详记。’我修行了什么善德呢，岂敢冀望举行这封挥大典呢。蒋济难道认为当世没有管仲，又认为我有齐担公登泰山祭天那样的意向吗。我不敢欺骗天帝。蒋济所说的话，说它华丽却真是华丽了，但它不是帮助我。公卿侍中、尚书、常侍要省察他所说的话罢了。不要再有议论，也不要等待我的答覆。”明帝虽然拒绝了蒋济的议论，而实际上却命令高堂隆草拟封惮的礼仪。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，不想立即举行封禅大典。又遇上高堂隆去世，因此没有举行封禅。

　　晋武帝平定了吴境，统一了天下。太康元年九月庚寅曰，尚书令卫罐、尚书左仆

山涛、右仆

魏舒、尚书刘宫、张华等人上奏说： “皇上的德泽隆盛，光照四方边境，华夏各地平静，北方荒远地区的人民都顺从。皇上的神策庙算，以至军队席卷吴越大地，孙皓叩头顺服，天下四方成为一家，崇高的功绩，播及天地之间。现在应该遵循古代典制，在束岳泰山刻石封惮，要通告三府太常草拟封挥的仪制。”卫罐等人又上奏说：“我们听说从有人类以来，就有君主，其间经历的年数有多少，没有人能计算清楚。立德

救世人，发扬仁爱之风，以至能登卜泰山举行封禅的有七十四位君主，他们中间谧号可以考明的，衹有十四人。而沉寂无闻，没有留下声名的，不可计数。在黄帝之前，古代的传记渺茫缺略，庐袁、谜以来，典谟训诰等史籍记载彰着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相继兴起，国家的体制业绩相连续，刮统治沦落，秦朝承接而起，直至汉塑和萱邈，文质彬彬的礼制都没有恢复。晋朝立国的德运，开始于重、黎在世的时期，实际上是辅佐题堕，到了夏、直两朝，世世代代都主管测度天地，在刮目时期，仍然不失本业。我晋朝金德的德运升起，历世接连出现圣明的君主，对外平定了；墅选，四海之内的人民心向朝廷，武功的隆盛，实际上是山来于文德。到了陛下受天命即帝位之后，广建业绩，百姓仰承

风而归顺。惟独昼辽、回庭翅、远丞、挝丞的边际，凶贼负隅顽抗，历代都不顺服。陛下神谋独断，任命将领出兵征讨，兵威，几十

内便将凶贼

平，拘捕凶贼魁首，宽赦作逆的罪徒。云布雨施，八方人民都来归附，陛下声威教化所及，已达到四方极辽远的地方。即使是轩辕黄帝的征战，夏禹远大的谋略，厘朝世世代代国祚长久，又怎能超过今天呢？至于刻石颂德、素文传信，著称于以前的记载，刻石以表姓，据事实而记述，古代出现的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的征兆，也不能超过今天这样的功德。加上有骄虞善兽、麟趾信物等等，许多瑞兆一起出现。古代夏、殷两朝以尊崇天神为吉祥，周武王时以鱼跃入舟、火化为乌为美事，都称为善美；然而符瑞的显现，实物的盛多，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的。现在就应该举行封挥大典，祭中岳嵩山，封泰山，禅梁父山，启用王朝德运称号，崇敬皇上，享祭上帝，抚爱黎民百姓，镌刻

传千载的石碑，播扬

传后世的声威，使百代之后，世世振兴。这是帝王盛大的业绩，是天上人间最崇高的期望。”皇帝下诏令说：“现在

窜的寇贼虽然被消灭，但在边境上的障

仍然有警报，内地的民众也还不康宁，这歌颂盛德的礼仪，不应该议论丁。”卫璀等人又上奏说：“现在的国土束境到了海边，西境达到

沙，在大沙漠的北面，南境到了

南郡的北产，四境之内无不交往归属，夏禹足迹所到的茫茫之地，现在实际已经超过它了，天上人间的治道已很周备，崇高的功业已经卓著。应该到梁父山致祭，向土地之神行礼，登上泰山封挥，向皇天上帝致以诚敬，以报答入神的期望。请求像先前上奏的那样举行封挥大典。”皇帝下韶令说：“现在

还不协和，政治与刑狱还不当，百姓还没有各得其所，怎么可以刻石颂德告成功呢！”卫璇又上奏说：“我听说身处帝王之位的人，一定有国家命数的期限，有天帝授命的符瑞；赈济人民立有大功德的人，一定有品德高尚的仪容，有敬告成功的大典。没有这些的不可加以指责，有这些的不能责备，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。而圣明的诏令非常谦虚，一再推辞封禅的礼仪。虽然高尚的品德依然在身，但却推辞而不白许。三公的职责是掌管天地的，实际上是掌管人民和万物，国家的大事，在这里议定。汉朝时候的封禅，凡不属管理封禅的官员，就不参与封禅的事。我们先前的上奏，大抵都是陈述陛下已故祖、父的功德，陛下又顺应了天命，陛下的功德，使四海之内合力同心，无论是考古或论今，现在都应该举行这封禅大礼。至于确定举行封禅礼的年月，需要五府加以议论，然后奏报。请求书写韶书及奏议，像先前一样

付臣下议论。”皇帝下诏令说：“虽然已

平了辽南，造都是主持战事者的功劳，哪裹够得上祭天告成功呢。我正希望群臣百官，认真思量振兴教化，以使华夏康宁，百姓获得平安，与民休养生息，这是我

夜夜的期望。不必再

付各府曹议论了。不要再作烦扰。”卫璀等人义上奏说： “我们听说唐尧、虞舜两代，救济世人弘扬功德的君主，没有不是对上回报天意，对下协同民心，登介丘山，上梁父山，没有推辞的，因为这是不可谦让的。现在皇帝陛下的功勋比历代君主都高，德

无与伦比，宏规盛绩，功业崇高，本不是我们所能详细评说的。然而皇上圣明的诏令，…再表示谦让，屡次都自我贬抑，时机已到却不顺应天意，推让美德而不自许，使我晋朝的盛大典礼空缺，阻碍了天地神明款诚的期望，使得我大晋的典谟训诰之政教，与五帝、三王的风韵不同。我们实在不敢遵奉皇上的韶令，请求按照我们先前所上奏的施行。”皇帝下诏令说：“现在正应当共同弘扬治道，以使政绩康泰。暂且等待到将来再举行大礼，现在不要再纷纷议论了。”

　　太康元年冬季，王公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从古代以来圣明的帝王，有四海之广，在著名的山岳封禅，记载在史籍裹的有七十四位君主。虞忧、夏叠得天下之后，巡狩四岳，亲自施行他们的政道。《易经》裹记载‘体家人民省视四方’，《礼》书裹记载有‘向天帝享祭以告成功’，《诗经》裹说‘登上那高山，这些都是记载在典册中的。旦

王为西伯的时候，服事殷朝，周公以自己的封邑垦国为因天子的屏藩，列于诸侯的地位，他有时在岐山享祭，有时在泰山祭天。衹因为有圣德，就可能举行封禅祭天的礼仪。从那之后，功德浅薄而越礼举行祭天仪式的人，不计其数，他们的谧号也传扬不息，直至今天。便何况我们的高祖宣皇帝始建王朝基业，海外都得到治理；世宗景皇帝继续建立宏大的功业，使华夏和平安宁；太祖文皇帝接受天命建立置勉，

平蜀选；皇帝陛下你应运而起，统一了天下四方，布德泽于民众，声威震动于辽远无边的地方。从前选朝沦落，呈、蜀鼎立，战争爆发至今，已将近有一百年了。险绝的边远地区，不同风俗的地区，人民困厄绝望，以为处于治道之外，造日子已经很久了。帝业的昌盛，使四个世代以来重布光明，逞凶而不顺服的寇贼，经两世便被平定。如果不是皇上聪明神武，如果不是皇上在天时到来之前行事，而天意也不违背皇上，又有谁能像这样达到崇高无比的成功呢我们得到千载一时的幸运，遇到这样的机会，能够亲自遵从圣明的教化，亲自目睹太平盛世，至公无私的美德，无可推让。应该效法以前的朝廷，效法古时的圣王，到泰山刻石颂德，行封禅礼以告成功，弘扬礼乐制度，端正明堂、辟雍、灵台的典制，扬名于万世，以光宗耀祖。因此怀着厚望，敢冒死上奏。请通告太常草拟礼仪。”皇上又下诏令说：“所奏议的确实是前代帝王们的盛事。当今是不可以如此的。即此回答，今后应停止这种议论。”

　　宋人祖在位时间长久，有意举行封惮仪式。他派遣使者循行泰山的旧路，下诏令让学士山谦之草拟封禅的仪式．后来因为北方敌军南侵，六州的土地荒毁，宋太祖想举行封惮的意向才搁置下来。

　　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

，太宰江夏王刘盏苤上表说：“皂天称誉正道，开始实行揖让的礼仪。直到晋朝，虽然继续发扬前代事业，然而旧时的事迹已沦落废弃，没有记载在史册上的，岂能全部都书写出来。继承了帝位，建树了旌旗，传播风教名声，演奏乐曲，自从无怀氏以来，可以传扬不朽的，共有七十四位君主。没有深仁厚义，道德便灭绝，缺少仁义，风气浮薄而道德便得到宣扬，在钟律出现之前，在很久远的时代，人们已难得知晓。《九丘》、《八索》所记载明白的，它的遣辉还存在。因此《易经》裹说圣君在天时出现之前行事，天意也不违抗他，在天时出现之后行事，是尊奉天时。大抵唐尧帝、疆壶、曼昌以及直曲、台目的君主们，没有不是遵循这一治道的。因此风俗教化很和协，光照于后世。酉选的彦担，

选的光武壶，也继续实行以前的法则，顺随百姓的愿望，听取众人的歌颂，坐着帝王乘坐的车舆，在梁父山刻玉致祭．用善美的言词宣称，向皇天上帝报告成功。何况我刘宋朝廷祭告唐尧、虞舜，承接丁纯正的德泽，山龙为主开启祥符，金玉出现显示瑞兆，神异的华彩出现在整个区域，紫

的祥云荫盖着邦土，上帝赐下冕服是得帝位的征兆，纹豹奔赴天命的期会。这实在是两位先祖九泉之下的

庆，是先皇后的

福。治道为轩辕黄帝及尧帝以来之冠，恩惠深而化育了万物；然而却仍然坚持俭约，不提封惮的事，四海之内的人私下裹都为之惭愧。我听说衹有皇帝才能配享宗庙，祭祀天神，因此能对上稽考天道，光照百姓，协和苍穹，接受这样的大福。高祖武皇帝的圣明与

月齐同，光辉普照天下八方，拯救了沦丧的晋朝，救济了动

不堪的人世，把祸

平定使人民安宁，顺应天时，接受天命，他至美至善的品德使海协和，他的威势震撼了沙漠之外的地区。太祖文皇帝圣体仁厚，继承前代的功业振兴礼教，端正了乐舞，制订了历法，他的圣明旷达与神明相通，他那深厚的恩泽荫盖着朝野上下。陛下的仁孝著名于世，陛下的武德出众，遭遇国家艰难困苦的厄运，三才泯灭，于是五洲神龙腾飞，江河之上丹凤翱翔，身为八百诸侯的先导而赴会师之期，出现在人鬼之外，牙旗顺应吉庆的彩云而建树，威风在显达发迹的时期显耀，亲自消灭了为凶作逆之徒，亲自扫清

霾，天地开始更新，普天之下的男女又获得新生，难道可与那些继承帝业，拓展和恢复夏禹的疆土，实现车同轨，书同文的君主们，同曰而论吗现在神龙和瑞麟已经出现，凤凰已经飞来，连理李树已结果实，菁茅已经茂盛，彩云已降落到宫廷台榭，

珠已出现在

苑裹，嘉禾在殿屋中结穗，连

合干的树在御园墙垣之内成长，它们都在离宫中显

异质和风辨，在兰苑中植

。至于白色的兽

黑色的纹彩，白色的翼羽赤

的羽绒，山岳

泉的瑞兆，草木金石的祯祥，邦畿之内的人赶了遥远的路途前来谒见进言，乘驿马急速奔赴而来奏请，辉煌万般，实在不可尽言。天下太平的瑞应，这时已是很多很多的了．陛下应该顺随天上人间的一片至诚，遵循先王的典则，准备万乘车舆，整饰帝王乘坐的法驾，到泰山举行封禅的礼仪，在泰山脚下瘗埋瑞玉，延请王子乔、赤松子等仙人到束厢房，诏令征召仙人韩众、岐伯到西厢房，指挥天帝的守门人，让他们开启殿门，拜谒天宫，朝见太一天神，奏《钧天》大乐，咏唱《云门》乐舞，赞扬苍穹，颂声超过远古时期，这是多么盛美啊我愿意命令宗伯，草拟好造盛典的仪式。”皇帝下诏令说：“太宰如此盛情表奏。古代的圣王，永远保有大名，常常被称誉，都是由于这种典制。我遇着皇家多难，进朝廷继承帝位，德行浅薄，功勋微小，我常常不能安睡，心碎惭愧，近来麟凤都显现祯祥，茅和嘉禾都同时出现瑞兆，虽说符瑞已经显现，但我惭愧之心仍然深重，希望能继续发扬先王的心志，拓清中原，行礼拜谒神明，我将会努力去做。”

　　四年四月辛亥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我听说帝王即位的时候，一定要考察风俗以确立教化；已居帝王之位的人，一定要汲取当世的舆论而提出施政纲领。因此历代的列位圣王，都遵循了这个法则。元勋最崇高的功业，没有分明记载以显赫，他遗留下来的卓著业绩，也消失而没有记载。如果是谧号彰显事迹得到传扬，那么就会记载他的名声和风采，得以征考当时的传闻。自周朝、选朝以来，其

风余韵依然存在，留下的荣耀和光辉，连绵不绝地映照于史册。虽然年代相隔久远，历代

华更替，仍然能够呈金彩，颂德泽，铭刻事迹熏染后人，铭刻德泽以光照久远。然而今天遥祭祝颂四方山川的礼仪还没有举行，泰山曰观峰封惮的礼仪也已停止，岂不是使神明的业绩难于被崇仰，创建基业的功迹容易被泯减吗？从此之后，直至近代的帝王，总是想光大帝王之位，审慎保持声威。哪里衹是静默地实行文治，深沉地统治人世而已呢？应该以为封禅文书和封禅礼仪不是虚妄，遇雨击则恕神，让淳厚的庇荫再次树立，怎么能在紫

的祭坛前肃敬，在竹制的祭宫前凝望伫立，

散的火光投向郊野，流星奔出星座。国家基业刚刚奠定，应神灵定年号，以美德振起废弛的纲维，以功勋拯救了沦落的法度，材王的恩德

芳，功业深厚润泽，法度能长保国家的治理，谋划周密建树了未来的远景。

　　太祖文皇帝开始遇上大好的时运，他那崇高的威望震撼了边远之地，采风谣调乐舞，集礼仪宣法度，光耀祖宗，治道重现昌明。圣明的皇上在诸侯之位上接受天命，翱翔奋起冲向天漠，月亮停止照耀，光华停止出现，冲动之时，有如大风之迅猛，澄清海、岱的妖气，开拓中原的光明，消失的神明冉次显灵，失

的苍天重现光辉。太子定位而更加贤明，诸侯贵臣荣盛而列位。因此祥瑞辉映昌盛的基业，飞雁传送篆字书写的帛书。加以整肃朝列等待礼仪的举行，修饰完善礼仪制度，综合纂集散

的礼文，搜集并传布遣佚的有关礼仪的记载，在郊祭之宫献玉，在北峙进奉玉珪以祭天。祥光会集于太庙，土地润泽农事佳吉，到了听

时节，礼敬河川山丘，以天子声威巡行视察，显耀威武安定中原，史册

传着对他的咏颂，人民称赞他的风雅。于是巡视北方，声威震响，历代的酋长，诚心顺服仰望朝廷，藩国的村长，以其贤王入朝奉侍，异地风气奇特的人民，奉行风俗而还乡，异域民族不同礼俗的人民，变音革状，边境上再没有缣帛书写的紧急文书，烽火也已很少点燃。泰山生灵气，童回出国宝，高丘沉鼎，于泗水中捞取，云天高山，饰彩天际，飞鸟走兽，

连于

苑宫垣，鳞甲鱼群，翻舞在川

之中，美泉清澈，映照河水之源，因此波涌于外关，云烟升腾于内泽。至于白趾青羽之鸟，黑纹朱彩之禽，

曰月月在畿郊，择木栖息而和呜。加以华

升腾于毫轩，稀疏的云彩掩映楼阁，箍丞、墨丛孳长萌芽，移华于深

之中。山车伫立等待，比翼之鸟展翅，比之鱼泳

，江茅生长茂盛。校书之人，恭谨地秉笔修饰辞藻，济、代等地的藩王，献出封邑以致礼。这难道不是神明协和祥气昌盛，众物呈瑞祥云普照，蒲轩

轸，甘泉淳芳。

　　太宰江夏王刘义恭体味圣典遵循经义，引据先王的

粹，依循古代的法典，博通图书秘籍，熟悉珍藏的典籍，他的表奏以为皇上往日建立功勋，圣德光耀炎帝和太吴，应该祭泰山告成功，发布文书致达天门，以显扬冠首的盛名，传播声威。然而皇上以谦逊之道为首事，没有举行揖拜之礼，将使天地神灵不能显耀，潜藏的瑞物不能按时出现，凿一生丛没有举行盛大祭祀的景象，介丘山没有祭告天帝的声音。加之西域深泉之野，进献享有盛名的驷马，肃慎之乡，奉献坚利能穿铁的楛木之矢，神明再次显灵，珍奇的符瑞一同赐福。陛下的谟诰周详该博，显扬了美好的典章，取据圣灵，使声名和业绩增光，选取吉

考察古礼，整肃警卫，儒士僚佐展示其宫职，礼官协理仪典，悬垂的绫饰动音，洪钟振起节奏，向南之路整肃设卫，正途沿线清道设

。于是整理随身的佩玉，理正冕冠前后垂悬的玉藻，凤凰定音律，乐奏和谐，以缀有比照百物的文彩，显耀庄重的服物。光辉照耀天神的阵伍，华彩映照天神的行列，翠羽车盖庇荫，羽葆华盖映照。于是下诏令让官府联事掌管祭祀，宾客赞礼，乐器预先悬挂，钟磬和润呜奏。命令五方之神排列，开启九重天门以集合神灵，卫士警戒云开见天，事先让雨神清洒道路。彩霞凝聚而成阙，烟云升腾而成宫，高台覆盖着霞光，坛台浮涌起白雾。于是到临坛中。备置丰盛的礼物，天帝降赐祥瑞，长久保全皇家的基业，谷中发出神祇的福音，山中传出赞誉。然后察辨年龄慰问长老，采集进献民间诗歌，用以观察民风民俗，返归后享祭神灵，献祭太庙。光美的盛德，显耀万古；深广的业绩，永世

传．难道不是很伟大吗！

　　我们生逢盛世，谨慎勤勉于政治清明的时代，学识浅薄见闻不广，不足于论说圣道．况且典章制度已湮没，时代逝去，现在征集前代典制遣文，表述明白训诰之本义口口口口造访邹、鲁先圣之地，撰写封禅玉册及堙玉的礼仪，起草竦石及绳金的仪礼，和润的芝草和美玉，镑刻玺印以祭祀。我们惧怕没能遵奉皇朝善美的仪制，不能弘扬皇朝的典则。恭谨地将所撰写的仪则奏报。

　　皇帝下诏令说：“天生的神物，先王都自以为惭愧而不敢接受，更何况我这个缺少德行的人，怎敢接受这巨大的恩惠。现在国家还没有安定统一，应该停止这样的奏议。”

　　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，把河北十郡封给魏武帝为魏公。这一年的七月，开始在邺建立宗庙，是魏公自己以诸侯礼建立五庙。后来虽然进升爵号为王，也没有更改。延康元年，文帝继承了魏王王位，七月，追尊皇祖为太王，称丁夫人为太王后。黄初元年十一月接受汉帝禅让，又追尊太王为太皇帝，已故父亲武王称为武皇帝。明帝太和三年六月，又追尊高祖大长秋为高皇，夫人吴氏为高皇后，都在邺县宗庙的庙裹祭祀。于是文帝的高祖为处士、曾祖为高皇、祖父为太皇帝，他们共同供奉在一个庙裹。已故父亲太祖武皇帝独立一庙，后世历代不毁弃，那么所祭祀衹限于亲族庙共四室。到了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，洛京的宗庙建成，就因血亲关系世代悬远而迁出处士的神主，建置园邑，派遣令丞奉祭。另外派遣行太傅太常韩暨、行太庙宗正曹恪持节奉

高皇以下各神主牌位共供奉于一庙内，仍然衹有四室而已。到了景初元年六月，公卿们及主事官员才上奏改立七庙的制度，他们的上奏说：“我人魏三位圣王相承续，建成帝业。武皇帝开始创建宏大的基业，拨

世平艰险，为魏太祖。文皇帝继续奉承天意革旧图新，顺应机遇接受汉帝的惮让，为魏高祖。皇上集成大命，安定华夏，兴建礼乐制度，应该称为魏烈祖。”又在太担庙北建立两座祖庙，左边的为文帝庙，庙号为直担，是昭庙，右边的预定为明帝庙，庙号为烈担，是穆庙。左担、直担、型担等三祖庙，千秋万代不毁弃，具余的四庙，当血亲关系疏远之后依次迁出，一概依照周朝的后稷、文王、武王远祖庙的礼仪制度。孙盛的《魏氏

秋》说：“谧号是用来表示行为的，庙号是用来显示礼仪的，都是在人已死之后确定的。因此都是依据人始终一贯的行为，确定称号以昭示千秋万代的。没有在君王在世的当年预先决定其为某祖某宗的庙号的，也没有在未终之时自己预先设定尊显庙号的。过去华乐以厚葬而招到讥刺，周朝人以预设凶礼而违背礼制，曹魏的官员们，在这件事情上失之偏颇了。”

　　文帝的甄氏皇后被赐死，因而没有列入祠庙。明帝即位后，主事官员一奏请求给她追加谧号为文昭皇后，派遣司空王朗持节奉策书到她陵墓前致祭。朝廷三公又上奏说：“在古代周朝的始祖为后稷，而又另外建立祠庙以祭祀姜螈。现在的文昭皇后对于后嗣来说，她圣明的德

崇高的教养，难道是可以估量的吗。她以皇家一代正妃的尊贵，死后超化为神灵，而没有建立寝庙以承接享祭，不足以报答她的圣德，不足以昭示孝敬之心。查考古代的制度，应该依照周代礼制，已故皇母文昭皇后要另立寝庙。”上奏得到皇帝的同意．在太和元年二月，于邺建立了寝庙。四月，洛邑开始营建宗庙，在挖掘地基时获得一枚玉玺，一寸九分见方，上面的文字为：“天子羡思慈亲。”塱童为此而动容。便以太牢享祭祠庙。到了量勿元年十二月己末日，主事官员又上奏请求在京师建立文昭皇后庙，永远承续享祭。祭祀的乐舞与祖庙的相同。废弃邺县所建的祠庙。

　　魏文帝董翅二年六月，因为盗京的宗庙还没有建成，于是在建始殿祭祀魏武帝，皇上亲自主持祭奠如同行家人之礼。何承天说：“根据礼制，在营建宫室之前，先要营建宗庙。庶民百姓没有宗庙，因此在居寝祭祀。帝王实行寝殿祭祀，太违背礼制了。”

　　汉献帝延尘元年七月，魏文帝巡行到了谯题，亲自到矗陆祭祀，这是汉朝的礼制。汉朝各陵都建庙的原因，是继承了秦朝的做法．谈论的人以为古人建立前庙后寝，以象征国君前有朝堂后有寝宫。庙是用于藏置神主牌位，

、夏、秋、冬四时祭祀，寝庙裹有衣冠象征生时的用物，以新鲜祭品祭祀。秦朝时开始把寝庙移；力建造在陵墓侧，汉朝因循秦朝没有改变．陵墓上的称为寝殿，象征生时的物具，这是占代寝的本义。到了魏武帝安葬在高陵时，卞事官员依照汉朝的制度，建立陵墓上的祭殿。到文帝黄初一三年，便卜诏令说：“先帝亲自实行节俭，他的遣韶说要节省和俭约。儿子以继承父亲的遣志为孝顺，臣子以留心政事为忠诚。占代不祭墓，都在庙裹设祭。高陵上的殿屋都毁坏，车马送回马厩，衣服藏入府库，以顺从先帝俭约的心愿。”到了文帝自己写遣诏时，又说： “寿陵上不要建立寝殿，不要建造园邑。”从此之后直至今天，陵寝的建造便停止了。

　　孙权没有建立一庙，因为他的父亲孙坚曾经任长沙郡太守，便祇在长沙郡临湘县建立孙坚庙而已。孙权既不亲自到庙裹祭祀，衹是依照后濩时期供奉南顿君的旧例，派遣太守前往祭祀。逊坚庙又被尊称为始祖庙，而又不建在京师。又将人民所发掘的吴芮冢中的材木建造为屋室，这是前所未辟的。在建邺的朱爵桥南建立了兄长长沙担迗逊箠的庙。逐护得了疾病时，太子所祷告的，就是彊策庙。孙权逝世后，儿子孙亮继立为帝。第二年的正月，在皇宫的束面建立了孙权庙，称之为太祖庙，既不是修建在皇宫南面。又不排昭穆次序。当孙皓初立为帝时，追尊他的父亲瑟扣为主皇奁。逐壁先前被封为乌程侯，于是便将逐扣改葬于昼崔的厘山，称为组腔，设置园邑共有百户。在乌登建立丁孙和的陵寝，派遣县裹的令丞在

、夏、秋、冬四时举行祭祀。宝盛元年，就在乌程特别设置了吴兴郡，让郡太守执掌祭祀的事务。主事官员不久又匕奏说，应该在京邑建立噩扣庙。宜虫二年，于是又进行营建，称之为清庙。派遣守丞相孟仁、太常姚信等人带领官府僚局中军步兵骑兵，用囊车法驾到明陆去

接逊和的神主牌位，孙皓亲自在庭中接见并告别盂仁。当最仁从乌捏返回时，中吏送出的皇帝亲笔诏令连续不断，诏令询问神灵在路途中的起止等情状。男女巫祝都说看见孙和所穿衣服及容貌和平时一样，孙皓听到后又悲又喜，便召集所有公卿和尚书到殿阁下接受赏赐。当灵车将要到达时，便派遣丞相陆凯供奉三牲在近郊祭祀。孙皓就在金城外

宿。第二天，便在束门外仰望跪拜，又到庙里拜祭献飨。接连七天，祭祀三次，侣伎夜不停地娱乐。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‘祭祀不能过多，过多就是繁黩’，应该依循礼制割断私情。”从主事官员上奏之后祭祀便停止。

　　刘备的章武元年四月，在成都称帝号。当月建立宗庙，将高祖以下的神主在宗庙里合祭．刘备承袭前代而立为帝，也没辨明以漠代哪一个皇帝为自己的祖宗，又没有立祖宗的庙号。后主刘惮投降时，北地王刘谌在昭烈帝刘备庙痛哭，造就是说刘备的庙足独立的。

　　魏元帝咸熙元年，增封晋文帝晋爵为王，追授舞

宣文侯为晋宣王，忠武侯为晋景王，当年八月，文帝逝世，谧号文王。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，接受曹魏的禅让。丁卯，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，已故伯父景王为景皇帝，先父文王为文皇帝，宣王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，景王的夫人羊氏为景皇后。泰始二年正月，主事官员上奏说天于立七庙，应该按照礼制营建庙。皇帝以营建七庙的工役重要，下诏令说暂且建立一庙．于是群臣奏议说：“上古时期立清庙一宫，以尊敬远世神灵，到了周朝，定为七庙，以辨别近宗和远祖。皇帝的圣旨深远宏大，远追上古之世，尊崇壁灵、卢爱，舍弃七庙的繁华，遵循一宫的制度以尊重远祖。古时候虞舜承接尧帝的惮让，在文祖庙裹受命，于是登上帝位，大约经过三十年，正月初一，又回命于文祖庙．造就是说虞霾不改变卢蠢的文祖庙，依旧因循旧的宫庙。可以依照有虞氏的旧例，就沿用曹魏的庙。”上奏得到皇帝的同意。于是追祭征西将军、豫章府昼、、京兆府君，与童皂壶、基皇童、

皇壶依次排列为三昭三穆。当时宣皇没有进入宗庙，太祖的位次空缺，所以祭祀六世祖与景帝共为七庙，这个礼制是根据王肃的说法。七月，皇帝又下诏令说：“主事的人先前上奏仍旧用曹魏的旧庙，确实也有根据。然而对于敬奉神明来说，情理上还是有不妥的地方．应该另外营造新庙，尊崇正礼作为永远的制度。”于是改建宗庙．十一月，追尊景帝的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。

　　太康元年，灵寿公主修丽在太庙里拊祭，凰朝和选朝没有这样的先例。魏堕查却另外建立庙，晋朝又与曹魏不同了。八年，因为庙的地基下陷应当改造。群臣又奏议说：“古时候七庙不在一个地方，自然应该按照礼制建庙。”皇帝又下诏令说：“古代虽然有七庙，但是从近代以来，都是一庙七室，对礼制没有损害，对情理来说是合乎事理，也是随时制宜的办法。应该依旧不改为好．”到了太康十年时，便在宣屋蜡内改建，建造得极为壮丽。然而祭祀用的坎

位次，仍然像当初的一样、，庙建成后，皇帝率领群臣百官把神主牌位迁入新庙里，先祖自征西将军以下的神主牌位，都有车马引导跟随，都像皇帝所用的仪仗。这是出自挚虞的议论。到世祖武皇帝逝世时，便把征西将军的神主牌位从庙中迁出；当惠帝逝世时，又将豫章府君的神主牌位从庙中迁出。而在惠帝时期，愍怀太王、及太子的两个儿子，即哀太孙司马臧、冲边逊司马尚都在宗庙里拊祭．元帝时期，怀帝的疆左王又在庙中拊祭，合称为

室四殇。怀帝初年，又策命定逮童扰皇后的谧号为武悼皇后，将她改葬在峻

陵的侧面。另外建立弘训宫，不将她列入庙中。五帝即帝位之后，他上继武帝，从礼制上来说是已死的父辈，就像束汉光武帝上继两汉元帝的事例。当时西晋的神主牌位已被别的民族政权所堙灭，娄置建庙时，都是重新建造。不久将堕壶神主牌位列入宗庙，又将颖川府昼的神主牌位迁出宗庙．设位虽说是七室，其实祇有五世，这大概是依从刁协的议论，将兄弟作为世代计数的缘故吧。当时各种制度都在草创中，旧有的礼制不完备，三位先祖毁去神主牌位，暂且放置在另建的宫室中．太兴三年，将要把整查的神主牌位升入宗庙，于是改定制度，又将豫章府君、题川应昼两个神主牌位回复到宗庙昭穆的位次上，以便与惠帝继承武帝的事例相一致。而蛊查、：医查、曼瞳这三位皇帝从《

秋》书中尊敬尊长的本义而言，他们在庙中的神主是不可迁出的。到了元帝逝世时，豫章府君的神主牌位又被迁出。然而元帝的神位，仍然排在愍帝之下，因此有坎室的共有十个。当明帝逝世后，颖川府君的神主牌位又被迁出，仍然保持十室。当时继续扩建太庙，因此三位迁出的神主都被送回西储室，称之为桃，当作为远祖庙。成帝咸和三年，苏峻扰

京都，温娇等人率军进京都讨伐，在白石建立行庙，祭告先帝先后说： “叛逆的臣子苏峻，颠覆国家，毁弃天地神明，污辱海内人民。我庾亮等亲手杀死叛贼首领，恭敬地执行皇天上帝的惩罚。中宗元皇帝、肃宗明皇帝、明穆皇后的神灵，明鉴有罪之人，剿灭他们的性命，剪除了这帮凶逆之徒，安定丁宗庙。我们即使捐躯陨旨，死而犹生。”咸康七年五月，开始做武悼皇后的神主牌位，放入太庙合祭，配享世担。盛壶逝世后尘查继位，因为以兄弟为一世，因此不把京兆府君神主迁出，才开始有十一室。壁童逝世后，京兆府君神主迁入西储室，同样称之为祧，与以前三位祖先的神主迁入西储室的礼仪相同。因此正室仍然是十一室。穆帝逝世后哀查和迤酉公都是兄弟，没有升降的问题。咸安初年，个

皇童上继五皇童，世次上升。于是题业疽昼、京兆府君二位神主，又返回宗庙昭穆的位次。到简文帝逝世后，颖川府君神主又迁出。孝逮皇壶左五十六年，改建太庙，殿的正室有十六问，东西储室各一间，共有十八间。栋高八丈四尺，堂基长三十九丈一尺，宽十丈一尺。堂集结方石，庭用砖。备有法驾车马，将神主迁入行庙。从征西将军到京兆府君四位神主，以及太子太孙，各用其本位的服用仪制。四位神主不依照皇帝的仪制，这是与太康年间不同的。各神主迁入庙之后，摆设干

及

酱以祭奠。当新庙建成之后，先帝的神主返还室内，又摆设干

及

酱以祭奠。十九年二月，追尊简文帝的母亲会稽太坦郑

为简文皇帝宣太后，在太庙道路西边建立庙。到孝武帝逝世后，直兆府君神主又迁出，依照垄童时期立四祧庙的旧例行事。安帝隆安四年，以孝武帝的母亲即简文帝的李太后、以及安帝的母亲宣德陈太后在宣郑太后庙裹合祭。

　　元兴三年三月，宗庙神主在寻

，在太庙又已立了新的神主，衹能权宜地举行祭祀。四月，辅国将军何无忌奉送神主返回。丙子曰，群臣百官到石头城礼拜

接。戊寅曰，神主奉入庙中。安帝逝世，还没有举行大祭，国家政权便已终结了。

　　宋武帝开始接受晋朝的任命为宋王，在彭城建立宗庙，依照曹魏和晋朝的先例，衹建立一庙。最初祭祀高祖开封府君、曾祖武原府君、皇祖东安府君、先父处士府君、；左堑避后，这是依从了诸侯建立五庙的礼制。武帝即帝位之后，便加祭L世祖右北平府君、六世祖相国掾府君，共为七庙。永初初年，追尊先父处士府君为孝穆皇壶，亡母趟旦为穆皇后。三年，圣懿盖皇后逝世，又合祭于宗庙。高祖逝世后，他的神主牌位进入宗庙，仍然依照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，如同曹魏和晋朝的制度，空缺着太祖的神位。宗庙的殿屋也不改建，这又像晋朝初年依循曹魏一样。

帝元嘉初年，追尊自己的生母胡婕

为章皇太后，在．里置宣太后墓地建立祠庙。孝武昭太后、旦姬宣左后都在章左后庙中合祭．

　　晋元帝叁里三年正月乙卯

，元帝下诏令说：“我虽然是继承了世祖，然而对于怀帝、愍童而言，我都是居于臣子的地位。现在祭祀太庙，不亲自举爵致礼，而让主事官员行礼，于情理不合。应该根据礼制另作安排．”太常华恒议论说：“现在皇上是上承武皇帝，应该按照汉世担的先例，不亲自举杯爵。”又说：“现在皇上是上承逮董，而宗庙所列的昭穆，衹有四世而已。前太常贺循、博士凄越认为惠帝、堡壶及愍壶应该另立祠庙。然而我认为庙室应当以容纳的神主为限，不必拘泥于常数。殷商时期有二祖三宗，如果拘泥于天子七室的常数，那么衹当祭父庙而已。据此推论，应当让豫章府君、题川座君复还宗庙，以完备祭七庙的礼制。”骠骑长史温崤议论说：“凡是说兄弟的神主不互相入庙，这本来不是礼书的明文记载。况且光武帝武装起事，在芒查时不列名于臣属，为了使事情神化，以应证九世的谶言，又因为古代不共入一庙，因此另外立庙。现在皇上从列名为臣属这一点来说，跟光武帝的情况不同，自己亲身主持祭祀，既对礼经有正确的态度，又合乎情理。太常华恒想让豫章、颖二位府君的神主返回宗庙以配全七世之数，我温崤认为是合理的。”骠骑将军王导依从温崤的议论。温崤又说：“凡是不属于儿子的，可以直说皇帝敢于祭告某皇帝。又如果是以一位皇帝即为一世，那么就不祭父庙，造反而比不上庶民百姓。”于是皇帝同意了温崤的议论，全都照着施行，孙盛的《晋

秋》说：“《

秋传》说，‘臣和子是同等的’。虽然继位为君主，不可以自己尊高的地位，减降废弃对前帝的尊敬。古代鲁僖公上承鲁庄公，以兄弟长幼而入庙，为失理。根据古代礼制的本义，皇上的诏令是正确的。”

　　穆帝永和二年七月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十月大祭宗庙，京兆府君的神主应当迁入远祖的祧室。以前征西将军、豫章府君、颖川府君这三府君的神主毁去，束晋初年，暂且置于祖庙的天府中，天府在宗庙门的西边。咸康年间，太常冯怀表奏请求再奉回西储的夹室中，称之为祧，我们怀疑这也不合礼制。现在京兆府君的神主迁入，这是四世远祖，居于太祖之上。古代周朝时太祖的世系久远，因此神主迁出安排合理。现在晋朝的宗庙以宣皇为主，而四世远祖神主安排在宗庙，这是委屈太祖而迁就孙辈．宗庙大祭时四祖神主安排在宗庙中，这是替代了太祖。”领司徒蔡谟议论说：“京兆府君、征西将军、豫章府君、颖川1府君等四位府君的神主应该另建庙室，如果有不曾列入宗庙祭祀的神主，就应当送进太庙的室中。人们不敢卑视自己的祖宗，周文王、周武王不把不宙列于后稷之前。我晋朝举行宗庙大祭的时候，征西将军的神主在束面，处于宣皇之上。后来迁出宗庙的各位神主，安放于征西将军的祧庙中，世代给予祭祀。”护军将军冯怀表奏说：“《礼》书里说，‘没有列入宗庙的先人，建造坛台给予祭祀’。可以另外建立安放神主的藏室，将神主保存，到了宗庙大祭之时，就在坛台举行祭祀。”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议论说：“儒士们说大王王季的神主迁出之后藏放在周文王、周武王的祧庙中，这样，各位府君的神主迁出后，应该放在宣皇帝的庙中。但是现在宗庙中没有后殿，应该变通而改建。又太庙举行大祭时，征西将军神主应在束面。”尚书郎孙绰与司马无忌的议论相同。他们说：“太祖虽然位居人间帝王，然而天道通畅，去除尊贵的爵禄，以深化天伦情义，可以成为教化的根本而光照万世。”尚书郎徐惮议论说：“《礼》书裹说，‘去除桃庙筑造坛台，去除坛台划出祭祀场地，每年宗庙祭祀时在场地祭祀远祖。现在已迁出的四位府君神主，可藏放在石室中。当要祷祭时就在坛场中祭祀。”又派遣徐禅到会稽访询处士虞喜。虞喜回答说：“汉朝韦玄成等人认为毁庙的神主要埋藏在园中。曹魏时期议论的人却说应该埋藏在两阶之间。况且神主本来是在太庙襄，如果现在在另外的庙室为之祭祀，就不如永世埋藏．又四位府君没有追加封号的礼仪，更加表明应该毁庙而不予以祭祀。”于是抚军将军会稽王司马昱、尚书型勤等人上奏说：“四位府君一同安置于西祧庙室，神主藏放在石室中，到宗庙举行大祭时就给予祭祀，就像以前各朝代旧有的仪制一样。”当时速鱼人菹宣的侄子询问造一礼仪。范宣回答说：“叠避庙中所祭祀的，部属庶民百姓。因为他们后来世系疏远而毁去神主，不在虞主之上，也不在宗庙裹排列昭穆次序。现在四位府君的称号仍然像原来的一样，不是因为有功德而致礼。如果按照卢主的瘗埋，那就当藏入子孙之地，如果依照星朝神主瘗埋，那又不是本庙位序。应该想出一种变通的办法，要另外筑造一室，当亲近关系还没有淡亡以前就在宗庙给予祭祀，位居宣查之上；当亲近关系淡漠之后，就不必与子孙之辈同列。”后来太常型遐等人赞同整谟的议论。博土退坜议论说：“有人怀疑陈列在太祖神位的，都是在他之后撤除的神主。我考查古代原本没有区别前后的记载。夏禹不先列于鲧，那么迁出的神主列于太祖之上，也就无可怀疑了。”

　　安帝义熙九年四月，将要举行宗庙祭祀．皇帝下诏令让群臣广泛议论迁出和撤除神主的礼仪。大司马琅

王司马德文议论说：“泰始初年，太祖之位空缺，而依照情理推溯远祖，上至征西将军，因此世系远隔的就应该撤除其神主，而宣皇帝正为太祖之位。又漠光武帝迁移十一个皇帝的神主到洛

，那么撤除的神主不设祭，便可推论了。应该依从范宣的议论，建造另室以安放四位府君的神主，永远藏放而不祭祀。”大司农徐广议论说：“四位府君的神主曾经安放在庙室之首，受皇室的享祭。如果将神主埋藏在深上中，在情理上未必都合理。我认为可以将神主移藏在西储内，作为远祖，而永远不给予享祭。”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论说：“应该依照旧的典制不必更改。宗庙祭祀时仍然要祭祀四位府君，在情理上更为允当。”祠部郎臧焘议论说：“四位府君的神主，享祭的礼仪废止，那也是神所不允许的。应该与虞主的瘗埋相同。”当时高祖辅佐晋朝，与大司马琅

王司马德文的议论相同。等待后来宗庙祭祀举行时再作改变。

　　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曰，皇帝下韶令说：“以前建造太庙时，一切都履行俭约，想同境内百姓，致力于完善礼典。现在太祖之位还空缺，明堂也还没有建造。郊祭，是国家的大事，而考查古代有。关制度的事也未能进行。应该详加商议。”祠部郎徐邈议论说：“圆丘祭祀和郊祀，经典的记载是合并为一的，宣皇帝曾经考辨了它的本义。而稽检儒学典制，以至到东晋时期以来，深入研究，论定了南郊和北郊祭祀的礼仪，这实在不是其他学说所能轻易改变的。我认为应该依旧不改为妥。武皇帝建立宗庙时，定为六世排列为三昭三穆，宣皇帝是创建基业的君主，实在应为太祖，从亲近关系而言，是武皇帝的父亲，还有四位先祖在其上，四位先祖都还没有到迁世换代的时候，因此暂且将向东之位空缺。兄弟之间相承帝位，本来不属于两个世代，所以现在的宗庙祭祀，世代的数额还不够，而想让太祖正位，就违背了供奉七世祖的本义。又《礼》书裹说‘庶子王也要祭祖立庙。这是说后代子孙得位之时，其近亲之祖一定要复立祭室。京兆府君至今已有六世，应该复立祭室，那么宣皇帝就不在六世之上，要等前一世代迁出之后。太祖之位便确定了。京兆府君的神主迁移撤除，应该将其神主藏在石室。即使是宗庙大祭也不能给予祭祀。这是为什么呢，书传裹说撤除的神主升迁合祭于太祖，升是自下而上的称谓，不是说可以降尊而就卑。太子太孙这

室的四殇主，是重要的继嗣，应该升迁合祭于皇祖所依托的庙中，世系远隔之后神主应该迁出，然后附享的孙子，一同都撤除神主。明堂圆丘方泽等制度，大的仪制已经确定，不应该阙失配享先帝的祭祀。况且帝王以天下为家，不必为一个邦域，因此周：丝和汉光武帝包含于

酉周和

玺选。且公宗庙祭祀且

王，选盟壶以世祖光武皇帝配祭上帝，如果不是确立新王朝的先父，怎能够配祭上帝呢。”涂邈又说：“明堂所配祭的神，历来疑惑难于辨明。根据《易经》裹说， ‘祭享上帝，以先祖先父配祭。先祖先父一同配祭，而上帝也都是天，而尊崇父亲的意义便显现出来了。按《周礼》裹的意思，旅祭上帝有原委，祭天与郊祀的常礼都是用四个玉圭，所以一起提及。如果上帝指的是五帝，经文中为何不说是祭天旅祭五帝，祭地旅祭四方山川呢？人帝与天帝，虽是天人的通称，然而五方之帝不可称为上帝，诸侯不可称为大君。书裹没有完全的证据，而解义可以不一致，因此童盘、主尘两个年号之间，实行或不实行便互相

替出现了。’’侍中的议论相同。又说： “明堂的制度，已经难于详考。况且乐是主协和的，礼是主礼敬的，因此礼仪的质朴和文饰不相同，音乐配器也不相同。既然茅茨之室与宏广大厦，其制度不相一致，又何必死守形式规范，而不知弘扬根本顺应民众呢。到了全国都安宁时，回塑没有战事时，然后对明堂辟雍。可尊崇而修建。”中书令王举的意见与车胤的议论相同。太常孔旦议论说：“泰始元年，之所以要上祭四位府君，实在是因为世系的位数还接近，可以给予享祭，不像殷茵和飓目的先世远祖，是帝王大业的起始。假使京兆府君当时在七世之外，自然就不会祭祀这四位府君。据此而推论便可明白，既撤除了神主之后，那么宗庙祭祀便被断绝了。”吏部郎王忱议论说：“明堂的形制仿照天地，它的景观规模的扩大，要等待返回旧的皇宫之后修筑。”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、尚书令谢石的意见与王忱的议论相同。于是照旧制奉行毫无改变。

　　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，白衣领尚书左仆

孔安国启奏说：“元兴三年的夏季，应当举行宗庙大祭。往年的三月，皇帝返回。当年的四月．就应当举行宗庙大祭，而太常博士徐干等人议论说：‘应该在孟秋之月祭祀。’尚书台查考得知，从立和四年起连续至今，都是在冬季或夏季举行宗庙大祭，徐干等人已经上奏应将孟冬祭祀回改恢复为孟秋之月没有失误。御史中丞范泰议论说：‘现在虽是合祭祖庙之后，得于秋冬祭祀，而没有大享祭的先例。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应该举行宗庙大祭，而烈宗于当年九月逝世。到了隆安三年，国家大吉，于是举行宗庙大祭。又根据礼制有丧事就应废止吉祭，在寝庙祭祀新的神主。现在不另建寝庙，既合祭于祖庙，便在宗庙祭祀。因此

、夏、秋、冬四时祭祀，以寄托追思远祖的心情，三年举行一次柿祭，以省察祖宗昭穆的次序，四时祭祀与樯祭的本义从来都是各不相同的。天子三年的丧事完毕之后，就与太祖合享，遇着宗庙大祭时就祭祀，没有所谓三十个月的时限。衹是尚书省常常以三十个月设限而成惯例。’就依范泰所言，有丧事也可举行宗庙大祭。隆昼初年，果然因丧事而废止大祭。月数少多，又快慢失中。至于应修寝庙的事，意思不明。”孔安国又启奏说：“范泰说：‘现在已合祭于太祖，便在宗庙祭祀，因此在四时祭祀。，依范泰的这种说法，殷祭即宗庙大祭与燕尝四时之祭，它们的本义各不相同。既附入先祖宗庙祭祀之后，可亲自参加熏尝四时之祭，而不得亲自参与宗庙大祭。太常刘瑾说：‘章后丧亡还没有到一周年，不应该举行祭祀。’我查考升平五年五月，穆皇童逝世，当年七月，建造陵墓，十月，举行宗庙大祭。兴宁三年二月，哀皇帝逝世，太和元年五月，逛酉夫人座

逝世，当时她是皇后，七月，安葬。十月，祭祀。这是在哀皇帝逝世后两周年之内，庾夫人安葬之后，两次大祭的策文现存在庙中。又文皇太后于隆安四年七月逝世，陛下追行先帝的意旨，亲自服重丧服，隆安五年十月，举行殷祭。在两周年之内，不废止祭祀。现在以诸侯夫人的丧事，而范泰却说不可举行大祭。我查考永和十年至今的五十多年裹，实行三十个月便可殷祭，这都见于记载中，这事按照礼制，五年再举行祭祀。而范泰所上奏的内容，不是真正恭谨的臣子，竟以为皇朝所实行，迟早失度。范泰是御史，自然应当明辨是非，如果臣子启奏内容不当，就应该责备其过失并弹劾上奏。而他却违反事理并拖延，坚持错误忘记国家旧典。请皇上罢免范泰和刘瑾的宫职。”丁巳let。皇帝下诏令让范泰和刘瑾以受处分官员的身份管理自己的职事。于是博士徐干也都被免去官职。当初，在元兴三年四月时，将不得举行殷祭的时限改为十个月，如果以正常的时限计算，那么义盐三年的冬季又要举行殷祭，如果改为按新时限开始计算，那就应该在来年的四月举行殷祭。领司徒工箠、且坠尹垂翅议论说：“有不同寻常的喜庆，就一定要有不同寻常的典礼。殷祭旧有的标准没有差错，但那都是在平常施行的。至于义毖元年击败叛贼的喜庆，是自古以来独一无二的，虽说足胜利返回皇都，但按情理如同受天命得帝位．我认为更新的机运，在这时开始。应该于四月举行殷祭。”中领军谢混、太常刘瑾议论说：“殷祭没有一定的子，选择时以敬祭。而且祭礼崇尚简约。去年十月祭祀，虽然在时曰上不够准确，然而典礼恰当完备，仍然应该认为是正期举行的祭祀。”太学博士徐干议论说：“三年举行一次夹祭，五年举行一次柿祭，经籍传记裹，不见补行殷祭的记载。”员外散骑侍郎领着作郎途尘议论说：“考查先前的事例，海西公太扣六年十月，殷祭。孝武皇帝宁康二年十月．殷祭。如果按照平常的时限距离前一次三十个月，就应该在四月举行祭祀。当时大概是有别的缘故，而移到冬季举行祭祀，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。左五元年十月殷祭，按照平常三十个月的时限，就应该在二年四月举行祭祀。造追计辛未年十月，不合六十个月而举行两次殷祭。何邵甫注《公羊传》说，夹祭是从前代君王以来，积累月数而为祭祀期限。‘从鲁僖公八年到鲁文公二年，明知当年的大事是夹祭’。这样，推算其起始之曰，承接本源而推移，领悟的关键，是追溯其本始。往年因有别的缘故推移了殷祭的时间，这不是正常的期限。宁康、太元年间的事例可作为依据。虽然年代有远近的差异，然而追计以前月份的道理是一致的。我认为恢复殷祭正常的次序，足使殷祭返回正期举行的办法。”左丞刘润之等人议论说：“太元元年四月应该举行殷祭，而礼官怠惰失误，改在十月举行。这本不是殷祭正期，不应该就以失误的时

作为起始。应该返回当初的四月作为起始。应当在三年十月举行殷祭。”尚书上奏认为要依从王谧的议论，以太元元年十月为起始。

　　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曰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按照旧例今年十月是举行殷祭的月份。领曹郎范义参与议论说，按照永初三年的先例，需要两周年之后才举行殷祭。考查两周年后殷祭当在来年即二年三月举行，如果在四月殷祭，却仍然在掸祭的时限内。”遣事

付礼官们商议确定。国子助教苏璋生议论说：“根据《礼》书的记载，三年丧事完毕，然后在太祖庙中举行夹祭。《礼》书裹又说‘守丧三年不参与祭祀，衹是对天地社稷，可以不受丧事限制而举行祭祀。况且不行掸祭就举行宗庙祭祀，被《

秋》书中所讥刺。探求古礼，服丧没有完毕，本无

享祭祀的事。自从汉文帝以来，一概都实行权宜之制，宗庙祭祀和朝聘等礼仪，一概都用吉礼。虽然空有祥祭禅祭，祥祭掸祭时也没有把朝服改换为白色丧服，四时的献祭，也与平常时期没有区别。殷祭的礼仪既然没有不同，难道惟独以心忧为妨碍吗？”太学博士徐宏议论说：“三年守丧的制度，虽然按照权宜改变的办法，第二年祥变，仍然要穿缟素之服，不穿祭祀的吉服，不容许参与祭祀。我认为来年四月，不应当就举行殷祭，十月举行殷祭却是允当的。”太常丞臣朱膺之议论说：“《虞礼》襄说：‘间隔一个月举行禅祭，这一个月是吉祭，仍然没有配祭的。’是说二十七个月掸祭之后，当

、夏、秋、冬四时祭祀时，没有将他的妃子配祭，是没有忘记哀伤。据此推论，没有举行禅祭便不得举行殷祭。又《

秋》记载闵公二年，吉樯祭鲁庄公。郑玄说：‘闵公对国家

难心中震惧，想着以自尊消除祸难的影响，二十二个月便除去丧服，又不掸。’所说的又不掸，表明在掸祭之内不得举行吉梢。根据王肃等人对魏朝所说，现在权且保存古礼，等待三年丧事完毕。旧时说三年丧事完毕，遇扫祭时就梢祭，遇夹祭时就夹祭。郑玄说：‘椭祭在孟夏之月，夹祭在孟秋之月。，现在相承是在十月。依徐宏所上奏的《公羊传》的记载，如果有疑问，也可用鲁闵公设定的二十二个月的丧服，由此论说丧服的纪纲制度，何必完全认可着素冠也可举行吉梢的礼仪呢？纵使《公羊传》是不正道之说，而官应以礼为准，也要探求考量适当。”郎中周景远参与议论说：“永初三年九月十

所奏尽亮的议论说： ‘以权宜的办法除去丧服举行吉祭，对治理天下是恰当的。宗庙大祭的礼仪，应该依照古代的典制。’这是刘宋皇朝开国已成的准则。我认为博士徐宏、太常丞朱膺之建议在来年十月举行殷祭是允当的。”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。　　宋殷时期殷祭都是在除去丧服可行吉礼时便举行。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曰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四月应该举行殷祭，如果因事而没有举行，是不是可以在孟秋之月举行？”领军长史周景远议论说：“根据《礼记》裹说：‘天子夹椅夹尝夹燕。’依照《礼记》这一记载，那么夏秋冬三季都举行殷祭，不衹是在冬夏举行殷祭。晋朝义基初年，仆

孔安国启奏说，从太和四年相承举行殷祭，都在冬夏举行。孔安国又启奏说，从永和十年至今五十多年裹，都是用三十个月为限便举行殷祭。博士途茧依据《礼》书反驳孔安国。鱼逦又引据置朝盛尘六年七月举行殷祭，证明殷祭是不专在冬夏举行。当时晋朝虽然不依从徐干的议论，然而险茧引据礼书和咸康年间的先例，孔安国也无法否定。现在如果在来年四月未能举行殷祭，移到孟秋之月举行，对礼书没有违背。”参酌审议后认为引据礼书有佐证，并认为用孟秋之月举行殷祭为允当。皇帝下韶令表示同意。

　　晋武帝盛宁五年十一月己酉

，弘训羊太丘逝世，宗庙为此废止了一个季度的祭祀，祭天地祭明堂去除了乐舞，而且不奉享酒

。升平五年十月己卯，举行殷祭，因为是在穆帝逝世之后举行，所以不奏乐。当初，在永嘉年间，散骑常侍辽面议论说：“《

秋》书裹的本义，是去除乐舞以完成祭祀。”造就是说吉祭有废止乐舞的情况。所以在王陉末年实行。后来太常江迪表奏说：“玉继安葬之后十月举行殷祭，依从太常丘裹等人的议论，撤除了乐舞。我考察现在实行的是遵曲的制度，没有单独向新死者祭祀的区别。既已入宗庙吉椅，为什么对奏乐舞心存疑虑呢。”

　　史臣曰：听到奏乐而心中不乐，因此以停止举行乐舞来抒发思念先人之情。至于在守丧期间因为顾及国家大事而除去丧服，实在是忧虑政事荒废，因此以权宜处置的办法加以变通，考量轻重之后而减降服丧。至于是奏乐还是撤除乐舞。对于军国大事没有利害关系，反复在这两者之间疑惑不定，本来就应该顺乎先人的恩情而依从悲戚。宋国时期每当国家有事时，宗庙祭祀都悬挂钟磬乐器而不演奏。　wWw.aGuＸSW.ｃＯM

阿姑小说网 > 历史小说 > 宋书作者:沈约	书号:10190 时间:2017/3/26 字数:576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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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自书契经典，咸崇其义，而圣人之德，莫大于严父者也。故司马迁著《封禅书》，班固备《郊祀志》，上纪皇王正祀，下录郡国百神。司马彪又著《祭祀志》，以续终汉。中兴以后，其旧制诞章，粲然弘备。自兹以降，又有异同，故复撰次云尔。　　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，诏公卿告祠高庙。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策书，禅帝位于魏。是时魏文帝继王位，南巡在颍。有司乃为坛于颍之繁故城。庚午，登坛。魏相国华歆跪受玺绂以进于王。既受毕，降坛视燎，成礼而返，未有祖配之事。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，郊祀天地明堂。是时魏都洛京，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，皆因汉旧事。四年七月，帝将东巡，以大军当出，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，自后以为常。及文帝崩，太尉钟繇告谥南郊，皆是有事于郊也。　　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，郊祀武皇帝以配天，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。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，魏所损益可知也。　　四年八月，帝东巡，过繁昌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，以特牛祠受禅坛。《后汉纪》，章帝诏高邑祠即位坛。此虽前代已行之事，然为坛以祀天，而坛非神也。今无事于上帝，而致祀于虚坛，未详所据也。　　景初元年十月乙卯，始营洛南委粟山为圆丘，诏曰：“盖帝王受命，莫不恭承天地，以彰神明；尊祀世统，以昭功德。故先代之典既著，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。昔汉氏之初，承秦灭学之后，采摭残缺，以备郊祀。自甘泉、后土、雍宫、五畤神祗兆位，多不经见，并以兴废无常，一彼一此，四百余年，废无禘礼。古代之所更立者，遂有阙焉。曹氏世系，出自有虞氏。今祀圆丘，以始祖帝舜配，号圆丘曰皇皇帝天；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，以舜妃伊氏配；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，以太祖武皇帝配；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，以武宣皇后配；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十二月壬子冬至，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，以始祖有虞帝舜配。自正始以后，终魏世，不复郊祀。　　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，祭南郊告天。文曰：“皇帝臣孙权，敢用玄牡，昭告皇皇后帝。汉飨国二十有四世，历年四百三十，行气数终，禄胙运尽，普天弛绝，率土分崩。孽臣曹丕，遂夺神器；丕子睿继世作慝，窃名制。权生于东南，遭值期运，承乾秉戎，志在拯世，奉辞行罚，举足为民。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，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，汉氏已终于天。皇帝位虚，郊祀无主，休征嘉瑞，前后杂沓，历数在躬，不得不受。权畏天命，敢不敬从。谨择元，登坛柴燎，即皇帝位。唯尔有神飨之！左右有吴，永绥天极。”其后自以居非中土，不复修设。中年，群臣奏议，宜修郊祀，权曰：“郊祀当于中土，今非其所。”重奏曰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王者以天下为家。昔周文、武郊于禜、镐，非必中土。”权曰：“武王伐纣，即阼于镐京，而郊其所也。文王未为天子，立郊于禜，见何经典？”复奏曰： “伏见《汉书-郊祀志》，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，言文王郊于禜。”权曰： “文王德谦让，处诸侯之位，明未郊也。经传无明文，由匡衡俗儒意说，非典籍正义，不可用也。”虞喜《志林》曰：“吴主纠驳郊祀，追贬匡衡，凡在见者，莫不慨然称善也。”何承天曰：“案权建号继天，而郊享有阙，固非也。末年虽一南郊，而遂无北郊之礼。环氏《吴纪》：‘权思崇严父配天之义，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。’如此说，则权末年所郊，坚配天也。权卒后，三嗣主终吴世不郊祀，则权不享配帝之礼矣。” 　　刘备章武元年，即皇帝位，设坛。“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，皇帝臣备，敢用玄牡，昭告皇天上帝、后土神祗。汉有天下，历数无疆。曩者王莽篡盗，光武皇帝震怒致诛，社稷复享。今曹阻兵安忍，子丕载其凶逆，窃居神器。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，备宜修之，嗣武二祖，龚行天罚。备惟否德，惧忝帝位，询于庶民，外及蛮夷君长，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，祖业不可以久替，四海不可以无主，率土式望，在备一人。备畏天之威，又惧汉邦将湮于地。谨择元，与百僚登坛，受皇帝玺绶。修燔瘗，告类于大神。惟大神尚飨！祚于汉家，永绥四海。”章武二年十月，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。　　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，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、兼太尉司隶校尉李喜奉皇帝玺绶策书，禅帝位于晋。丙寅，晋设坛场于南郊，柴燎告类，未有祖配。其文曰： “皇帝臣炎，敢用玄牡，明告于皇皇后帝。魏帝稽协皇运，绍天明命，以命炎曰： ‘昔者唐尧禅位虞舜，虞舜又以禅禹，迈德垂训，多历年载。暨汉德既衰，太祖武皇帝拨济民，扶翼刘氏，又用受禅于汉。粤在魏室，仍世多故，几于颠坠，实赖有晋匡拯之德，用获保厥肆祀，弘济于艰难，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。诞惟四方之民，罔不祗顺，开国建侯，宣礼明刑，廓清梁、岷，苞怀扬、越，函夏兴仁，八纮同轨，遐迩弛义，祥瑞屡臻，天人协应，无思不服。肆予宪章三后，用集大命于兹。’ 炎惟德不嗣，辞不获命。于是群公卿士，百辟庶僚，黎献陪隶，暨于百蛮君长，佥曰：‘皇天鉴下，求民之瘼，既有成命，固非克让所得距违。’天序不可以无统，人神不可以旷主，炎虔奉皇运，畏天之威，敢不钦承休命，敬简元辰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以永答民望，敷佑万国。惟明德是飨。” 　　泰始二年正月，诏曰：“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。朕不虑改作之难，今便为永制。众议纷互，遂不时定，不得以时供飨神祀，配以祖考，夕叹企，贬食忘安。其便郊祀。”时群臣又议：“五帝，即天也。五气时异，故殊其号。虽名有五，其实一神。明堂南郊，宜除五帝之坐。五郊改五之号，皆同称昊天上帝，各设一坐而已。北郊又除先后配祀。”帝悉从之。二月丁丑，郊祀宣皇帝以配天，宗祀文皇帝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是年十一月，有司又议奏：“古者丘郊不异，宜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，更修治坛兆。其二至之祀，合于二郊。”帝又从之，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。是月庚寅冬至，帝亲祠圆丘于南郊。自是后，圆丘方泽不别立至今矣。太康十年十月，乃更诏曰：“《孝经》‘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’。而《周官》云：‘祀天旅上帝。’又曰：‘祀地旅四望。’四望非地，则明上帝不得为天也。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，考之礼文正经不通。且《诗序》曰：‘文、武之功，起于后稷。’故推以配天焉。宣帝以神武创业，既已配天，复以先帝配天，于义亦不安。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。”晋武帝太康三年正月，帝亲郊礼。皇太子、皇弟、皇子悉侍祠，非前典也。愍帝都长安，未及立郊庙而败。　　元帝中兴江南，太兴元年，始更立郊兆。其制度皆太常贺循依据汉、晋之旧也。三月辛卯，帝亲郊祀，飨配之礼，一依武帝始郊故事。初，尚书令刁协、国子祭酒杜夷，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。司徒荀组据汉献帝居许，即便立郊，自宜于此修奉。骠骑王导、仆荀崧、太常华恆、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，事遂施行。按元帝绍命中兴，依汉氏故事，宜享明堂宗祀之礼。江左不立明堂，故阙焉。明帝太宁三年七月，始诏立北郊。未及建而帝崩，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，追述前旨，于覆舟山南立之。是月辛未，祀北郊，始以宣穆张皇后配地。魏氏故事，非晋旧也。　　康帝建元元年正月，将北郊，有疑议。太常顾和表曰：“泰始中，合二至之祀于二郊。北郊之月，古无明文，或以夏至，或同用复。汉光武正月辛未，始建北郊，此则与南郊同月。及中兴草创，百度从简，合北郊于一丘。宪章未备，权用斯礼，盖时宜也。至咸和中，议别立北郊，同用正月。魏承后汉，正月祭天，以地配，而称周礼，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。”于是从和议。是月辛未，南郊。辛巳，北郊。帝皆亲奉。　　安帝元兴三年三月，宋高祖讨桓玄走之。己卯，告义功于南郊。是年，帝蒙尘江陵未返。其明年应郊，朝议以为宜依周礼，宗伯摄职，三公行事。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曰：“既殡郊祀，自是天子当，有君存焉，禀命而行，何所辨也。斋之与否，岂如今之比乎？议者又云今宜郊，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。又郊天极尊，唯一而巳，故非天子不祀也。庶人以上，莫不蒸尝，嫡子居外，庶子执事，礼文炳然。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。又武皇受禅，用二月郊，元帝中兴，以三月郊。今郊时未过，望舆驾。无为速而无据，使皇舆旋返，更不得亲奉。”遂从纳之议。　　晋恭帝元熙二年五月，遣使奉策，禅帝位于宋。永初元年六月丁卯，设坛南郊，受皇帝玺绂，柴燎告类。策曰：“皇帝臣讳，敢用玄牡，昭告皇皇后帝。晋帝以卜世告终，历数有归，钦若景运，以命于讳。夫树君司民，天下为公，德充帝王，乐推攸集。越俶唐、虞，降暨汉、魏，靡不以上哲格文祖，元勋陟帝位，故能大拯黔黎，垂训无穷。晋自东迁，四维弗树，宰辅焉依，为已久。难棘隆安，祸成元兴，遂至帝王迁播，宗祀湮灭。讳虽地非齐、晋，众无一旅，仰愤时难，俯悼横，投袂一麾，则皇祚克复。及危而能持，颠而能扶，宄具歼，僭伪必灭。诚否终必泰，兴废有期。至于拨济民，大造晋室，因藉时运，以尸其劳。加以殊俗慕义，重译来款，正朔所暨，咸服声教。至乃三灵垂象，山川告祥，人神和协，岁月兹著。是以群公卿士，亿兆夷人，佥曰皇灵降监于上，晋朝款诚于下；天命不可以久淹，宸极不可以暂旷。遂群议，恭兹大礼。猥以寡德，托于兆民之上。虽仰畏天威，略是小节，顾深永怀，祗惧若厉。敬简元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用酬万国之嘉望。克隆天保，永祚于有宋。惟明灵是飨。” 　　永初元年，皇太子拜告南北郊。永初二年正月上辛，上亲郊祀。文帝元嘉三年，车驾西征谢晦，币告二郊。　　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，八座奏：“刘义宣、臧质，干时犯顺，滔天作戾，连结淮、岱，谋危宗社。质反之始，戒严之，二郊庙社，皆已遍陈。其义宣为逆，未经同告。舆驾将发，丑徒冰消，质既枭悬，义宣禽获，二寇俱殄，并宜昭告。检元嘉三年讨谢晦之始，普告二郊、太庙。贼既平，唯告太庙、太社，不告二郊。” 礼官博议。太学博士徐宏、孙、陆澄议：“《礼》无不报。始既遍告，今贼已禽，不应不同。”国子助教苏玮生议：“案《王制》，天子巡狩，‘归，假于祖祢’。又《曾子问》：‘诸侯适天子，告于祖，奠于祢，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。告用牲币，反亦如之。诸侯相见，反必告于祖祢，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。’又云： ‘天子诸侯将出，必以币帛皮圭，告于祖祢。反必告至。’天子诸侯，虽事有小大，其礼略钧，告出告至，理不得殊。郑云：‘出入礼同。’其义甚明。天子出征，类于上帝，推前所告者归必告至，则宜告郊，不复容疑。元嘉三年，唯告庙社，未详其义。或当以《礼记》唯云‘归假祖祢’，而无告郊之辞。果立此义，弥所未达。夫《礼记》残缺之书，本无备体，折简败字，多所阙略。正应推例求意，不可动必征文。天子反行告社，亦无成记，何故告郊，独当致嫌。但出入必告，盖孝敬之心。既以告归为义，本非献捷之礼。今舆驾竟未出宫，无容有告至之文；若陈告不行之礼，则为未有前准。愚谓祝史致辞，以昭诚信。苟其义舛于礼，自可从实而阙。臣等参议，以应告为允，宜并用牲告南北二郊、太庙、太社，依旧公卿行事。”诏可。　　孝建二年正月庚寅，有司奏：“今月十五南郊。寻旧仪，庙祠至尊亲奉，以太尉亚献；南郊亲奉，以太常亚献。又庙祠行事之始，以酒灌地；送神则不灌。而郊初灌，同之于庙，送神又灌，议仪不同，于事有疑。辄下礼官详正。”太学博士王祀之议：“案《周礼》，大宗伯‘佐王保国，以吉礼事鬼神祗，禋祀昊天。’则今太常是也。以郊天，太常亚献。又《周礼》外宗云：‘王后不与，则赞宗伯。’ 郑玄云：‘后不与祭，宗伯摄其事。’又说云：‘君执圭瓚稞尸，大宗伯执璋瓚亚献。’中代以来，后不庙祭，则应依礼大宗伯摄亚献也。而今以太尉亚献。郑注《礼-月令》云：‘三王有司马，无太尉。太尉，秦官也。’盖世代弥久，宗庙崇敬，摄后事重，故以上公亚献。”又议：“履时之思，情深于霜；室户之感，有怀于容声。不知神之所在，求之不以一处。郑注《仪礼》有司云，天子诸侯祭于祊而绎。绎又祭也。今庙祠阙送神之稞，将移祭于祊绎，明在于留神，未得而杀。礼郊庙祭殊，故灌送有异。” 　　太常丞硃膺之议：“案《周礼》，大宗伯使掌典礼，以事神为上，职总祭祀，而昊天为首。今太常即宗伯也。又寻袁山松《汉-百官志》云：‘郊祀之事，太尉掌亚献，光禄掌三献。太常每祭祀，先奏其礼仪及行事，掌赞天子。’无掌献事。如仪志，汉亚献之事，专由上司，不由秩宗贵官也。今宗庙太尉亚献，光禄三献，则汉仪也。又贺循制太尉由东南道升坛，明此官必预郊祭。古礼虽由宗伯，然世有因革，上司亚献，汉仪所行。愚谓郊祀礼重，宜同宗庙。且太常既掌赞天子，事不容兼。又寻灌事，《礼记》曰：‘祭求诸之义也。殷人先求诸。’‘乐三阕然后牲。’则殷人后灌也。‘周人先求诸’，‘灌用鬯，达于渊泉。既灌，然后牲。’则周人先灌也。此谓庙祭，非谓郊祠。案《周礼》天官：‘凡祭祀赞王祼将之事。’郑注云：‘祼者，灌也。唯人道宗庙有灌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。’而郊未始有灌，于礼未详。渊儒注义，炳然明审。谓今之有灌，相承为失，则宜无灌。” 通关八座丞郎博士，并同膺之议。尚书令建平王宏重参议，谓膺之议为允。诏可。　　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，有司奏：“今月六南郊，舆驾亲奉。至时或雨。魏世值雨，高堂隆谓应更用后辛。晋时既出遇雨，顾和亦云宜更告。徐禅云：‘晋武之世，或用丙，或用己，或用庚。’使礼官议正并详。若得迁，应更告庙与不？” 博士王燮之议称：“遇雨迁郊，则先代成议。《礼》传所记，辛有征。《郊特牲》曰：‘郊之用辛也，周之始郊以至。’郑玄注曰：‘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。用辛者，取其斋戒自新也。’又《月令》曰：‘乃择元，祈谷于上帝。’注曰：‘元，谓上辛。郊祭天也。’又《秋》载郊有二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，郊。《公羊》曰：‘曷用郊？用正月上辛。’哀元年四月辛巳，郊。《谷梁》曰：‘自正月至于三月，郊之时也。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，如不从，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；如不从，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。’以斯明之，则郊祭之礼，未有不用辛者也。晋氏或丙、或己、或庚，并有别议。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禅，斯则不得用辛也。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，始并圆丘方泽二至之祀合于二郊。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，郊于圆丘。是犹用圆丘之礼，非专祈谷之祭，故又不得用辛也。今之郊飨，既行夏时，虽得迁却，谓宜犹必用辛也。徐禅所据，或为未宜。又案《郊特牲》曰： ‘受命于祖庙，作于祢宫。’郑玄注曰：‘受命，谓告退而卜也。’则告义在郊，非为告。今虽有迁，而郊祀不异，愚谓不宜重告。” 　　曹郎硃膺之议：“案先儒论郊，其议不一。《周礼》有冬至圆丘之祭。《月令》孟有祈谷于上帝。郑氏说，圆丘祀昊天上帝，以帝喾配，所谓禘也。祈谷祀五之帝，以后稷配，所谓郊也。二祭异时，其神不同。诸儒云，圆丘之祭，以后稷配。取其所在，名之曰郊。以形体言之，谓之圆丘。名虽有二，其实一祭。晋武舍郑而从诸儒，是以郊用冬至。既以至，理无常辛。然则晋代中原不用辛郊，如徐禅议也。江左以来，皆用正月，当以传云三王之郊，各以其正，晋不改正朔，行夏之时，故因以首岁，不以冬日，皆用上辛，近代成典也。夫祭之礼，‘过时不举’。今在孟，郊时未过，值雨迁，于礼无违。既已告，而以事不从，禋祀重敬，谓宜更告。高堂隆云：‘九南郊，十北郊。’是为北郊可不以辛也。” 尚书何偃议：“郑玄注《礼记》，引《易》说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。《周礼》，凡国大事，多用正岁。《左传》又启蛰而郊。则郑之此说，诚有据矣。众家异议，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，此盖曲学之辩，于礼无取。固知《谷梁》三皆可郊之月，真所谓肤浅也。然用辛之说，莫不必同。晋郊庚己，参差未见前征。愚谓宜从晋迁郊依礼用辛。燮之所受命作，知告不在，学之密也。”右丞徐爰议以为：“郊祀用辛，有碍迁，礼官祠曹，考详已备。何偃据礼，不应重告，愚情所同。寻告郊克辰，于今宜改，告事而已。次辛十，居然展斋，养牲在涤，无缘三月。谓血告泬之后，虽有事碍，便应有司行事，不容迁郊。”众议不同。参议：“宜依《经》，遇雨迁用后辛，不重告。若杀牲荐血之后值雨，则有司行事。”诏可。　　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，诏曰：“朕载新宝命，仍离多难，戎车遄驾，经略务殷，禋告虽备，弗获亲礼。今九服既康，百祀咸秩，宜聿遵前典，郊谒上帝。” 有司奏检，未有先准。黄门侍郎徐爰议：“虞称肆类，殷述昭告。盖以创世成功，德盛业远，开统肇基，必享上帝。汉、魏以来，聿遵斯典。高祖武皇帝克伐伪楚，晋安帝尚在江陵，即于京师告义功于郊兆。伏惟泰始应符，神武英断，王赫出讨，戎戒淹时，虽司奉弗亏，亲谒尚阙。谨寻晋武郊以二月，晋元禋以三月。有非常之庆，必有非常之典，不得拘以常祀，限以正月上辛。愚谓宜下史官，考择十一月嘉吉，车驾亲郊，奉谒昊天上帝，高祖武皇帝配飨。其余祔食，不关今祭。”尚书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议。参议为允，诏可。　　泰始六年正月乙亥，诏曰：“古礼王者每岁郊享，爰及明堂。自晋以来，间年一郊，明堂同。质文详略，疏数有分。自今可间二年一郊，间岁一明堂。外可详议。”有司奏：“前兼曹郎虞愿议：‘郊祭宗祀，俱主天神，而同殷荐，于义为黩。明诏使圆丘报功，三载一享。明堂配帝，间岁昭荐。详辰酌衷，实允懋典。’ 缘谘参议并同。曹郎王延秀重议：‘改革之宜，实如圣旨。前虞愿议，盖是仰述而已，未显后例。谨寻自初郊间二载，明堂间一年，第二郊与第三明堂，还复同岁。愿谓自始郊明堂以后，宜各间二年。以斯相推，长得异岁。’通关八座，同延秀议。”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，有司奏郊祀明堂，还复同，间年一修。　　汉文帝初祭地祇于渭，以高帝配；武帝立后土社祠于汾，亦以高帝配。汉氏以太祖兼配天地，则未以后配地也。王莽作相，引《周礼》享先妣为配北郊。夏至祭后土，以高后配，自此始也。光武建武中，不立北郊，故后地之祇，常配食天坛，山川群望皆在营内，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。中元年，建北郊，使司空冯鲂告高庙，以薄后代吕后配地。江左初，未立北坛，地祇众神，共在天郊也。　　晋成帝立二郊，天郊则六十二神，五帝之佐、月五星、二十八宿、文昌、北斗、三台、司命、轩辕、后土、太一、天一、太微、钩陈、北极、雨师、雷电、司空、风伯、老人六十二神也。地郊则四十四神，五岳、四望、四海、四渎、五湖、五帝之佐、沂山、岳山、白山、霍山、医无闾山、蒋山、松江、会稽山、钱唐江、先农凡四十四也。江南诸小山，盖江左所立，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，皆有祭秩也。二郊所秩，官有其注。　　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，司空羡之、尚书令亮等奏曰：“臣闻崇德明祀，百王之令典；宪章天人，自昔之所同。虽因革殊时，质文异世，所以本情笃教，其揆一也。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协灵祗，有命自天，弘静之勤，立蒸民之极，帝迁明德，光宅八表，太和宣被，玄化遐通。陛下以圣哲嗣徽，道孚万国。祭礼久废，思光鸿烈，飨帝严亲，今实宜之。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；至于地祗之配，虽礼无明文，先代旧章，每所因循，魏、晋故典，足为前式。谓武敬皇后宜配北郊。盖述怀以追孝，跻圣敬于无穷，对越两仪，允洽幽显者也。明年孟，有事于二郊，请宣摄内外，详依旧典。”诏可。　　晋武帝太康二年冬，有司奏：“三年正月立祠，时尚寒，可有司行事。” 诏曰：“郊祀礼典所重，中间以军国多事，临时有所妨废，故每从奏可。自今方外事简，唯此为大，亲奉禋享，固常典也。” 　　成帝祠南郊，遇雨。侍中顾和启：“宜还，更克。”诏可。汉明帝据《月令》有五郊气服之礼，因采元始中故事，兆五郊于洛，祭其帝与神，车服各顺方。魏、晋依之。江左以来，未遑修建。　　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，诏曰：“昔文德在周，明堂崇祀；高烈惟汉，汶邑斯尊。所以职祭罔愆，气令斯正，鸿名称首，济世飞声。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元，圣灵昭俗，内穆四门，仁济群品，外薄八荒，威憺殊俗，南脑劲越，西髓刚戎。裁礼兴稼穑之，张乐协四气之纪。匡饰坟序，引无题之外；旌延宝臣，尽盛德之范。训深劭农，政高刑厝。万物棣通，百神荐祉。动协天度，下沿地德。故纬上灵，动殖下瑞，诸侯轨道，河溓海夷。朕仰凭洪烈，入子万姓，皇天降祐，迄将一纪。思奉扬休德，永播无穷。便可详考姬典，经始明堂，宗祀先灵，式配上帝，诚敬克展，幽显咸秩。惟怀永元，感慕崩心。” 　　有司奏：“伏寻明堂辟雍，制无定文，经记参差，传说乖舛。名儒通哲，各事所见，或以为名异实同，或以为名实皆异。自汉暨晋，莫之能辨。周书云，清庙明堂路寝同制。郑玄注《礼》，义生于斯。诸儒又云明堂在国之，丙巳之地，三里之内。至于室宇堂个，户牖达向，世代湮缅，难得该详。晋侍中裴頠，西都硕学，考详前载，未能制定。以为尊祖配天，其义明著，庙宇之制，理据未分，直可为殿，以崇严祀。其余杂碎，一皆除之。参详郑玄之注，差有准据；裴頠之奏，窃谓可安。国学之南，地实丙巳，垲平暢，足以营建。其墙宇规范，宜拟则太庙，唯十有二间，以应期数。依汉汶上图仪，设五帝位，太祖文皇帝对飨。祭皇天上帝，虽为差降，至于三载恭祀，理不容异。自郊徂宫，亦宜共。《礼记》郊以特牲，《诗》称明堂羊牛，吉蠲虽同，质文殊典。且郊有燔柴，堂无禋燎，则鼎俎彝簋，一依庙礼。班行百司，搜材简工，权置起部尚书、将作大匠，量物商程，克今秋缮立。” 乃依頠议，但作大殿屋雕画而已，无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制。六年正月，南郊还，世祖亲奉明堂，祠祭五时之帝，以文皇帝配，是用郑玄议也。官有其注。　　大明五年九月甲子，有司奏：“南郊祭用三牛；庙四时祠六室用二牛。明堂肇建，祠五帝，太祖文皇帝配，未详祭用几牛？”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：“案郑玄注《礼记大传》：称‘《孝经》郊祀后稷以配天，配灵威仰也。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，配五帝也。’夫五帝司方，位殊功一，牲牢之用，理无差降。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，则道兼覆载；左右群生，则化洽四气。祖、宗之称，不足彰无穷之美；金石之音，未能播勋烈之盛。故明堂聿修，圣心所以昭玄极；泛配宗庙，先儒所以得礼情。愚管所见，谓宜用六牛。”博士虞龢议：“祀帝之名虽五，而所生之实常一。五德之帝，迭有休王，各有所司，故有五室。宗祀所主，要随其王而飨焉。主一配一，合用二牛。”祠部郎颜奂议：“祀之为义，并五帝以为言。帝虽云五，牲牢之用，谓不应过郊祭庙祀。宜用二牛。” 　　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，有司奏：“来年正月十八，祠明堂。寻旧南郊与明堂同，并告太庙。未审今祀明堂，复告与不？”祠部郎王延秀议：“案郑玄云： ‘郊者祭天之名，上帝者，天之别名也。神无二主，故明堂异处，以避后稷。’谨寻郊宗二祀，既名殊实同，至于应告，不容有异。”守尚书令袁粲等并同延秀议。　　魏明帝世，中护军蒋济奏曰：“夫帝王大礼，巡狩为先；昭祖扬祢，封禅为首。是以自古革命受符，未有不蹈梁父，登泰山，刊无竟之名，纪天人之际者也。故司马相如谓有文以来七十二君，或从所由于前，谨遗迹于后。太史公曰：‘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，有司之过也。’然则元功懿德，不刊山、梁之石，无以显帝王之功，布生民不朽之观也。语曰，当君而叹尧、舜之美，譬犹人子对厥所生，誉他人之父。今大魏振前王之弊，拯遁之艰危，接千载之衰绪，继百世之废始。自武、文至于圣躬，所以参成天地之道，纲维人神之化，上天报应，嘉瑞显祥，以比往古，其优衍丰隆，无所取喻。至于历世迄今，未发大礼。虽志在扫尽残盗，涤余秽，未遑斯事。若尔，三苗堀强于江海，大舜当废东巡之仪；徐夷跳梁于淮、泗，周成当止岱岳之礼也。且昔岁破吴虏于江、汉，今兹屠蜀贼于陇右。其震内溃，在不复淹，就当探其窟，无累于封禅之事也。此仪久废，非仓卒所定。宜下公卿，广纂其礼，卜年考时，昭告上帝，以副天下之望。臣待罪军旅，不胜大愿，冒死以闻。” 诏曰：“闻济斯言，使吾汗出足。自开辟以来，封禅者七十余君尔。故太史公曰： ‘虽有受命之君，而功有不洽，是以中间旷远者，千有余年，近数百载。其仪阙不可得记。’吾何德之修，敢庶兹乎！济岂谓世无管仲，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？吾不敢欺天也。济之所言，华则华矣，非助我者也。公卿侍中、尚书、常侍省之而已。勿复有所议，亦不须答诏也。”帝虽拒济议，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。以天下未一，不便行大礼。会隆卒，故不行。　　晋武帝平吴，混一区宇。太康元年九月庚寅，尚书令卫瓘、尚书左仆山涛、魏舒、尚书刘实、张华等奏曰：“圣德隆茂，光被四表，诸夏乂清，幽荒率从。神策庙算，席卷吴越，孙皓稽颡，六合为家，巍巍之功，格于天地。宜同古典，勒封东岳，告三府太堂为仪制。”瓘等又奏：“臣闻肇自生民，则有后辟，载祀之数，莫之能纪。立德济世，挥扬仁风，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，其谥号可知者，十有四焉。沉沦寂寞，曾无遗声者，不可胜记。自黄帝以前，古传昧略，唐、虞以来，典谟炳著。三王代兴，体业继袭，周道既没，秦氏承之，至于汉、魏，而质文未复。大晋之德，始自重、黎，实佐颛顼。至于夏、商，世序天地，其在于周，不失其绪。金德将升，世济明圣，外平蜀汉，海内归心，武功之盛，实由文德。至于陛下受命践阼，弘建大业，群生仰，唯独江湖沅湘之表，凶桀负固，历代不宾。神谋独断，命将出讨，兵威暂加，数旬定，羁其鲸鲵，赦其罪逆。云覆雨施，八方来同，声教所被，达于四极。虽黄轩之征，大禹远略，周之奕世，何以尚今。若夫玄石素文，底号前载，象以姓表，言以事告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之征，不是过也。加以驺虞麟趾，众瑞并臻。昔夏、殷以丕崇为祥，周武以乌鱼为美，咸曰休哉；然符瑞之应，备物之盛，未有若今之富者也。宜宣大典，礼中岳，封泰山，禅梁父，发德号，明至尊，享天休，笃黎庶，勒千载之表，播后之声，俾百代之下，莫不兴起。斯帝王之盛业，天人之至望也。”诏曰：“今逋寇虽殄，外则障有警，内则民黎未康，此盛德之事，所未议也。” 　　瓘等又奏：“今东渐于海，西被沙，大漠之，南北户，莫不通属。茫茫禹迹，今实过之，则天人之道已周，巍巍之功已著。宜有事梁父，修礼地祗，登封泰山，致诚上帝，以答人神之愿。乞如前奏。”诏曰：“今未和，政刑未当，百姓未得其所，岂可以勒功告成！”瓘又奏：“臣闻处帝王之位者，必有历运之期，天命之应；济生民之大功者，必有盛德之容，告成之典。无不可诬，有不可让，自古道也。而明诏谦冲，屡辞其礼。虽盛德攸在，推而未居。夫三公职典天地，实掌民物，国之大事取议于此。汉氏封禅，非是官也，不在其事。臣等前奏，盖陈祖考之功，天命又应，陛下之德，合同四海，述古考今，宜循此礼。至于克定岁月，须五府上议，然后奏闻。请写诏及奏，如前下议。”诏曰：“虽清江表，皆临事者之劳，何足以告成。方望群后，思隆大化，以宁区夏，百姓获乂，与之休息，此朕夜之望。无所复下诸府矣。勿复为烦。”瓘等又奏：“臣闻唐、虞二代，济世弘功之君，莫不仰答天心，俯协民志，登介丘，履梁父，未有辞焉者，盖不可让也。今陛下勋高百王，德无与二，茂绩宏规，巍巍之业，固非臣等所能究论。而圣旨劳谦，屡自抑损，时至弗应，推美不居，阙皇代之上仪，神祇之款望，使大晋之典谟，不同风于三、五。臣等诚不敢奉诏，请如前奏施行。”诏曰：“方当共弘治道，以康庶绩，且俟他年，无复纷纭也。” 　　太康元年冬，王公有司又奏：“自古圣明，光宅四海，封禅名山，著于史籍，作者七十四君矣。舜、禹之有天下，巡狩四岳，躬行其道。《易》著‘观民省方’，《礼》有‘升中于天’，《诗》颂‘陟其高山’，皆载在方策。文王为西伯，以服事殷；周公以鲁蕃，列于诸侯，或享于岐山，或有事泰山。徒以圣德，犹得为其事。自是以来，功薄而僭其义者，不可胜言，号谥不泯，以至于今。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，海外有截；世宗景皇帝济以大功，辑宁区夏；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，定蜀汉；陛下应期龙兴，混壹六合，泽被群生，威震无外。昔汉氏失统，吴、蜀鼎峙，兵兴以来，近将百年。地险俗殊，民望绝，以为分外，其久矣。大业之隆，重光四叶，不羁之寇，二世而平。非聪明神武，先天弗违，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兹者欤！臣等幸以千载，得遭运会，亲奉大化，目睹太平，至公之美，谁与为让！宜祖述先朝，宪章古昔，勒功岱岳，登封告成，弘礼乐之制，正三雍之典，扬名万世，以显祖宗。是以不胜大愿，敢昧死以闻。请告太常具礼仪。”上复诏曰：“所议诚前烈之盛事也；方今未可以尔。便报绝之。” 　　宋太祖在位长久，有意封禅。遣使履行泰山旧道，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注。其后索虏南寇，六州荒毁，其意乃息。　　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，太宰江夏王义恭表曰：“惟皇天崇称大道，始行揖让。迄于有晋，虽聿修前绪，而迹沦言废，蔑记于竹素者，焉可单书。绍乾维，建徽号，风声，被丝管，自无怀以来，可传而不朽者，七十有四君。罔仁厚而道灭，鲜义浇而德宣，钟律之先，旷世绵绝，难得而闻。《丘》、《索》著明者，尚有遗炳。故《易》称先天弗违，后天奉时。盖陶唐姚姒商姬之主，莫不由斯道也。是以风化大洽，光熙于后。炎汉二帝，亦踵曩则，因百姓之心，听舆人之颂，龙驾帝服，镂玉梁甫，昌言明称，告成上灵。况大宋表祥唐虞，受终素德，山龙启符，金玉显瑞，异采腾于轸墟，紫烟蔼于邦甸，锡冕兆九五之征，文豹赴天历之会。诚二祖之幽庆，圣后之冥休。道冠轩、尧，惠深亭毒；而犹执冲约，未言封禅之事，四海窃以恧焉。臣闻惟皇配极，惟帝祀天，故能上稽乾式，照临黔首，协和穹昊，膺兹多福。高祖武皇帝明并月，光振八区，拯已溺之晋，济横之世，拨宁民，应天受命，鸿徽洽于海表，威棱震乎沙外。太祖文皇帝体圣履仁，述业兴礼，正乐颂，作象历，明达通于神祇，玄泽被乎上下。仁孝命世，睿武英，遭运屯否，三才湮灭，乃龙飞五洲，凤翔九江，身先八百之期，断出人鬼之表，庆烟应高牙之建，风耀符发迹之辰，亲翦凶逆，躬清昏，天地革始，夫妇更造，岂与彼承业继绪，拓复禹迹，车一其轨，书罔异文者，同年而议哉！今龙麟已至，凤皇已仪，比李已实，灵茅已茂，雕气降雾于宫榭，珍呈味于林，嘉禾积穗于殿甍，连理合干于园御，皆耀质离宫，植兰囿。至夫霜毫玄文，素翮赪羽，泉河山岳之瑞，草木金石之祥，方畿憬涂之谒，抗驿绝祖之奏，彪炳杂沓，粤不可胜言。太平之应，兹焉富矣。宜其从天人之诚，遵先王之则，备万乘，整法驾，修封泰山，瘗玉岱趾，延乔、松于东序，诏韩、岐于西厢，麾天阍，使启关，谒紫宫，朝太一，奏《钧天》，咏《云门》，赞扬幽奥，超声前古，岂不盛哉！伏愿时命宗伯，具兹典度。”诏曰：“太宰表如此。昔之盛王，永保鸿名，常为称首，由斯道矣。朕遭家多难，入纂绝业，德薄勋浅，鉴寐崩愧。顷麟凤表祯，茅禾兼瑞，虽符祥显见，恧乎犹深，庶仰述先志，拓清中宇，礼祇谒神，朕将试哉。” 　　四年四月辛亥，有司奏曰：　　臣闻崇号建极，必观俗以树教；正位居体，必采世以立言。是以重代列圣，咸由厥道。玄勋上烈，融章未分，鸣光委绪，歇而罔臧。若其显谥略腾轨，则系缀声采，征略闻听。爰洎姬、汉，风尚存，遗芬余荣，绵映纪纬。虽年绝世祀，代革华，可得腾金彩，奏玉润，镂迹以熏今，镌德以丽远。而四望埋禋歌之礼，观弛修封之容，岂非神明之业难崇，功基之迹易泯。自兹以降，讫于季末，莫不英弘徽位，详固洪声。岂徒深默修文，渊幽驭世而已。谅以縢非虚奏，书匪妄埋，击雨恕神，淳廕复树，安得紫坛肃祗，竹宫载伫，散火投郊，流星奔座。宝纬初基，厌灵命历，德振弛维，功济沦象，玄浸纷，华幽润，规存永驭，思详树远。　　太祖文皇帝以启遘泰运，景望震凝，采乐调风，集礼宣度，祖宗相映，轨迹重晖。圣上韫箓蕃河，伫翔衡汉，金波掩照，华耀停明，运动时来，跃飞风举，澄氛海、岱，开景中区，歇神还灵，颓天重耀，储正凝位于兼明，哀岳蕃华于元列。故以祥映昌基，系发篆素。重以班朝待典，饰令详仪，纂综沦芜，搜腾委逸，奏玉郊宫，禋珪玄畤，景集天庙，脉壤祥农，节至昕，川丘夙礼，纲威巡止，表绥中甸，史其咏，民挹其风。于是涵迹视，振声威响，历代之渠，沉望内，安侯之长，贤王入侍，殊生诡气，奉俗还乡，羽族卉仪，怀音革状，边帛绝书，权光弛烛。天岱发灵，宗河开宝，崇丘沦鼎，振采泗渊，云皇王岳，离藻汉，并角即音，栖翔御，衮甲霜味，翾舞川肆，荣泉镜，后昭河源，故以波沸外关，云蒸内泽。若其雪趾青毳，玄文硃彩，月郊甸，择木音，重以荣腾轩，萧云掩阁，镐颍孳萌，移华渊，山舆伫衡，云鹣竦翼，海鲽泳，江茅吐廕。校书之列，仰笔以饰辞，济、代之蕃，献邑以待礼。岂非神勰气昌，物瑞云照，蒱轩轸，泉淳芳。　　太宰江夏王臣义恭咀道遵英，奇丽古，该润图史，施详载，表以功懋往初，德耀炎、昊，升文中岱，登牒天关，耀冠荣名，摛振声号。而道谦称首，礼以虚挹，将使玄祇缺观，幽瑞乖期，梁甫无盛德之容，介丘靡声闻之响。加穷泉之野，献八代之驷，木之乡，奠绝金之楛，肃灵重表，珍符兼贶。伏惟陛下谟详渊载，衍属休章，依征圣灵，润声业，诹辰稽古，肃齐警列，儒僚展采，礼官相仪，悬蕤动音，洪钟竦节，路整卫，正途清。于是绩环佩，端玉藻，鸣凤伫律，腾驾文，间彩比象之容，昭明纪数之服。徽焯天阵，容藻神行，翠盖怀，羽华列照。乃诏联事掌祭，宾客赞仪，金支宿县，镛石润响。命五神以相列，辟九关以集灵，警卫兵而开云，先雨祇以洒路。霞凝生阙，烟起成宫，台冠丹光，坛浮素霭。尔乃临中坛，备盛礼，天降祥锡，寿固皇，谷动神音，山传称响。然后辨年问老，陈诗观俗，归荐告神，奉遗清庙。光美之盛，彰乎万古；渊祥之烈，溢乎无穷。岂不盛欤！　　臣等生接昌辰，肃懋明世，束教管闻，未足言道。且章志湮微，代往沦绝，拘采遗文，辩明训诰簉访邹、鲁，草縢书堙玉之礼，具竦石绳金之仪，和芝润瑛，镌玺乾封。惧弗轨属上徽，辉当王则。谨奉仪注以闻。　　诏曰：“天生神物，昔王称愧，况在寡德，敢当鸿贶。今文轨未一，可停此奏。” 　　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，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。是年七月，始建宗庙于鄴，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。后虽进爵为王，无所改易。延康元年，文帝继王位。七月，追尊皇祖为太王，丁夫人曰太王后。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禅，又追尊太王曰太皇帝，皇考武王曰武皇帝。明帝太和三年六月，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，夫人吴氏曰高皇后，并在鄴庙庙所祠。则文帝之高祖处士、曾祖高皇、祖太皇帝共一庙。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百世不毁，然则所祠止于亲庙四室也。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，洛京庙成，则以亲尽迁处士主，置园邑，使令丞奉荐。而使行太傅太常韩暨、行太常宗正曹恪持节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庙，犹为四室而已。至景初元年六月，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庙之制，曰：“大魏三圣相承，以成帝业。武皇帝肇建洪基，拨夷险，为魏太祖。文皇帝继天革命，应期受禅，为魏高祖。上集成大命，清定华夏，兴制礼乐，宜为魏烈祖。”更于太祖庙北为二祧，其左为文帝庙，号曰高祖，昭祧，其右拟明帝号曰烈祖，穆祧。三祖之庙，万世不毁，其余四庙，亲尽迭迁，一如周后稷、文、武庙祧之礼。孙盛《魏氏秋》曰：“夫谥以表行，庙以存容，皆于既殁然后著焉。所以原始要终，以示百世者也。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，未终而豫自尊显。昔华乐以厚敛致讥，周人以豫凶违礼，魏之群司，于是乎失正矣。” 　　文帝甄后赐死，故不列庙。明帝即位，有司奏请追谥曰文昭皇后，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告祠于陵。三公又奏曰：“自古周人始祖后稷，又特立庙以祀姜嫄。今文昭皇后之于后嗣，圣德至化，岂有量哉！夫以皇家世妃之尊，神灵迁化，而无寝庙以承享祀，非以报显德，昭孝敬也。稽之古制，宜依周礼，先妣别立寝庙。”奏可。以太和元年二月，立庙于鄴。四月，洛邑初营宗庙，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，其文曰：“天子羡思慈亲。”明帝为之改容，以太牢告庙。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，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庙京师，永传享祀。乐舞与祖庙同，废鄴庙。　　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，以洛京宗庙未成，乃祠武帝于建始殿，亲执馈奠如家人礼。何承天曰：“案礼，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。庶人无庙，故祭于寝。帝者行之，非礼甚矣。” 　　汉献帝延康元年七月，魏文帝幸谯，亲祠谯陵，此汉礼也。汉氏诸陵皆有园寝者，承秦所为也。说者以为古前庙后寝，以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。庙以藏主，四时祭祀，寝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荐新。秦始出寝起于墓侧，汉因弗改。陵上称寝殿，象生之具，古寝之意也。及魏武帝葬高陵，有司依汉，立陵上祭殿。至文帝黄初三年，乃诏曰：“先帝躬履节俭，遗诏省约。子以述父为孝，臣以系事为忠。古不墓祭，皆设于庙。高陵上殿屋皆毁坏，车马还厩，衣服藏府，以从先帝俭德之志。” 及文帝自作终制，又曰：“寿陵无立寝殿，造园邑。”自后至今，陵寝遂绝。　　孙权不立七庙，以父坚尝为长沙太守，长沙临湘县立坚庙而已。权既不亲祠，直是依后汉奉南顿故事，使太守祠也。坚庙又见尊曰始祖庙，而不在京师。又以民人所发吴芮冢材为屋，未之前闻也。于建鄴立兄长沙桓王策庙于硃爵桥南。权疾，太子所祷，即策庙也。权卒，子亮代立。明年正月，于宫东立权庙曰太祖庙，既不在宫南，又无昭穆之序。　　及孙皓初立，追尊父和曰文皇帝。皓先封乌程侯，即改葬和于乌程西山，号曰明陵，置园邑二百家。于乌程立陵寝，使县令丞四时奉祠。宝鼎元年，遂于乌程分置吴兴郡，使太守执事。有司寻又言宜立庙京邑。宝鼎二年，遂更营建，号曰清庙。遣守丞相孟仁、太常姚信等备官僚中军步骑，以灵舆法驾神主于明陵，亲引仁拜送于庭。比仁还，中吏手诏夜相继，奉问神灵起居动止。巫觋言见和被服颜色如平，皓悲喜，悉召公卿尚书诣皞下受赐。灵舆当至，使丞相陆凯奉三牲祭于近郊。皓于金城外宿。明，望拜于东门之外，又拜庙荐飨。比七，三祭，倡伎昼夜娱乐。有司奏：“‘祭不数，数则黩’，宜以礼断情。”然后止。　　刘备章武元年四月，建尊号于成都。是月，立宗庙，袷祭高祖已下。备绍世而起，亦未辨继何帝为祢，亦无祖宗之号。刘禅面缚，北地王谌哭于昭烈之庙，此则备庙别立也。　　魏元帝咸熙元年，增封晋文帝进爵为王，追命舞宣文侯为晋宣王，忠武侯为晋景王。是年八月，文帝崩，谥曰文王。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，受禅。丁卯，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，伯考景王为景皇帝，考文王为文皇帝，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，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。二年正月，有司奏天子七庙，宜如礼营建。帝重其役，诏宜权立一庙。于是君臣奏议：“上古清庙一宫，尊远神祇，逮至周室，制为七庙，以辨宗祧。圣旨深弘，远迹上世，敦崇唐、虞。舍七庙之繁华，遵一宫之尊远。昔舜承尧禅，受终文祖，遂陟帝位，盖三十载，月正元，又格于文祖。此则虞氏不改唐庙，因仍旧宫。可依有虞氏故事，即用魏庙。”奏可。于是追祭征西将军、豫章府君、颍川府君、京兆府君，与宣皇帝、景皇帝、文皇帝为三昭三穆。是时宣皇未升，太祖虚位，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，其礼则据王肃说也。七月，又诏曰：“主者前奏就魏旧庙，诚亦有准。然于祗奉神明，情犹未安。宜更营造，崇正永制。”于是改创宗庙。十一月，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。　　太康元年，灵寿公主修丽祔于太庙，周、汉未有其准。魏明帝则别立庙，晋又异魏也。六月，因庙陷当改治。群臣又议奏曰：“古者七庙异所，自宜如礼。”诏又曰：“古虽七庙，自近代以来，皆一庙七室，于礼无废，于情为叙，亦随时之宜也。其便仍旧。”至十年，乃更改筑于宣门内，穷壮极丽。然坎位之制，犹如初尔。庙成，帝率百官迁神主于新庙，自征西以下，车服导从，皆如帝者之仪。挚虞之议也。至世祖武皇帝崩，则迁征西；及惠帝崩，又迁豫章。而惠帝世，愍怀太子、太子二子哀太孙臧、冲太孙尚并祔庙。元帝世，怀帝殇太子又被庙，号为室四殇。怀帝初，又策谥武帝杨后曰武悼皇后，改葬峻陵侧。别立弘训宫，不列于庙。元帝既即尊位，上继武帝，于礼为祢，如汉光武上继元帝故事也。是时西京神主堙灭虏庭，江左建庙，皆更新造。寻以登怀帝之主，又迁颍川。位虽七室，其实五世，盖从刁协，以兄弟为世数故也。于时百度草创，旧礼未备，三祖毁主，权居别室。太兴三年，将登愍帝之主，于是乃定更制，还复豫章、颍川二主于昭穆之位，以同惠帝嗣武帝故事；而惠、怀、愍三帝自从《秋》尊尊之义，在庙不替也。至元帝崩，则豫章复迁。然元帝神位，犹在愍帝之下，故有坎室者十也。至明帝崩，而颍川又迁，犹十室也。于时续广太庙，故三迁主并还西储，名之曰祧，以准远庙。　　成帝咸和三年，苏峻覆京都，温峤等入伐，立行庙于白石，告先帝先后曰： “逆臣苏峻，倾覆社稷，毁弃三正，污辱海内。臣亮等手刃戎首，龚行天罚。惟中宗元皇帝、肃祖明皇帝、明穆皇后之灵，降鉴有罪，剿绝其命，翦此群凶，以安宗庙。臣等虽陨首摧躯，犹生之年。”咸康七年五月，始作武悼皇后神主，祔于庙，配飨世祖。成帝崩而康帝承统，以兄弟一世，故不迁京兆，始十一室也。康帝崩，京兆迁入西储，同谓之祧，如前三祖迁主之礼。故正室犹十一也。穆帝崩而哀帝、海西并为兄弟，无所登降。咸安之初，简文皇帝上继元皇帝，世秩登进。于是颍川、京兆二主，复还昭穆之位。至简文崩，颍川又迁。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，改作太庙，殿正室十六间，东西储各一间，合十八间。栋高八丈四尺，堂基长三十九丈一尺，广十丈一尺。堂集方石，庭以砖。尊备法驾，迁神主于行庙。征西至京兆四主，及太子太孙，各用其位之仪服。四主不从帝者之仪，是与太康异也。诸主既入庙，设脯醢之奠。及新庙成，帝主还室，又设脯醢之奠。十九年二月，追尊简文母会稽太妃郑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，立庙太庙道西。及孝武崩，京兆又迁，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。安帝隆安四年，以孝武母简文李太后、帝母宣德陈太后祔于宣郑太后之庙。　　元兴三年三月，宗庙神主在寻，已立新主于太庙，权告义事。四月，辅国将军何无忌奉送神主还。丙子，百官拜于石头。戊寅，入庙。安帝崩，未及禘，而天禄终焉。　　宋武帝初受晋命为宋王，建宗庙于彭城，依魏、晋故事，立一庙。初祠高祖开封府君、曾祖武原府君、皇祖东安府君、皇考处士府君、武敬臧后，从诸侯五庙之礼也。既即尊位，及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、六世相国掾府君为七庙。永初初，追尊皇考处士为孝穆皇帝，皇妣赵氏为穆皇后。三年，孝懿萧皇后崩，又祔庙。高祖崩，神主升庙，犹从昭穆之序，如魏、晋之制，虚太祖之位也。庙殿亦不改构，又如晋初之因魏也。文帝元嘉初，追尊所生胡婕妤为章皇太后，立庙西晋宣太后地。孝武昭太后、明帝宣太后并祔章太后庙。　　晋元帝太兴三年正月乙卯，诏曰：“吾虽上继世祖，然于怀、愍皇帝，皆北面称臣。今祠太庙，不亲执觞酌，而令有司行事，于情礼不安。可依礼更处。”太常华恆议：“今圣上继武皇帝，宜准汉世祖故事，不亲执觞爵。”又曰：“今上承继武帝，而庙之昭穆，四世而已。前太常贺循、博士傅纯以为惠、怀及愍宜别立庙。然臣愚谓庙室当以客主为限，无拘常数。殷世有二祖三宗，若拘七室，则当祭祢而已。推此论之，宜还复豫章、颍川，全祠七庙之礼。”骠骑长史温峤议：“凡言兄弟不相入庙，既非礼文。且光武奋剑振起，不策名于孝平，豫神其事，以应九世之谶；又古不共庙，故别立焉。今上以策名而言，殊于光武之事，躬奉烝尝，于经既正，于情又安矣。太堂恆还二府君以全七世，峤谓是宜。”骠骑将军王导从峤议。峤又曰：“其非子者，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。又若以一帝为一世，则不祭祢，反不及庶人。”于是帝从峤议，悉施用之。孙盛《晋秋》曰：“《秋传》云， ‘臣子一例也’。虽继君位，不以后尊，降废前敬。昔鲁僖上嗣庄公，以友于长幼而升之，为逆。准之古义，明诏是也。” 　　穆帝永和二年七月，有司奏：“十月殷祭，京兆府君当迁祧室。昔征西、豫章、颍川三府君毁主，中兴之初，权居天府，在庙门之西。咸康中，太常冯怀表续奉还于西储夹室，谓之为祧，疑亦非礼。今京兆迁入，是为四世远祖，长在太祖之上。昔周室太祖世远，故迁有所归。今晋庙宣皇为主，而四祖居之，是屈祖就孙也。殷袷在上，是代太祖也。”领司徒蔡谟议：“四府君宜改筑别室，若未展者，当入就太庙之室。人莫敢卑其祖，文、武不先不窋。殷祭之，征西东面，处宣皇之上。其后迁庙之主，藏于征西之祧，祭荐不绝。”护军将军冯怀表议：“《礼》，‘无庙者，为坛以祭’。可别立室藏之，至殷禘，则祭于坛也。”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议：“诸儒谓太王王季迁主藏于文、武之祧，如此，府君迁主，宜在宣皇帝庙中。然今无寝室，宜变通而改筑。又殷袷太庙，征西东面。”尚书郎孙绰与无忌议同，曰：“太祖虽位始九五，而道以从暢，赞人爵之尊，笃天伦之道，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。”尚书郎徐禅议：“《礼》，‘去祧为坛，去坛为鸑，岁袷则祭之’。今四祖迁主，可藏之石室。有祷则祭于坛鸑。”又遣禅至会稽访处士虞喜。喜答曰： “汉世韦玄成等以毁主瘗于园。魏朝议者云应埋两阶之间。且神主本在太庙，若今别室而祭，则不如永藏。又四君无追号之礼，益明应毁而无祭。”于是抚军将军会稽王司马昱、尚书刘劭等奏：“四祖同居西祧，藏主石室，禘袷乃祭，如先朝旧仪。” 时陈留范宣兄子问此礼。宣答曰；“舜庙所祭，皆是庶人。其后世远而毁，不居舜上，不序昭穆。今四君号犹依本，非以功德致礼也。若依虞主之瘗，则犹藏子孙之所；若依夏主之埋，则又非本庙之阶。宜思其变，别筑一室，亲未尽则禘袷，处宣帝之上；亲尽则无缘下就子孙之列。”其后太常刘遐等同蔡谟议。博士张凭议： “或疑陈于太祖者，皆其后毁之主。凭案古义，无别前后之文也。禹不先鲧，则迁主居太祖之上，亦可无疑矣。” 　　安帝义熙九年四月，将殷祭，诏博议迁毁之礼。大司马琅王司马德文议： “泰始之初，虚太祖之位，而缘情远，上及征西，故世尽则宜毁，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。又汉光武帝移十一帝主于洛邑，则毁主不没，理可推矣。宜从范宣之言，筑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，永藏而不祀也。”大司农徐广议：“四府君尝处庙室之首，歆率土之祭。若埋之幽壤，于情理未必咸尽。谓可迁藏西储，以为远祧，而禘飨永绝也。”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：“仍旧无革。殷祠犹及四府君，情理为允。”祠部郎臧焘议：“四府君之主，享祀礼废，则亦神所不依。宜同虞主之瘗埋矣。”时高祖辅晋，与大司马议同。须后殷祀行事改制。　　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，诏曰：“昔建太庙，每事从俭约，思与率土，致力备礼。又太祖虚位，明堂未建。郊祀，国之大事，而稽古之制阙然。便可详议。” 祠部郎徐邈议：“圆丘郊祀，经典无二，宣皇帝尝辨斯义。而检以圣典，爰及中兴，备加研极，以定南北二郊，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。谓仍旧为安。武皇帝建庙，六世三昭三穆，宣皇帝创基之主，实惟太祖，亲则王考，四庙在上，未及迁世，故权虚东向之位也。兄弟相及，义非二世，故当今庙祀，世数未足，而太祖正位，则违事七之义矣。又《礼》曰‘庶子王亦禘祖立庙’。盖谓支胤授位，则亲近必复。京兆府君于今六世，宜复立此室，则宣皇未在六世之上，须前世既迁，乃太祖位定尔。京兆迁毁，宜藏主于石室。虽禘袷犹弗及。何者？传称毁主升合乎太祖，升者自下之名，不谓可降尊就卑也。太子太孙室四主，储嗣之重，升祔皇祖所配之庙，世远应迁，然后从食之孙，与之俱毁。明堂圆方之制，纲领已举，不宜阙配帝之祀。且王者以天下为家，未必一邦，故周平、光武无废于二京也。周公宗祀文王，汉明配以世祖，自非惟新之考，孰配上帝。”邈又曰：“明堂所配之神，积疑莫辨。按《易》，‘殷荐上帝，以配祖考’。祖考同配，则上帝亦为天，而严父之义显。《周礼》，旅上帝者有故，告天与郊祀常礼同用四圭，故并言之。若上帝者五帝，经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，祀地旅四望乎？人帝之与天帝，虽天人之通谓，然五方不可言上帝，诸侯不可言大君也。书无全证，而义容彼此，故太始、太康二纪之间，兴废迭用矣。”侍中车胤议同。又曰：“明堂之制，既其难详。且乐主于和，礼主于敬，故质文不同，音器亦殊。既茅茨广厦，不一其度，何必守其形范，而不知弘本顺民乎！九服咸宁，河朔无尘，然后明堂辟雍，可崇而修之。”中书令王珉意与胤同。太常孔汪议：“太始开元，所以上祭四府君，诚以世数尚近，可得飨祠，非若殷、周先世，王迹所因也。向使京兆尔时在七世之外，自当不祭此四王。推此知既毁之后，则殷禘所绝矣。”吏部郎王忱议：“明堂则天象地，仪观之大，宜俟皇居反旧，然后修之。”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、尚书令谢石意同忱议，于是奉行，一无所改。　　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，白衣领尚书左仆孔安国启云：“元兴三年夏，应殷祠。昔年三月，皇舆旋轸。其年四月，便应殷，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议云：‘应用孟秋。’ 台寻校自太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，乾等既伏应孟冬，回复追明孟秋非失。御史中丞范泰议：‘今虽既祔之后，得以烝尝，而无殷荐之比。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应殷，烈宗以其年九月崩。至隆安三年，国家大吉，乃修殷事。又礼有丧则废吉祭，祭新主于寝。今不设别寝，既祔，祭于庙。故四时烝尝，以寄追远之思，三年一禘，以习昭穆之序，义本各异。三年丧毕，则合食太祖，遇时则殷，无取于限三十月也。当是内台常以限月成旧。’就如所言，有丧可殷。隆安之初，果以丧而废矣。月数少多，复迟速失中。至于应寝而修，意所未譬。”安国又启：“范泰云：‘今既祔，遂祭于庙，故四时烝尝。’如泰此言，殷与烝尝，其本不同。既祔之后，可亲烝尝而不得亲殷也。太常刘瑾云：‘章后丧未一周，不应祭。’臣寻升平五年五月，穆皇帝崩，其年七月，山陵，十月，殷。兴宁三年二月，哀皇帝崩，太和元年五月，海西夫人庾氏薨，时为皇后，七月，葬，十月，殷。此在哀皇再周之内，庾夫人既葬之后，二殷策文见在庙。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，陛下追述先旨，躬服重制，五年十月，殷。再周之内，不以废事。今以小君之哀，而泰更谓不得行大礼。臣寻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载，用三十月辄殷，皆见于注记，是依礼，五年再殷。而泰所言，非真难臣，乃以圣朝所用，迟速失中。泰为宪司，自应明审是非，群臣所启不允，即当责失奏弹，而愆堕稽停，遂非忘旧。请免泰、瑾官。”丁巳，诏皆白衣领职。于是博士徐乾皆免官。　　初，元兴三年四月，不得殷祠进用十月，计常限，则义熙三年冬又当殷；若更起端，则应用来年四月。领司徒王谧、丹尹孟昶议：“有非常之庆，必有非常之礼。殷祭旧准不差，盖施于经常尔。至于义熙之庆，经古莫二，虽曰旋幸，理同受命。愚谓理运惟新，于是乎始。宜用四月。”中领军谢混、太常刘瑾议：“殷无定，考时致敬，且礼意尚简。去年十月祠，虽于有差，而情典允备，宜仍以为正。” 太学博士徐乾议：“三年一袷，五年一禘，经传记籍，不见补殷之文。”员外散骑侍郎领著作郎徐广议：“寻先事，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，殷祠。孝武皇帝宁康二年十月，殷祠。若依常去前三十月，则应用四月也。于时盖当有故，而迁在冬，但未详其事。太元元年十月殷祠，依常三十月，则应用二年四月也。是追计辛未岁十月，来合六十月而再殷。何邵甫注《公羊传》云，袷从先君来，积数为限。‘自僖八年至文二年，知为袷祭’。如此，履端居始，承源成，领会之节，远因宗本也。昔年有故推迁，非其常度。宁康、太元前事可依。虽年有旷近之异，然追计之理同矣。愚谓从复常次者，以推归正之道也。”左丞刘润之等议：“太元元年四月应殷，而礼官堕失，建用十月。本非正期，不应即以失为始也。宜以反初四月为始。当用三年十月。”尚书奏从王谧议，以元年十月为始也。　　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，有司奏：“依旧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，领曹郎范泰参议，依永初三年例，须再周之外殷祭。寻祭再周来二年三月，若以四月殷，则犹在禫内。”下礼官议正。国子助教苏玮生议：“案《礼》，三年丧毕，然后袷于太祖。又云‘三年不祭，唯天地社稷，越绋行事’。且不禫即祭，见讥《秋》。求之古礼，丧服未终，固无祼享之义。自汉文以来，一从权制，宗庙朝聘，莫不皆吉。虽祥禫空存，无ＦＨ缟之变，烝尝荐祀，不异平。殷祠礼既弗殊，岂独以心忧为碍。”太学博士徐宏议：“三年之丧，虽从权制，再周祥变，犹服缟素，未为纯吉，无容以祭。谓来四月，未宜便殷，十月则允。”太常丞臣硃膺之议：“《虞礼》云：‘中月而禫，是月也吉祭，犹未配。’谓二十七月既禫祭，当四时之祭，则未以其妃配，哀未忘也。推此而言，未礻覃不得祭也。又《秋》闵公二年，吉禘于庄公。郑玄云：‘闵公心惧于难，务自尊成以厌其祸，凡二十二月而除丧，又不禫。’云又不禫，明禫内不得禘也。案王肃等言于魏朝云，今权宜存古礼，俟毕三年。旧说三年丧毕，遇禘则禘，遇袷则袷。郑玄云：‘禘以孟夏，祫以孟秋。’ 今相承用十月。如宏所上《公羊》之文，如为有疑，亦以鲁闵设服，因言丧之纪制尔。何必全许素冠可吉禘。纵《公羊》异说，官以礼为正，亦求量宜。”郎中周景远参议：“永初三年九月十奏傅亮议：‘权制即吉，御世宜尔。宗庙大礼，宜依古典。’则是皇宋开代成准。谓博士徐宏、太常丞硃膺之议用来年十月殷祠为允。” 诏可。　　宋殷祭皆即吉乃行。大明七年二月辛亥，有司奏：“四月应殷祠，若事中未得为，得用孟秋与不？”领军长史周景远议：“案《礼记》云：‘天子祫禘祫尝祫烝。’ 依如礼文，则夏秋冬三时皆殷，不唯用冬夏也。晋义熙初，仆孔安国启议，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，皆用冬夏。安国又启，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年，用三十月辄殷祠。博士徐乾据《礼》难安国。乾又引晋咸康六年七月殷祠，是不专用冬夏。于时晋朝虽不从乾议，然乾据礼及咸康故事，安国无以夺之。今若以来四月未得殷祠，迁用孟秋，于礼无违。参议据礼有证，谓用孟秋为允。”诏可。　　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，弘训羊太后崩，宗庙废一时之祀，天地明堂去乐，且不上胙。升平五年十月己卯，殷祠，以穆帝崩后，不作乐。初，永嘉中，散骑常侍江统议曰：“《秋》之义，去乐卒事。”是为吉祭有废乐也，故升平末行之。其后太常江逌表：“穆帝山陵之后十月殷祭，从太常丘夷等议，撤乐。逌寻详今行汉制，无特祀之别。既入庙吉禘，何疑于乐。” 　　史臣曰：闻乐不怡，故申情于遏密。至于谅闇夺服，虑政事之荒废，是以乘权通以设变，量轻重而降屈。若夫奏音之与寝声，非有损益于机务，纵复回疑于两端，固宜缘恩而从戚矣。宋世国有故，庙祠皆悬而不乐。　　译文　　“国家的大事，在于祭祀和军事”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到儒家经典，都尊崇这一宗旨，而圣人的道德，没有比尊敬父亲更重要的。所以司马迁撰作《封禅书》，班固详尽记述《郊祀志》，上记皇帝的正祭，下录郡国百神的祭祀．司马彪又撰《祭祀志》以续完汉朝的祭祀礼典．东晋以后，旧有的礼制大的典章，都明白而完善地备载。自此以后，祭祀礼仪又有变化，所以再加编撰。　　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曰，献帝命令公卿祭祀产担庙。派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印玺及策书，禅让帝位给曹魏。当时魏文帝曹丕继承了重旺的王位，南巡停留在颖。主事官员于是在题渣的篮旧城建造坛台。庚午，魏王登上坛台。曹魏的相国华歆跪着接受了皇帝的印玺奉进给重担。接受印玺完毕之后，魏文帝走下坛台观看柴燎，礼毕之后返回。没有举行以先祖配祭的祭祀。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，在郊外祭祀天地和明堂。当时萱逸的都城在盗堡，而天地神灵、墓地、明堂、灵台都依照汉朝的旧例。黄初四年七月，魏壶将要到束境巡视，因为大军将要出动，便派太常官用一头公牛在南郊祭天，从此之后便成为常制。到魏文帝逝世时，太尉钟繇在南郊举行追赠谧号的礼仪，这都是在郊外举行的祭祀礼节。　　明帝太和元年元年正月丁末日，在郊外祭祀魏武皇帝以配祭天帝，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以魏文皇帝配祭上帝。当时两汉时期升烟祭祀天地的仪制都还保留，曹魏对两漠祭礼的沿革便可知了。　　太和四年八月，魏明帝到东境巡视，经过繁昌县。派遣执金吾臧霸兼理太尉的职事，他用一头公牛祭祀接受禅让的坛台。《后汉纪》裹说，汉章帝诏令在高邑县祭祀即帝位的坛台。逭虽然是前代已实行的事，然而筑坛是为了祭天，而坛并不是神。现在不对上帝祭祀，而对坛墟致祭，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。　　景初元年十月乙卯曰，开始在洛南郊的委粟．营建圆厅。皇帝下诏令说：“帝王接受天命，都恭敬地奉承天地，以彰显神明；尊敬祭祀世代继统的先祖，以昭明功德。所以前代祭祀的礼典撰著之后，就使郊祭祖先以配祭皇天上帝的仪制完备了。从前在汉朝的初年，承接秦朝焚书灭绝学术之后，便收集残缺的礼制经典，以完备郊祀的礼仪。从甘泉、后土、雍宫、到五峙原祭天地神灵的处所，大多在经典上见不到，并且因为这些祭祀一兴废而无常制，一一彼一此而有变化，四百多年间，废止而没有了郊外椅祭皇天上帝的礼仪。古代所改立的祭祀礼仪，于是有了阙失。萱魏的世系，出于直垦氐，现在祭祀圆丘，以始祖爱童配祭，称圆丘为皇皇帝天。方丘所祭的称为皇皇后地，以舜帝的妃子伊氏配祭。郊外祭天所祭的称为皇天之神，以太祖武皇帝配祭。郊外祭地所祭的称为皇地之衹，以武帝的宣皇后配祭。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已故皇父高祖文皇童，以配祭上帝。”十二月壬子冬至，开始在圆丘祭祀皇皇帝天，以始祖有虞氏舜帝配祭。白正始年以后，直到曹魏终结，再没有举行郊祀。　　孙权开始在武昌称帝号时，在南郊告祭天帝。告祭辞说：“皇帝臣孙权，冒昧地用黑色的公牛祭祀，明白告知皇皇后帝。汉朝享国二十四世，经历四百三十四年，它运行的天命气数已终结，它的福禄气运已竭尽，普天之下已废弛，四海之内分崩离析。恶之臣曹丕，于是夺取了帝位。直至的儿子茎壑继承帝位而作恶，盗窃名位扰礼制。我孙权出生于东南，适逢机运，承奉天道掌握军队，志向在于拯救世道，奉皇天上帝的正辞实行讨伐惩恶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民众。群臣百官各位将相以及各州郡各城镇执掌职事的官员，都认为天意已对汉朝厌弃，汉朝已丧失天运，皇帝的位置空缺，郊祀没有主祀人，美好的征兆嘉善的瑞应，前后纷繁地出现，上天的气运在我身上，我不得不接受．我孙权敬畏天命，岂敢不恭敬奉从。我恭谨地选择吉曰，登上坛台并举行柴燎祭天，即皇帝位。敬希你天神赐福！东吴四方，永远安保于天际。”在这以后的时期，孙权自认为所居不是中原地方，便不再举行郊祀。中年时，群臣奏议，应该举行郊祀。孙权说：“郊祀应当在中原土地上举行，我们现在不是在中原土地上。”群臣再次奏议说：“普天之下，没有一地不是帝王的领土：。帝王以大下为家。古代周文王、周武王在酆、镝举行郊祀，不是一定要在中原土地上。”孙权说：“周武王伐纣时，即帝位于镝京，而在镐京举行郊祀。周文王没有成为天子，在酆邑举行郊祀，见于哪部经典呢？”群臣又奏议说：“我们得见于《汉书．郊祀志》。匡街上奏请求将甘泉宫回曲的郊祀迁徙到铝，说驰王曾在腿举行郊。’，虽说：“周文王品谦让，他处于诸侯的地位，分明是没有举行郊祀。经传没有明文记载，由匡衡这个俗儒凭个人意见造说，不是经典的本义，不可用。”虞直《志林》裹说：“束吴君主孙权纠举驳正郊祀的记载，追贬匡衡，凡是得见的人，无不感慨地叫好。”何承天说：“考察孙权已建立帝号承继帝位，而郊祀享祭有阙失，本来是不对的。他在位的末年虽然举行了一次南郊祭祀，而竟无北郊祀享之礼。环氏的《吴纪》裹说：‘孙权想尊崇父亲以配享天帝的本义，给他的父亲孙坚追加尊号为束吴始祖。’依照这一说法，那么孙权末年所举行的郊祀，足以系坚配享天帝。孙权去世之后，三位继位的君主直到束吴灭亡都没有举行郊祀，那么逊护也就没享有配祭天帝的礼仪了。” 　　刘备章武元年，备即皇帝位，筑造坛台告祭天帝。告祭辞说“建安二十六年夏季四月丙午口，皇帝臣刘备，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献祭，昭告皇天上帝、后土神灵。汉朝享有天下，它的天命气运无限。先前王莽篡夺汉朝政权，光武皇帝震怒出兵讨伐，社稷宗庙再次得到享祭。现在曹依仗武力肆意残忍地对待人民，他的儿子曹丕施展他的凶逆图谋，窃取帝位。群臣百官和将士们认为国家社稷已被废弃，刘备应该整治它，应该承接汉高祖和汉光武皇帝，恭敬地奉行皇天上帝对曹丕的惩罚。我刘备思量自己道德鄙薄，怕有愧于这皇帝之位，便向庶民询问，并问及边外的蛮夷各族的君长，他们都说天命不可以不回报，祖宗的帝业不可以长久被废弃，四海之内不可以没有君主，天下四境之内的人所仰望的，在于我型备一人。我型借敬畏皇天的威严，又惧怕汉朝将在大地上灭亡。我恭谨地选择吉，与群臣百官登上坛台，接受皇帝的御玺。修造柴燎的坛台，挖掘埋藏祭牲的瘗坎，向天神举行告祭。敬希天神享用祭品给汉朝赐福，永远安保四海。”章武二年十月，皇帝刘备命令丞相诸葛亮，在成都营建南、北郊祭的坛台。　　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，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、兼太尉司隶校尉李憙奉持皇帝的印玺和策书，禅让帝位给西晋。丙寅曰，西晋在南郊筑造坛场，举行柴燎告祭天帝，没有用祖先配祭。其告祭词说：“天帝之臣皇帝司马炎。冒昧地以黑色公牛献祭，昭告皇皇后帝。曹魏皇帝查验了皇位的气运，接受上天圣明的命令，命令我司马炎说：‘古代卢童禅让帝位给虞爱，虞灵又将帝位禅让给夏鱼，他们勤勉地树立圣德垂训后世，经历了很多年代。到了汉朝政道衰败时，魏太祖武皇帝平定祸救助人民，扶持辅助汉朝刘政权，又从还曲接受了挥让。但当我曹魏之时，历代多有变，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，实在是仰仗了置翅匡救的恩德，因而得保曹魏宗庙的祭祀，在艰难时广为救助，这实在是晋朝对魏有大的功德。天下四方的人民，没有不敬服顺从的，立国家建诸侯，宣明礼教严明刑律，肃清梁山、岷山，包容了扬州、南越，全国兴举仁义，八方边境统一，远近向往仁义而归服，祥瑞接连出现，天人同应，没有不顺服的。天命宣示我要效法唐尧、虞舜和汉朝禅让的皇帝，因此布天命于此。’我司马炎思量不足以继承魏帝皇位，辞让没有获得同意。于是三公卿士，群臣百宫，黎民百姓和役隶，以至各蛮族的君长，都说：‘皇天明察下民，了解下民的困苦，皇天既有成命，本来不是克己谦让所能抗拒的。’帝位不可以没有继统，入神不可以空缺君主，我司马炎虔敬地遵奉皇位的气运，我畏惧天帝的威严，岂敢不恭敬地承接天帝美善的命令，我恭谨地选择吉曰，登上坛台接受禅让，告祭上帝，以永远报答人民的厚望，广布德泽佑助天下四方各地人民。我向往美善之德。” 　　泰始二年正月，皇帝下命令说：“主事官员前时奏请郊祀权且采用曹魏的礼制。我不想承受改建礼制的艰难，现在便以曹魏的礼制作为永远实行的制度。众人议论纷纭，于是没有按时议定，也就不能按时供享祭神，以已故祖、父配祭，我早晚都在慨叹和期望，饮食减少，心中不安。现在应当守即举行郊祀。”当时群臣又议论说： “五方天帝，就是天，五行之气时令不同，所以它们的称号不同。虽然有五个名称，其实是一个神。明堂和南郊，应该除去五帝的神座。五郊改为五的称号，都同称为吴天上帝，各设一座而已。北郊祭祀又当除去先肚皇后的配祭，”皇帝全都依从。二月丁丑，郊祀宣皇帝以配祭天，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文皇帝以配祭上帝。这年的十一月，主事官员又奏议：“古时候圆丘的祭祀和郊祀没有区别，应该将圆丘方泽的祭祀合并于南北郊祀，另外修造祭祀坛场。而冬至、夏至的祭祀，合并于南郊、北郊的祭祀。”皇帝又依从了。一概都依照宣帝所采用的王肃的议论。逭一个月的庚寅曰冬至，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圆丘。自此之后，圆丘方泽不另行设立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太康十年十月，皇帝又下命令说：“《孝经》裹记载‘郊祀丘铿以配祭天，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周文王以配祭上帝。而《周礼》裹说：‘祭天是陈列祭品祭上帝。’又说：‘祭地是陈列祭品向四方遥祭山。’四方遥祭不是指地，那么分明上帝不能是天了。前时众人议论去除明堂五帝的神位，查考礼书的记载和正式的经文这种做法行不通。况且《诗序》裹说： ‘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功业，起于后稷。’所以推论以后稷配祭天。宣帝以英武创业，他既已配祭天，后来又以先帝配祭天，在道理上也不妥当。应该恢复明堂及南郊五帝神位。”晋武帝太康三年止月，武帝亲自举行郊祀．皇太子、皂弟、皇广全都陪侍祭祀，这不是前代的礼典。愍帝定都长安，还没有建立郊祀及宗庙祭祀便已败亡。　　元帝中兴于江南，太兴元年，开始改建郊祀坛场。其制度都是太常贺循依据汉朝、西晋的旧制所定。三月辛卯曰，元帝亲自举行郊祀，配祭的礼仪，概依照武帝开始举行郊祀时的先例．当初尚书令刁协、国子祭酒杜夷，建议应该等待还都迢旦之后再修建。司徒荀组根据汉献帝居许员时，便立即建立郊祀坛场，现在自然应该在汀茵修造。骠骑玉婆、仆苞盛、太常茎恒、中书侍郎廖毫都与苞蛆的议论相同。修建祀坛的事便施行了．按元帝继承天命而中兴，依照汉朝的先例，应该举行享祭明堂和宗庙祭祀之礼。束晋没有立明堂，所以缺享祭明堂和宗庙祭祀之礼。明帝太宁三年七月，开始诏令建郊祭坛。还没有进行建造而明帝便逝世了，所以成帝越和八年正月，追述以前的意旨，在覆舟山南建立祭坛。当月辛未，祭祀北郊，开始以宣穆张皇后配祭地神。这是曹魏时的先例，不是西晋的旧制。　　康帝建元元年正月，将要在北郊祭祀，有怀疑的议论。太常题和上表说：“蠢始年间，把夏至冬至的祭祀合并于南郊北郊的祭祀。北郊祭祀的月份，古代没有明文记载，有的用夏至，有的同用冬至。汉光武正月辛末日，开始建立北郊祭坛。这就与南郊祭祀同月了。到束晋草创之时，一切事情都从简，把北郊祭祀合并于圆丘祭祀中。礼制不完备，权且用造一礼仪，大体上是合乎时宜的。到了咸和年间，提议另立北郊祭祀，祭祀同用正月。曹魏承续后汉，正月祭天，以地神配祭，而称说周礼，三王的郊祭，一概用夏正。”于是依从顾和的议论。这个月的辛末日，祭祀南郊。辛巳，祭祀北郊。皇帝都亲自奉祭。　　安帝元兴三年三月，宋高祖征讨桓玄并赶走了桓玄。己卯，庆贺功勋在南郊祭祀。这一年，皇帝逃亡江陵没有返回。次年应该举行郊祀。朝廷议论认为应该依照周礼，由宗伯代理皇帝的职事，由三公施行祭祀。尚书左丞王讷之独自说：“殡殓之后举行郊祀，自然是天子主持，有君主在，禀承君主的命令而行祭，有什么可辩白的呢。是不是举行斋戒祭祀，岂可以与今天的事相比呢。议论的人又说现在应该郊祀，而事理应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才能命令三公行祭。况且祭天是极尊高的事，衹有天子一人可以举行而已，所以不是天子不可以祭天。庶民以上的人，无不举行祭祀，当嫡子在外时，由庶子掌理祭祀，礼书裹记载得很明白。没有不亲自接受了天子的命令而祭天的。又武皇帝接受禅让后，于二月郊祀，亘童在2遍中兴，于三月郊祀。现在郊祀的时限还没有超过，人们天天盼望着皇帝。不可以没有根据地想急速举行郊祀，使得皇帝返回后，再不能亲自奉祭。”于是依从丁王讷之的议论。晋恭帝五盘二年五月，摹帝派遣使臣奉持策书，禅让帝位给刘宋。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曰。在南郊建造坛场，接受皇帝的印玺，举行柴燎以祭天。告祭策书说：“皇天上帝的臣子皇帝刘裕，冒昧地用黑色公牛献祭，昭告皇皇后帝。晋帝以占卜得知王朝气数已终结，新王朝的气运已有所归，敬顺遣好的时运，以命令我刘裕。立君主以治理人民，天下为公，德足以立为帝王，而被人民一致拥戴。从卢尧、虞爱开始，直到汉朝、萱垫，没有不是以圣哲的人感通文祖，有卓绝功勋的人登帝位，因此能够大力拯救人民，垂训于万世。晋朝自从束迁以来，礼、义、廉、的德没有树立，宰辅大臣没有依托，日子已经很久了。隆安年间艰险，元兴年间酿成祸，以致帝王迁徙，宗庙祭祀灭绝。刘裕虽然地方不是齐、晋大国，部众没有一旅，但上则愤恨时势艰险，下则痛惜动不止，他甩袖一挥，就使皇朝恢复。在危难时能扶持，在覆亡时能扶助，为非作的都被歼灭，越礼犯分的人一定被消灭。真是否极必泰，振兴废败残局应运而来。至于平定祸救济人民，恩施晋朝，凭藉时运，而舒展他的勋劳。加以四境殊风异俗的各族人民仰慕仁义，语言不通的荒远地方人民前来诚服，帝王历法所行的地方，都敬服声威教化。以致、月、星辰显示美好的征兆，山出现祥瑞，入神和睦协同，岁月彰着。因此王侯卿士、亿万平民，都说皇天神灵在上俯察，晋朝在下敬致诚，，天命不可以长久被延误，帝位不可一刻空着。于是被众人的议论所，我恭敬地举行这受天命即帝位的礼仪。谬误地以我这薄德之人，托身于亿万人民之上。虽然上畏皇天的威严，忽略这小节，我深深地永远怀念，恭敬恐惧如同遇到危险一样。敬择吉，登坛受禅，祭告天帝，以实现万国美好的希望。上天保佑我们昌盛，永远给我刘宋赐福。我恭敬地飨祭圣明的神灵。” 　　永初元年，皇太子在南、北郊拜祭。永初二年正月上旬辛，皇帝亲自举行郊祀。文帝元嘉三年，皇帝率军西征谢晦，备礼品在南、北郊祭祀。　　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曰，朝廷重臣上奏说：“刘义宣、邀质，违逆时势背离正道，发动暴罪恶滔天，串连淮、岱两地逆，阴谋危害国家。当臧质开始反叛时，朝廷宣布戒严的时候，南、北郊的祭祀及宗庙社祭，都已陈设周备。因刘盏宣作，没能同时举行祭祀。当皇上将要出发亲征时，叛逆徒已冰释瓦解，臧质既已被枭首示众，型义宣也被擒获，两个寇逆都已消灭，南、北郊祭祀及宗庙祭祀都应该昭彰举行。考察亘三年诛讨每之初，遍祭南、北郊和太庙。当逆平定之后，衹祭太庙和太社。不举行南、北郊祭祀。”希望礼宫们全面深入地商议。太学博士徐宏、孙、陆澄议论说：“《礼》书裹没有不举行回报祭祀的记载。开始时对南、北郊和宗庙既普遍给予祭祀，现在逆贼已擒获，祭祀不应有所不同。”国子助教苏璋生议论说：“据《礼记。王制》记载，天子外出巡狩， ‘返回时，给祖庙父庙祭祀。又《礼记．曾子问》裹说：‘诸侯前往天子那裹去，先到祖庙祭祀，向父庙陈设祭品祭祀，命令祝史向社稷宗庙山川祭祀。祭祀时用牲和缯帛，返回时也是如此。诸侯相见，返回后一定到祖庙父庙祭祀，并命令祝史向前时所祭祀过的山等神举行告至之礼。’《礼记．曾子问》裹又说：‘天子和诸侯将要外出的时候，一定要用缯帛皮玉圭等祭品，到祖庙父庙祭祀。返回后一定要举行告至之礼。’天子与诸侯外出，虽说事有大小的不同，但它的礼仪大体相同，出之前祭祀而返回后举行告至之礼，道理上不得有差别。郑玄说： ‘外出及返回的礼仪相同。，它的本义十分明白。天子出征时，向上帝祭祀，推论前时所祭祀过的返回后一定要为之举行告至之礼，那么就应该举行郊祭，不容再有怀疑。丞矗三年，衹祭太庙和太社，不知道它的道理在哪裹。或者当是因《礼记》裹衹说‘返回后到祖庙父庙祭祀’，而没有郊祭的话。如果这一论点成立，那就更是不通。《礼记》是残缺的书，本来就没有完备的版本，断简壤字，多有缺略。正应当类推寻求它的本义，不可动辄都要征引它的文字。天子返回后祭祀太社，也没有成文记载，是什么原因郊祭该单独招致嫌疑呢。但是外出及返回后一定祭祀，都是表示孝敬的诚心。既然是以返回后祭祀为本意，本来就不是凯旋后献捷的礼仪。现在皇帝毕竟没有出宫，就不容许有外出返回后举行告至的礼仪。如果是陈设不出行而祭祀的礼仪，那却是以前没有这样的先例。我认为祝史致辞，用以昭显诚信。如果辞义违背礼制，自然可以从实而缺略。我们参酌审议，以应该举行祭祀为允当，应当都用牲畜献祭南北二郊及太庙、太社，依旧由公卿施行祭祀之事。”皇帝下命令表示同意。　　孝建二年正月庚寅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本月十五举行南郊祭祀。考查旧时的仪制，宗庙祭祀由皇上亲自奉祭，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告祭；南郊祭祀由皇上亲自奉祭，由太常第二次献酒告祭。又宗庙祭祀开始时，把酒洒在地上，送神的时候就不洒。而郊祀在开始时把酒洒在地上，同宗庙祭祀是一样的，而送神时又要把酒洒在地上，议论的人认为宗庙祭祀与郊祀仪式不相同，对这件事有疑问。现在付礼官们审议裁定。”太学博士王祀之议论说：“根据《周礼》的记载，大宗伯‘佐助君主保护国家，用吉礼敬祀鬼和天地神灵，祭祀苍天’。也就是指今天的太常。在郊祀祭天时，太常第二次献酒告祭。又《周礼》的外宗条下说：‘当王后不参与祭祀时，就佐助宗伯。郑玄说：‘王后不参与祭祀，宗伯替代王后行事。又说：‘君主拿着玉制的圭瓒盛酒并把酒洒向尸主，大宗伯拿着玉制璋瓒盛着酒第二次献酒告祭。从中世以来，王后不参加宗庙祭祀，就应该按照礼制由大宗伯代行第二次献酒告祭。然而现在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告祭。郑玄注《礼记。月令》说：‘夏、商、周三代有司马，没有太尉。太尉，是秦朝设置的官。因为世代承传很久远，崇敬宗庙祭祀，替代王后祭祀的事情重要，所以由上公第二次献酒致祭。’又议论说：“顺时而生的思念，情怀比霜还要深厚；宗庙之内祭祀时，肃敬的感情，在举止行动发出的声音中表现出来。不知道神在什么地方，便不能在一个方位上去求神。郑玄注《仪礼》的有司条裹说，天子诸侯在宗庙门内祭祀又绎祭。绎。是指第二再祭。现在的宗庙祭祀缺少了送神时洒酒于地的仪式，将改在枋绎祭，明在于留神，不得而省。礼制裹郊祀与宗庙祭祀的仪制不同。因此送神时洒酒于地的仪制有差别。”太常丞朱庐之议论说：“查考《周礼》的记载，大宗伯执掌典礼，以敬奉神灵为上，职务是总管祭祀，而以祭苍天为首要。现在的太常就是《周礼》裹的宗伯。又查考袁山松的《后汉书。百官志》裹说：‘郊祭的礼仪，是由太尉掌管第二次献酒告祭，光禄掌管第三次献酒告祭。太常每当祭祀的时候，先上奏祭祀的礼仪及行事，掌管赞助天子祭祀。没有掌管献酒的事。依照《百官志》的记载，汉朝掌管第二次献酒的事，专由三公担任，不是由主管宗庙祭祀的秩宗贵官来掌管。现在宗庙祭祀由太尉第二次献酒，光禄第三次献酒，即为汉朝的仪制。又贺循规定太尉由东南方登上坛台，表明这太尉官一定是参与郊祭。古礼虽然是由宗伯掌管第二次献酒，然而历代有沿袭也有变革，由三公掌管第二次献酒，是汉朝所实行的仪制。我认为郊祀的典礼重大，应该与宗庙的祭祀相同。况且太常既已掌管赞助天子祭祀，他就不可兼管第二次献酒的事。又查考洒酒于地的仪式，《礼记》裹说：‘祭祀是讲求祀和祀的问题．殷产时期是先讲求南郊及宗庙祭祀的祭’，‘奏完三首乐曲之后牲’。那么商朝是把洒酒于地的仪式放在后面。‘周朝先讲求祭北郊及宗庙的祀’，‘洒酒于地所用的是香酒。酒深入到土壤裹。酒洒之后牲’。那么周朝是把洒酒的仪式安排在前面。这裹说的是宗庙祭祀，不是说郊祀。查考《周礼。天官》裹说：‘凡是祭祀时赞助君王举行礼。郑玄注说：‘，是洒酒灌地。衹有关涉人事的宗庙祭祀才有洒酒灌地的仪式。祭天神地神时君王不举行洒酒灌地的仪式。’而郊祀不曾有洒酒灌地的仪式，这在礼制裹无法考知。学识广博的儒者所注释的大义，昭然明察。认为今天有洒酒灌地的仪式，是长期相承传所造成的失误，那么原本就应该是没有洒酒灌地的仪式。”通报给朝廷重臣及丞、郎、博士等，他们都同意朱膺之的议论。尚书令建平王刘宏重新参酌审议，认为朱膺之的议论允当。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。　　太明二年正月丙午曰初一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本月初六南郊祭祀，皇上要亲自奉祭。到时候可能会下雨。曹魏时期郊祭曾遇到下雨，高堂建认为应改期于当月下旬的辛曰祭祀。晋朝时皇帝已经出动参加郊祀，适逢下雨，顾和也说应该另行选择吉曰举行祭祀。徐挥说：‘晋武帝时，祭祀有时用丙，有时用己曰，有时用庚。’这些让礼官们议论裁正并上报。如果可以改变郊祀期，是不是也应该改变宗庙祭祀的期呢？”博士王燮之议论说：“遇到下雨而改变郊祀期，是前代已有的定论。《礼》书的传注所记述的，在辛曰举行郊祀是有根据的。《礼记．郊特牲》裹说：“郊祀用辛曰，周朝开始举行郊祀是在冬至。”郑玄注说：“夏、商、周三代的郊祀，一概用夏历正月。用辛曰的原因，是取其斋戒自新的意思。，又《礼记．月令》裹说：‘于是选择元，祭祀苍天上帝祈求五谷丰。’注解说： ‘元曰．是指上旬的辛曰。举行郊祭祭天。’又《秋》裹记载郊祀的有两次，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，郊祀。《公羊传》说：‘何时举行郊祀用正月上旬的辛曰举行郊祀。’哀公元年四月辛巳曰，郊祀。《谷梁传》说：‘从正月直至三月，是举行郊祀的时期。以十二月下旬的辛曰占卜而定正月上旬辛曰郊祀。如果小依从，于正月下旬辛曰占卜改为二月上旬辛郊祀．如果不依从，就于二月下旬辛曰占卜而定三月上旬辛曰郊祀。，这已表明，郊祀的礼仪，都是在辛曰举行。晋代有时用丙曰，有时用己，有时用庚，都是因为另有议论。逮壹于十二月丙寅曰在南郊祭天接受禅让，造就是祭祀不能用卒的例子。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曰，开始把圆丘方泽的祭祀、冬至夏至曰的祭祀与南北郊的祭祀合并举行。泰始三年十一月庚寅曰冬至曰祭天，在圆斤举行郊祭。这是仍然用圆丘祭祀的礼仪，不是专门为祈求五谷丰的祭祀，因此又不能用辛曰祭祀。现在的郊祭享祀，既已按夏历实行，虽然祭祀的期可以改变推迟，但认为仍然是…定在辛曰举行。徐撵所根据的，或许有不当的地方．又根据《礼记．郊特牲》的记载说： ‘在祖庙受命，在父庙裹灼甲而占卜。，注释说：‘受命，是指先祭告祖庙，然后退下来进行占，那么求的本义是卜郊祭这件事，而不是卜求郊祀的日子。现在祭祀的期虽然有所改变，而郊祀的本义不变，我认为不应该再次求卜。’曹郎朱膺之议论说：“考察前代儒者所论说的郊祀，他们的议论各有不同。《周礼》里有冬至圆丘的祭祀。《礼记．月令》裹有为祈求五谷丰而祭祀苍天上帝．郑玄说，在圆丘祭祀苍天上帝，以帝营配祭，这是所说的筛祭。为祈求五谷丰祭祀五天帝，以后稷配祭，这是所说的郊祀，这两种祭祀举行的时间不同，它们所祭的神也不相同。儒士们说，在圆丘举行的祭祀，以后稷配祭。取圆丘所在的地点在郊，称之为郊祭。以圆丘的形体而言，称之为圆丘的祭祀。名称虽然有两个，其实就是一种祭祀。晋武帝舍弃郑玄的说法而依从儒士们的说法，因此郊祀用冬至曰。既然用了冬至曰，按理就不可能总是在辛曰。那么晋代在中原地区郊祀不用卒曰，就像徐惮所议论的那样。从束晋以来，都用正月，当是《秋》传裹所说的夏、商、周的郊祀，全都用正月，晋代不改正朔，实行夏历，因此安排在年初，不用冬曰，全都用上旬的辛曰，这是近代的成规。祭祀的礼仪， ‘过了时限就不举行，现在是正月，郊祀的时限还没有过，遇上下雨改变祭祀期，对礼制没有违背。既已卜求了祭祀的日子，然而因事不能顺遂，里祀苍天是很敬重的事，应该再卜求祭祀的期。高堂隆说：‘九在南郊祭祀，十曰在北郊祭祀、’造就是说北郊祭祀可以不在辛曰举行。”尚书何偃议论说：“郑玄注《礼记》，引用《易经》说夏、商、周三朝的郊祀，一概都用夏历。《周礼》记载，凡是国家的大事，多用正月。《左传》又说在惊垫举行郊祀。那么郑玄的这种论说，实在是有根据的。各家的议论不同，有的说夏、商、周各朝都用它们的正月郊祭苍天，这是浅薄之士的辩说，对于礼制来说不可取。本来已知道《谷梁传》裹说季三个月都是可以举行郊祀的月份，真可以说是肤浅了。然而用辛曰祭祀的说法，全都相同晋朝用庚曰己曰郊祀，说得纷纷扬扬，但就是没有见到前代施行的证据。我认为应该信从晋代推迟郊祀，仍按礼制是用辛曰。王燮之以为在祖庙受命在父庙灼占卜，他知道卜求的本义，不在卜求郊祭的日子，他的学识缜密”右丞徐爰的议论认为：“郊祀用辛曰，对改变郊祀期有妨碍，礼官和主管祭祀的官员，已作了很周备的考察。何偃根据礼制，认为不应该再行卜求，我的看法与他相同．考察卜求郊祭而限定时曰，到了今天这种办法应该改变，卜求应衹是卜郊祭这件事而已。辛前十曰，已安然地为郊祀而斋戒沐浴，祭祀用的牲畜，已养在涤宫裹，没理由超过三月。他认为祭祀的牺牲已完全准备之后，虽然有事妨碍祭祀，也应该让主事官昌举行祭祀，不容许改变郊祭的期。”众人的议论各不相同。参酌审议后认为：“应该依据《经》书的记载，遇到下雨就改用下旬的辛曰祭祀，不需要再次去卜求。如牲畜已杀，准备陈祭之后正遇着下雨，就可让主事官员去举行祭祀。”皇帝下韶令表示同意。　　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曰，皇帝下诏令说：“我接受天命时，连续遭遇了很多艰难，战车急速地出动，要谋划的事务很多，里祭苍天的事虽然准备好了，可我没能亲自去举行祭礼。现在全国已经安定，各种祭祀都巳举行，应该遵循以前的典制，举行郊祀拜谒上帝。”主事官员查考之后上奏说，这事没有先例。黄门侍郎徐爰议论说：“卢舜的时候称为类祭上帝，殷商的时候称为昭告上帝。都是因为创业成功，德和业绩隆盛而弘远，开创国统奠定皇家基业，一定要享祭上帝。从汉朝、曹魏以来，都遵循这一典制。高祖武皇帝征伐伪楚，置玄童还在j堰，便在京师建郊祀坛台，祭上帝告成功。我以为泰始年间应了天帝的符瑞，皇帝神武明断，王者耀武出征，战事经过了一段时间，虽然奉祀神灵做得周到，但皇上还没有亲自祭祀拜谒天帝。我认真查考晋武帝时郊祀是在二月，晋元帝时里祀祭天是在三月。有特殊的庆祝，一定有特别的典礼，不可拘泥于平常的祭祀，把祭祀限定在正月上旬辛举行。我认为造事应付史宫，让他们认真选择十一月的吉，皇帝亲自举行郊祭，祭祀拜谒苍天上帝，以高祖武皇帝配祭。其余配亨的，不列入本次的祭祀。”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等赞司叁羞的议论。经过参酌审议都认为允当。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。　　泰始六年正月乙亥曰，皇帝下诏令说：“按照古代的礼制，帝王每年都举行郊祀享祭，以及举行明堂的祭祀。从晋朝以来，每隔一年举行一次郊祀，明堂的祭祀在同一天举行。因为质朴与华饰详略不同，稀疏和细密有区别。从今以后每隔两年举行一次郊祀，每隔一年举行一次明堂的祭祀。下面可作详细商议。”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前兼曹郎虞愿议论说：‘郊祀和明堂的宗庙祭祀，都是主祭天神，而在同一天繁复地献祭，按情理说是轻慢。皇帝的诏令是让圆丘祭祀向天神报告成功，三年举行一次享祭。明堂配祭先帝，每隔一年献祭一次。斟酌情况选定吉曰，实在切合祭祀盛典。’通过咨询参酌审议一致同意虞愿的议论。曹郎王延秀重加议论说：‘改革的事宜，就像皇帝诏令所说的那样。前时虞愿的议论，实在祇是述说皇帝的诏令而已，未曾显示后来的事例。我认真查考，最初的郊祀是每隔两年举行一次，明堂祭祀每隔一年举行一次，第二次郊祀与第三次明堂祭祀，便回复到同一年举行。虞愿说从开始举行郊祀和明堂祭祀之后，应该各隔两年举行一次祭祀。以此推论，那么郊祀和明堂祭祀总是在不同年岁举行。，通报给朝廷重臣之后，他们都同意王延秀的议论。”后废帝王巡二年十月丁巳曰，主事官员奏请把郊祀和明堂祭祀，回复到同一天举行，每隔一年举行一次。　　汉文帝时初次在遭坜祭祀地神，以昼担配祭，汉武壶时在噬祭祀后土社神，也以高祖配祭。龃以太祖配祭天神和地神，那么就没有以已故先帝皇后配祭地神了。王莽出任丞相时，引据《周礼》的记载，享祭已故先帝皇后为北郊的配祭。夏至曰祭后土之神，以高祖吕后配祭．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光武皇帝建武年间，不举行北郊的祭祀，因此已故皇后及土地之神，经常是在天坛祭祀时配享，山的一切望祭也都在祭坛的区域之内举行，共有一千五百一十四神。建毖史五元年，立北郊祭祀，派遣司空冯鲂祭高担庙，以莲昼代替旦后配祭地神。置初，没有设立北郊祭坛，各土地神衹，都在郊祭天帝时一起祭祀。晋成帝时设天地二郊的祭祀，南郊祭天有六卜神，即五帝之佐、月五星、二十八宿、文昌、北斗、三台、司命、轩辕、后土、太一、天一、太微、钩陈、北极、雨师、雷、电、司空、风伯、老人等六十二神。北郊祭地有四十四神，即五岳、四望、四海、四渎、五湖、五帝之佐、沂山、岳山、白山、霍山、毙无间山、蒋山、松江、会稽山、钱唐江、先农等共四十四神。江南各小山之神，是柬晋所立，就好像汉朝时西京关中各小河，都有祭祀等级。南北二郊所祭祀之神，官家都有记载。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，司空徐羡之、尚书令傅亮等人上奏说：“我听说崇奖有功德的人及举行隆重的祭祀，是历代帝王善美的典制；效法天人，从古代至今都是一致的。虽然在不同时期会有因循有变革，在不同的时代或重视质朴或提倡文饰，而其本意是在致力于教化，其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想到已故高祖武皇帝和协神灵，秉受天命，弘扬每都谋事安邦的勤奋精神，树立了民众所崇仰的最高品德，皇帝以美好的德教导人民，领上广大直达八方边远地区，和顺之气涵养天下四方，圣德教化畅达远方：陛下以圣哲继承帝业，以道义感通四海。祭祀的礼仪已废止了很久，想光大国家宏大的功业，享祭皇帝陛下已放的双亲，现在实在应该举行祭祀的礼仪。高祖武皇帝应该在南郊祭天帝时配享，至于北郊祭地神时的配祭，虽然礼书裹没有明文记载，但是前代旧的典章，常常被遵循施行，魏、晋两朝原有的典制，便可以作为前代留下的准则．我们认为武敬皇后应该在北郊祭祀时配祭。为了表达追念先人孝顺先人的情怀，使崇高的敬意传之久远，以答谢及赞扬天地，以协和。明年的正月，将在南郊和北郊祭祀天地，应该晓谕朝廷内外，认真遵循旧的典制。”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。　　晋武帝太康二年冬季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主尘三年止月立曰举行祭祀，当时天气还很寒冷，可让主事官员主持祭祀．”皇帝下诏令说：“郊祀是重要的典礼，一段时间以来因国家多事，到临举行郊祀时因事情有妨碍而废止了，所以往往是依从了主事官员的奏请而停祀。从今以后因边境战事减少，衹有这祭祀的典礼为最重要，亲自奉祭天地，这本来就是固定的制度。” 　　成帝时在南郊举行祭祀，遇上下雨。侍中顾和启奏说：“应该返回宫廷。再选择日子举行祭祀。”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。汉明帝根据《礼记。月令》有五郊接节气和定服的礼仪，因而采用元始年间的旧制，在洛建立五郊祭祀的坛台，祭祀各方天帝和神灵，车服都依照各方位的颜色。魏、晋两朝都遵循这种制度。束晋以来，没有时间顾及修建五郊祭祀坛台。　　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四月庚子，皇帝下诏令说：“古代周朝有文德，大祭明堂；汉朝业绩隆盛，敬祭汶水上所建的明堂。因为主持祭祀的没有越分过度，端正了节令，大名卓著，救世而扬名。我已故的父王太祖文皇帝功德光耀苍天，威灵昭示俗民，在国内能端庄恭敬地接待四方诸侯，以仁德救助百姓，对外能影响到八方边远的地区，威势能震动各方异风殊俗的人民，在南方能击碎强越君长的头颅，在西方能使强大的戎族君长脑碎髓。创制礼仪振兴农耕的本业，陈乐器奏乐曲使四季顺适。补正典籍序传，在无题之外作申述；表彰并聘用贤明之臣，让深厚完美的道德广为垂范。训导勉励奖劝农桑，政风清明不用刑罚。万物通和，百神降福，行事上协皇天轨范，下能顺随地神的德泽。因此诚贯通上天神沾，行事而生瑞兆，诸侯循道守义，河海恬静平和。我仰赖先王的大业，登上帝位统治百姓，皇天上帝赐下福佑，到现在已有十二年了我冀望宣扬先帝的美德，使它传播到永远。群臣百官可详细稽考周朝的典制，开始兴建明堂，以便在宗庙裹祭祀先帝神灵，使之配祭皇天上帝，诚敬的心得以抒发，百神都能各得其所。我永远怀念先帝，感激仰慕先人我悲伤心碎。”主事官贝上奏说：“我们查考有关明堂辟雍的事，在制度上没有明确的定论，营造也不一致，传说也很乖妄。著名的儒士和博通的学者，各举所见，有的认为明堂与辟雍名称不同而其实质相同，有的以为名称和实质都是各不相同。从汉朝直至晋朝，没有人能考辨明白。周代的书裹说，清庙、明堂、路寝的体制相同。郑玄注《礼书》，它的本义就是在这周代书里产生的。而儒士们又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，属南方气之地，在国都三里之内。至于明堂的堂屋及侧室、门户、窗户的开向等，因世代遥远而记载湮灭，难得全面详尽考明。晋朝的侍中裴顿，是长安一带的博学之士，他详尽地查考了前代的记载，也没能确定。他认为尊崇先祖以配祭天帝，它的意义昭著，明堂庙宇的体制，理论根据不够分明，径直可建为殿堂，以尊崇天帝及先祖先帝的祭祀。其余不重要的祭祀，一概都可废止。参酌考证郑玄所作的注，没有什么凭据；裴颁的奏议，我认为可信。在国学地址的南面，实在是南方属的土地，平畅干燥，可以营建。所建造墙屋的规范，应该依照太庙的体制，衹建十二间，以对应一周年十二个月的数字。按照汉朝在汶水上所建明堂的图式，设置五帝神位，以太祖文皇帝配享。祭祀皇天上帝，虽有简省，但到三年大祭时，按理不可有差别。从郊祭至宫庙祭祀，也应该在同一天之内举行。《礼记》记载郊祭奉献一头牛，《诗经》裹说明堂祭祀享献牛和羊，沐浴斋戒选择祭祀的吉的这些程序虽然相同，但质朴与繁饰却显然有所不同。况且郊祭有燎柴祭天的仪式，而明堂祭祀却没有燎柴祭天的事，那么鼎俎彝簋等礼器的配置，一概都应依照宗庙祭祀的礼仪而定。布告群臣百官，准备建筑材料挑选工人，暂时设置起部尚书、将作大匠，以商量物资使用及营建工程等事宜，在今年秋季一定要按期建成。”于是依照盏逊的议论，衹建造大殿屋宇并加雕画装饰而已，没有采用古代三十六个门户七十二个窗户的体式。左型六年正月，南郊祭祀完毕返回后，世担亲自奉祭明堂，祭祀五时天帝，以文皇帝配祭，这是采用了郑玄的议论。官府有其记录。　　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曰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南郊祭祀用三头牛。四季祭祀宗庙六室用两头牛。明堂开始建成，祭祀五帝，以太祖文皇帝配祭，不知道祭祀时要用几头牛？”太学博士动屋兴之议论说：“据塑玄注《礼记．大传》说：‘《孝经》裹记载郊祭丘逻以配祭天帝，是配祭玺盛在明堂举行宗庙祭祀祭王，以配祭上帝，是配祭五帝。，五帝主管五方，方位不同功能一致，所奉用的牺牲，按理不得有所减少。太祖文皇帝亲统天地，那么他的德泽兼有天覆和地载；抚养众生，那么它的教化能协和、夏、秋、冬四时节气。祖和宗的称呼，不足以彰显先人无限的美德；钟磬金石演奏的乐曲，不能播扬先人功勋业绩的盛大。因此修建明堂，帝王宽广的心怀可以显彰于天际；广泛地在宗庙配祭，是前代儒士们把握礼制本义的体现。以我浅薄的见解，认为应该用六头牛。”博士虞稣议论说：“祭祀天帝的名称虽然有五个，而所产生的实效经常是一致的。五德各帝，往往有善美的王君，五帝各有主管的方面，因此设置有五室。宗庙祭祀的主神，要随其王君而定献享。主祭一牛配祭一牛。应该用二头牛。”祠部郎颜奂议论说：“祭祀的本义，是包括五帝的祭祀而称呼的。虽说是有五帝，但祭祀所用的牛，不应该超过郊祭和宗庙祭祀的牛。应该用两头牛。　　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曰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明年正月十八，要举行明堂的祭祀。查考以前南郊祭祀和明堂祭祀是在同一天举行，并且还要祭太庙。不知道现在明堂祭祀，是不是还要祭太庙？”祠部郎王延重议论说：“据郑玄说：‘郊祭是祭天的名称，上帝，是天的别名。神没有两个主神，因此明堂设置在别的地方，以回避励坚之神。’认真查考郊祭和宗庙祭祀这两种祭祀，既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，至于应该告祭太庙，不可有所不同。”守尚书令袁粲等人都赞同王延秀的议论。　　魏明帝统治时期，中护军蒋济上奏说：“帝王举行的重大礼典，以巡狩为首要之事；彰显先祖和先父的功业，就以封禅为首要典礼。因此从古以来，在改朝换代新的帝王接受天帝的符命时，没有不是亲自上銮父山，登泰山，刻石颂德传之永远，记述这天上人间盛大功业的。因此司马相如说，有文字记载以来有七十二位君主，也许依据的是以前的传扬，郑重地给后世留下了遗迹。太史公说：‘君主有圣明的功业而不宣扬传布，这是主事官员的过失。，那么伟大的功业美好的德行，不在泰山及梁父山刻石歌颂，就不能彰显帝王的功绩，不能给民众展布不朽的鉴仰。俗语说，当了君主而赞叹唐尧、虞舜的美德，就好像是儿子面对他生身之父，赞誉别人的父亲一样。现在我大魏朝廷振兴了历代的败政局，拯救了亡而陷入艰险危难的人民，承接千年来的衰世，以及百代以来荒废的政治。从我朝的武帝、文帝直至现今圣明的皇上，能够协成天地的大德，主宰维系人神的教化，上天给予了报应，嘉祥的瑞兆得以显现，和古代相比，现今的优越隆盛，不可相提并论。而竟然从历代到今天。还没有举行过封禅的大典。虽然心意在扫清残贼，涤余秽，没有时间顾及这封禅的事。如果是这样的理由，那么三苗在江海一带崛起时，舜帝就应该废止束巡的礼仪，徐夷在淮水、泗水一带横行作时，周成王就应该停止到泰山行祭礼。况且往年在江、漠一带打败了吴贼，现今在陇西一带又屠杀了蜀贼。那战事震了吴、蜀，其内部已经溃，应该不再停顿，应当立即就去攻取它的窟，以便对封禅的大礼不造成拖累。封禅的礼仪废止已经很久了，并不是仓猝之间所能议定的。应该付给公卿大臣，广泛纂定封惮的礼仪，通过占卜选定举行封禅礼仪的时，祭祀上帝，以足天下人民的期望。我在军旅中任职，非常向往，冒死上奏。”皇帝下诏令说：“听到蒋济的这番议论，使得我出汗，汗水直至脚下。自从开天辟地以来，举行过封禅的衹有七十多位君主而已。因此太史公说：‘虽然有受了天命的君主，然而他的功业不广大，因此君主中间能封惮的相距久远的，有一千多年，时间距离近的也有几百年。封挥的礼仪因而阙失不能详记。’我修行了什么善德呢，岂敢冀望举行这封挥大典呢。蒋济难道认为当世没有管仲，又认为我有齐担公登泰山祭天那样的意向吗。我不敢欺骗天帝。蒋济所说的话，说它华丽却真是华丽了，但它不是帮助我。公卿侍中、尚书、常侍要省察他所说的话罢了。不要再有议论，也不要等待我的答覆。”明帝虽然拒绝了蒋济的议论，而实际上却命令高堂隆草拟封惮的礼仪。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，不想立即举行封禅大典。又遇上高堂隆去世，因此没有举行封禅。　　晋武帝平定了吴境，统一了天下。太康元年九月庚寅曰，尚书令卫罐、尚书左仆山涛、右仆魏舒、尚书刘宫、张华等人上奏说： “皇上的德泽隆盛，光照四方边境，华夏各地平静，北方荒远地区的人民都顺从。皇上的神策庙算，以至军队席卷吴越大地，孙皓叩头顺服，天下四方成为一家，崇高的功绩，播及天地之间。现在应该遵循古代典制，在束岳泰山刻石封惮，要通告三府太常草拟封挥的仪制。”卫罐等人又上奏说：“我们听说从有人类以来，就有君主，其间经历的年数有多少，没有人能计算清楚。立德救世人，发扬仁爱之风，以至能登卜泰山举行封禅的有七十四位君主，他们中间谧号可以考明的，衹有十四人。而沉寂无闻，没有留下声名的，不可计数。在黄帝之前，古代的传记渺茫缺略，庐袁、谜以来，典谟训诰等史籍记载彰着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相继兴起，国家的体制业绩相连续，刮统治沦落，秦朝承接而起，直至汉塑和萱邈，文质彬彬的礼制都没有恢复。晋朝立国的德运，开始于重、黎在世的时期，实际上是辅佐题堕，到了夏、直两朝，世世代代都主管测度天地，在刮目时期，仍然不失本业。我晋朝金德的德运升起，历世接连出现圣明的君主，对外平定了；墅选，四海之内的人民心向朝廷，武功的隆盛，实际上是山来于文德。到了陛下受天命即帝位之后，广建业绩，百姓仰承风而归顺。惟独昼辽、回庭翅、远丞、挝丞的边际，凶贼负隅顽抗，历代都不顺服。陛下神谋独断，任命将领出兵征讨，兵威，几十内便将凶贼平，拘捕凶贼魁首，宽赦作逆的罪徒。云布雨施，八方人民都来归附，陛下声威教化所及，已达到四方极辽远的地方。即使是轩辕黄帝的征战，夏禹远大的谋略，厘朝世世代代国祚长久，又怎能超过今天呢？至于刻石颂德、素文传信，著称于以前的记载，刻石以表姓，据事实而记述，古代出现的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的征兆，也不能超过今天这样的功德。加上有骄虞善兽、麟趾信物等等，许多瑞兆一起出现。古代夏、殷两朝以尊崇天神为吉祥，周武王时以鱼跃入舟、火化为乌为美事，都称为善美；然而符瑞的显现，实物的盛多，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的。现在就应该举行封挥大典，祭中岳嵩山，封泰山，禅梁父山，启用王朝德运称号，崇敬皇上，享祭上帝，抚爱黎民百姓，镌刻传千载的石碑，播扬传后世的声威，使百代之后，世世振兴。这是帝王盛大的业绩，是天上人间最崇高的期望。”皇帝下诏令说：“现在窜的寇贼虽然被消灭，但在边境上的障仍然有警报，内地的民众也还不康宁，这歌颂盛德的礼仪，不应该议论丁。”卫璀等人又上奏说：“现在的国土束境到了海边，西境达到沙，在大沙漠的北面，南境到了南郡的北产，四境之内无不交往归属，夏禹足迹所到的茫茫之地，现在实际已经超过它了，天上人间的治道已很周备，崇高的功业已经卓著。应该到梁父山致祭，向土地之神行礼，登上泰山封挥，向皇天上帝致以诚敬，以报答入神的期望。请求像先前上奏的那样举行封挥大典。”皇帝下韶令说：“现在还不协和，政治与刑狱还不当，百姓还没有各得其所，怎么可以刻石颂德告成功呢！”卫璇又上奏说：“我听说身处帝王之位的人，一定有国家命数的期限，有天帝授命的符瑞；赈济人民立有大功德的人，一定有品德高尚的仪容，有敬告成功的大典。没有这些的不可加以指责，有这些的不能责备，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。而圣明的诏令非常谦虚，一再推辞封禅的礼仪。虽然高尚的品德依然在身，但却推辞而不白许。三公的职责是掌管天地的，实际上是掌管人民和万物，国家的大事，在这里议定。汉朝时候的封禅，凡不属管理封禅的官员，就不参与封禅的事。我们先前的上奏，大抵都是陈述陛下已故祖、父的功德，陛下又顺应了天命，陛下的功德，使四海之内合力同心，无论是考古或论今，现在都应该举行这封禅大礼。至于确定举行封禅礼的年月，需要五府加以议论，然后奏报。请求书写韶书及奏议，像先前一样付臣下议论。”皇帝下诏令说：“虽然已平了辽南，造都是主持战事者的功劳，哪裹够得上祭天告成功呢。我正希望群臣百官，认真思量振兴教化，以使华夏康宁，百姓获得平安，与民休养生息，这是我夜夜的期望。不必再付各府曹议论了。不要再作烦扰。”卫璀等人义上奏说： “我们听说唐尧、虞舜两代，救济世人弘扬功德的君主，没有不是对上回报天意，对下协同民心，登介丘山，上梁父山，没有推辞的，因为这是不可谦让的。现在皇帝陛下的功勋比历代君主都高，德无与伦比，宏规盛绩，功业崇高，本不是我们所能详细评说的。然而皇上圣明的诏令，…再表示谦让，屡次都自我贬抑，时机已到却不顺应天意，推让美德而不自许，使我晋朝的盛大典礼空缺，阻碍了天地神明款诚的期望，使得我大晋的典谟训诰之政教，与五帝、三王的风韵不同。我们实在不敢遵奉皇上的韶令，请求按照我们先前所上奏的施行。”皇帝下诏令说：“现在正应当共同弘扬治道，以使政绩康泰。暂且等待到将来再举行大礼，现在不要再纷纷议论了。” 　　太康元年冬季，王公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从古代以来圣明的帝王，有四海之广，在著名的山岳封禅，记载在史籍裹的有七十四位君主。虞忧、夏叠得天下之后，巡狩四岳，亲自施行他们的政道。《易经》裹记载‘体家人民省视四方’，《礼》书裹记载有‘向天帝享祭以告成功’，《诗经》裹说‘登上那高山，这些都是记载在典册中的。旦王为西伯的时候，服事殷朝，周公以自己的封邑垦国为因天子的屏藩，列于诸侯的地位，他有时在岐山享祭，有时在泰山祭天。衹因为有圣德，就可能举行封禅祭天的礼仪。从那之后，功德浅薄而越礼举行祭天仪式的人，不计其数，他们的谧号也传扬不息，直至今天。便何况我们的高祖宣皇帝始建王朝基业，海外都得到治理；世宗景皇帝继续建立宏大的功业，使华夏和平安宁；太祖文皇帝接受天命建立置勉，平蜀选；皇帝陛下你应运而起，统一了天下四方，布德泽于民众，声威震动于辽远无边的地方。从前选朝沦落，呈、蜀鼎立，战争爆发至今，已将近有一百年了。险绝的边远地区，不同风俗的地区，人民困厄绝望，以为处于治道之外，造日子已经很久了。帝业的昌盛，使四个世代以来重布光明，逞凶而不顺服的寇贼，经两世便被平定。如果不是皇上聪明神武，如果不是皇上在天时到来之前行事，而天意也不违背皇上，又有谁能像这样达到崇高无比的成功呢我们得到千载一时的幸运，遇到这样的机会，能够亲自遵从圣明的教化，亲自目睹太平盛世，至公无私的美德，无可推让。应该效法以前的朝廷，效法古时的圣王，到泰山刻石颂德，行封禅礼以告成功，弘扬礼乐制度，端正明堂、辟雍、灵台的典制，扬名于万世，以光宗耀祖。因此怀着厚望，敢冒死上奏。请通告太常草拟礼仪。”皇上又下诏令说：“所奏议的确实是前代帝王们的盛事。当今是不可以如此的。即此回答，今后应停止这种议论。” 　　宋人祖在位时间长久，有意举行封惮仪式。他派遣使者循行泰山的旧路，下诏令让学士山谦之草拟封禅的仪式．后来因为北方敌军南侵，六州的土地荒毁，宋太祖想举行封惮的意向才搁置下来。　　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，太宰江夏王刘盏苤上表说：“皂天称誉正道，开始实行揖让的礼仪。直到晋朝，虽然继续发扬前代事业，然而旧时的事迹已沦落废弃，没有记载在史册上的，岂能全部都书写出来。继承了帝位，建树了旌旗，传播风教名声，演奏乐曲，自从无怀氏以来，可以传扬不朽的，共有七十四位君主。没有深仁厚义，道德便灭绝，缺少仁义，风气浮薄而道德便得到宣扬，在钟律出现之前，在很久远的时代，人们已难得知晓。《九丘》、《八索》所记载明白的，它的遣辉还存在。因此《易经》裹说圣君在天时出现之前行事，天意也不违抗他，在天时出现之后行事，是尊奉天时。大抵唐尧帝、疆壶、曼昌以及直曲、台目的君主们，没有不是遵循这一治道的。因此风俗教化很和协，光照于后世。酉选的彦担，选的光武壶，也继续实行以前的法则，顺随百姓的愿望，听取众人的歌颂，坐着帝王乘坐的车舆，在梁父山刻玉致祭．用善美的言词宣称，向皇天上帝报告成功。何况我刘宋朝廷祭告唐尧、虞舜，承接丁纯正的德泽，山龙为主开启祥符，金玉出现显示瑞兆，神异的华彩出现在整个区域，紫的祥云荫盖着邦土，上帝赐下冕服是得帝位的征兆，纹豹奔赴天命的期会。这实在是两位先祖九泉之下的庆，是先皇后的福。治道为轩辕黄帝及尧帝以来之冠，恩惠深而化育了万物；然而却仍然坚持俭约，不提封惮的事，四海之内的人私下裹都为之惭愧。我听说衹有皇帝才能配享宗庙，祭祀天神，因此能对上稽考天道，光照百姓，协和苍穹，接受这样的大福。高祖武皇帝的圣明与月齐同，光辉普照天下八方，拯救了沦丧的晋朝，救济了动不堪的人世，把祸平定使人民安宁，顺应天时，接受天命，他至美至善的品德使海协和，他的威势震撼了沙漠之外的地区。太祖文皇帝圣体仁厚，继承前代的功业振兴礼教，端正了乐舞，制订了历法，他的圣明旷达与神明相通，他那深厚的恩泽荫盖着朝野上下。陛下的仁孝著名于世，陛下的武德出众，遭遇国家艰难困苦的厄运，三才泯灭，于是五洲神龙腾飞，江河之上丹凤翱翔，身为八百诸侯的先导而赴会师之期，出现在人鬼之外，牙旗顺应吉庆的彩云而建树，威风在显达发迹的时期显耀，亲自消灭了为凶作逆之徒，亲自扫清霾，天地开始更新，普天之下的男女又获得新生，难道可与那些继承帝业，拓展和恢复夏禹的疆土，实现车同轨，书同文的君主们，同曰而论吗现在神龙和瑞麟已经出现，凤凰已经飞来，连理李树已结果实，菁茅已经茂盛，彩云已降落到宫廷台榭，珠已出现在苑裹，嘉禾在殿屋中结穗，连合干的树在御园墙垣之内成长，它们都在离宫中显异质和风辨，在兰苑中植。至于白色的兽黑色的纹彩，白色的翼羽赤的羽绒，山岳泉的瑞兆，草木金石的祯祥，邦畿之内的人赶了遥远的路途前来谒见进言，乘驿马急速奔赴而来奏请，辉煌万般，实在不可尽言。天下太平的瑞应，这时已是很多很多的了．陛下应该顺随天上人间的一片至诚，遵循先王的典则，准备万乘车舆，整饰帝王乘坐的法驾，到泰山举行封禅的礼仪，在泰山脚下瘗埋瑞玉，延请王子乔、赤松子等仙人到束厢房，诏令征召仙人韩众、岐伯到西厢房，指挥天帝的守门人，让他们开启殿门，拜谒天宫，朝见太一天神，奏《钧天》大乐，咏唱《云门》乐舞，赞扬苍穹，颂声超过远古时期，这是多么盛美啊我愿意命令宗伯，草拟好造盛典的仪式。”皇帝下诏令说：“太宰如此盛情表奏。古代的圣王，永远保有大名，常常被称誉，都是由于这种典制。我遇着皇家多难，进朝廷继承帝位，德行浅薄，功勋微小，我常常不能安睡，心碎惭愧，近来麟凤都显现祯祥，茅和嘉禾都同时出现瑞兆，虽说符瑞已经显现，但我惭愧之心仍然深重，希望能继续发扬先王的心志，拓清中原，行礼拜谒神明，我将会努力去做。” 　　四年四月辛亥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我听说帝王即位的时候，一定要考察风俗以确立教化；已居帝王之位的人，一定要汲取当世的舆论而提出施政纲领。因此历代的列位圣王，都遵循了这个法则。元勋最崇高的功业，没有分明记载以显赫，他遗留下来的卓著业绩，也消失而没有记载。如果是谧号彰显事迹得到传扬，那么就会记载他的名声和风采，得以征考当时的传闻。自周朝、选朝以来，其风余韵依然存在，留下的荣耀和光辉，连绵不绝地映照于史册。虽然年代相隔久远，历代华更替，仍然能够呈金彩，颂德泽，铭刻事迹熏染后人，铭刻德泽以光照久远。然而今天遥祭祝颂四方山川的礼仪还没有举行，泰山曰观峰封惮的礼仪也已停止，岂不是使神明的业绩难于被崇仰，创建基业的功迹容易被泯减吗？从此之后，直至近代的帝王，总是想光大帝王之位，审慎保持声威。哪里衹是静默地实行文治，深沉地统治人世而已呢？应该以为封禅文书和封禅礼仪不是虚妄，遇雨击则恕神，让淳厚的庇荫再次树立，怎么能在紫的祭坛前肃敬，在竹制的祭宫前凝望伫立，散的火光投向郊野，流星奔出星座。国家基业刚刚奠定，应神灵定年号，以美德振起废弛的纲维，以功勋拯救了沦落的法度，材王的恩德芳，功业深厚润泽，法度能长保国家的治理，谋划周密建树了未来的远景。　　太祖文皇帝开始遇上大好的时运，他那崇高的威望震撼了边远之地，采风谣调乐舞，集礼仪宣法度，光耀祖宗，治道重现昌明。圣明的皇上在诸侯之位上接受天命，翱翔奋起冲向天漠，月亮停止照耀，光华停止出现，冲动之时，有如大风之迅猛，澄清海、岱的妖气，开拓中原的光明，消失的神明冉次显灵，失的苍天重现光辉。太子定位而更加贤明，诸侯贵臣荣盛而列位。因此祥瑞辉映昌盛的基业，飞雁传送篆字书写的帛书。加以整肃朝列等待礼仪的举行，修饰完善礼仪制度，综合纂集散的礼文，搜集并传布遣佚的有关礼仪的记载，在郊祭之宫献玉，在北峙进奉玉珪以祭天。祥光会集于太庙，土地润泽农事佳吉，到了听时节，礼敬河川山丘，以天子声威巡行视察，显耀威武安定中原，史册传着对他的咏颂，人民称赞他的风雅。于是巡视北方，声威震响，历代的酋长，诚心顺服仰望朝廷，藩国的村长，以其贤王入朝奉侍，异地风气奇特的人民，奉行风俗而还乡，异域民族不同礼俗的人民，变音革状，边境上再没有缣帛书写的紧急文书，烽火也已很少点燃。泰山生灵气，童回出国宝，高丘沉鼎，于泗水中捞取，云天高山，饰彩天际，飞鸟走兽，连于苑宫垣，鳞甲鱼群，翻舞在川之中，美泉清澈，映照河水之源，因此波涌于外关，云烟升腾于内泽。至于白趾青羽之鸟，黑纹朱彩之禽，曰月月在畿郊，择木栖息而和呜。加以华升腾于毫轩，稀疏的云彩掩映楼阁，箍丞、墨丛孳长萌芽，移华于深之中。山车伫立等待，比翼之鸟展翅，比之鱼泳，江茅生长茂盛。校书之人，恭谨地秉笔修饰辞藻，济、代等地的藩王，献出封邑以致礼。这难道不是神明协和祥气昌盛，众物呈瑞祥云普照，蒲轩轸，甘泉淳芳。　　太宰江夏王刘义恭体味圣典遵循经义，引据先王的粹，依循古代的法典，博通图书秘籍，熟悉珍藏的典籍，他的表奏以为皇上往日建立功勋，圣德光耀炎帝和太吴，应该祭泰山告成功，发布文书致达天门，以显扬冠首的盛名，传播声威。然而皇上以谦逊之道为首事，没有举行揖拜之礼，将使天地神灵不能显耀，潜藏的瑞物不能按时出现，凿一生丛没有举行盛大祭祀的景象，介丘山没有祭告天帝的声音。加之西域深泉之野，进献享有盛名的驷马，肃慎之乡，奉献坚利能穿铁的楛木之矢，神明再次显灵，珍奇的符瑞一同赐福。陛下的谟诰周详该博，显扬了美好的典章，取据圣灵，使声名和业绩增光，选取吉考察古礼，整肃警卫，儒士僚佐展示其宫职，礼官协理仪典，悬垂的绫饰动音，洪钟振起节奏，向南之路整肃设卫，正途沿线清道设。于是整理随身的佩玉，理正冕冠前后垂悬的玉藻，凤凰定音律，乐奏和谐，以缀有比照百物的文彩，显耀庄重的服物。光辉照耀天神的阵伍，华彩映照天神的行列，翠羽车盖庇荫，羽葆华盖映照。于是下诏令让官府联事掌管祭祀，宾客赞礼，乐器预先悬挂，钟磬和润呜奏。命令五方之神排列，开启九重天门以集合神灵，卫士警戒云开见天，事先让雨神清洒道路。彩霞凝聚而成阙，烟云升腾而成宫，高台覆盖着霞光，坛台浮涌起白雾。于是到临坛中。备置丰盛的礼物，天帝降赐祥瑞，长久保全皇家的基业，谷中发出神祇的福音，山中传出赞誉。然后察辨年龄慰问长老，采集进献民间诗歌，用以观察民风民俗，返归后享祭神灵，献祭太庙。光美的盛德，显耀万古；深广的业绩，永世传．难道不是很伟大吗！　　我们生逢盛世，谨慎勤勉于政治清明的时代，学识浅薄见闻不广，不足于论说圣道．况且典章制度已湮没，时代逝去，现在征集前代典制遣文，表述明白训诰之本义口口口口造访邹、鲁先圣之地，撰写封禅玉册及堙玉的礼仪，起草竦石及绳金的仪礼，和润的芝草和美玉，镑刻玺印以祭祀。我们惧怕没能遵奉皇朝善美的仪制，不能弘扬皇朝的典则。恭谨地将所撰写的仪则奏报。　　皇帝下诏令说：“天生的神物，先王都自以为惭愧而不敢接受，更何况我这个缺少德行的人，怎敢接受这巨大的恩惠。现在国家还没有安定统一，应该停止这样的奏议。” 　　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，把河北十郡封给魏武帝为魏公。这一年的七月，开始在邺建立宗庙，是魏公自己以诸侯礼建立五庙。后来虽然进升爵号为王，也没有更改。延康元年，文帝继承了魏王王位，七月，追尊皇祖为太王，称丁夫人为太王后。黄初元年十一月接受汉帝禅让，又追尊太王为太皇帝，已故父亲武王称为武皇帝。明帝太和三年六月，又追尊高祖大长秋为高皇，夫人吴氏为高皇后，都在邺县宗庙的庙裹祭祀。于是文帝的高祖为处士、曾祖为高皇、祖父为太皇帝，他们共同供奉在一个庙裹。已故父亲太祖武皇帝独立一庙，后世历代不毁弃，那么所祭祀衹限于亲族庙共四室。到了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，洛京的宗庙建成，就因血亲关系世代悬远而迁出处士的神主，建置园邑，派遣令丞奉祭。另外派遣行太傅太常韩暨、行太庙宗正曹恪持节奉高皇以下各神主牌位共供奉于一庙内，仍然衹有四室而已。到了景初元年六月，公卿们及主事官员才上奏改立七庙的制度，他们的上奏说：“我人魏三位圣王相承续，建成帝业。武皇帝开始创建宏大的基业，拨世平艰险，为魏太祖。文皇帝继续奉承天意革旧图新，顺应机遇接受汉帝的惮让，为魏高祖。皇上集成大命，安定华夏，兴建礼乐制度，应该称为魏烈祖。”又在太担庙北建立两座祖庙，左边的为文帝庙，庙号为直担，是昭庙，右边的预定为明帝庙，庙号为烈担，是穆庙。左担、直担、型担等三祖庙，千秋万代不毁弃，具余的四庙，当血亲关系疏远之后依次迁出，一概依照周朝的后稷、文王、武王远祖庙的礼仪制度。孙盛的《魏氏秋》说：“谧号是用来表示行为的，庙号是用来显示礼仪的，都是在人已死之后确定的。因此都是依据人始终一贯的行为，确定称号以昭示千秋万代的。没有在君王在世的当年预先决定其为某祖某宗的庙号的，也没有在未终之时自己预先设定尊显庙号的。过去华乐以厚葬而招到讥刺，周朝人以预设凶礼而违背礼制，曹魏的官员们，在这件事情上失之偏颇了。” 　　文帝的甄氏皇后被赐死，因而没有列入祠庙。明帝即位后，主事官员一奏请求给她追加谧号为文昭皇后，派遣司空王朗持节奉策书到她陵墓前致祭。朝廷三公又上奏说：“在古代周朝的始祖为后稷，而又另外建立祠庙以祭祀姜螈。现在的文昭皇后对于后嗣来说，她圣明的德崇高的教养，难道是可以估量的吗。她以皇家一代正妃的尊贵，死后超化为神灵，而没有建立寝庙以承接享祭，不足以报答她的圣德，不足以昭示孝敬之心。查考古代的制度，应该依照周代礼制，已故皇母文昭皇后要另立寝庙。”上奏得到皇帝的同意．在太和元年二月，于邺建立了寝庙。四月，洛邑开始营建宗庙，在挖掘地基时获得一枚玉玺，一寸九分见方，上面的文字为：“天子羡思慈亲。”塱童为此而动容。便以太牢享祭祠庙。到了量勿元年十二月己末日，主事官员又上奏请求在京师建立文昭皇后庙，永远承续享祭。祭祀的乐舞与祖庙的相同。废弃邺县所建的祠庙。　　魏文帝董翅二年六月，因为盗京的宗庙还没有建成，于是在建始殿祭祀魏武帝，皇上亲自主持祭奠如同行家人之礼。何承天说：“根据礼制，在营建宫室之前，先要营建宗庙。庶民百姓没有宗庙，因此在居寝祭祀。帝王实行寝殿祭祀，太违背礼制了。” 　　汉献帝延尘元年七月，魏文帝巡行到了谯题，亲自到矗陆祭祀，这是汉朝的礼制。汉朝各陵都建庙的原因，是继承了秦朝的做法．谈论的人以为古人建立前庙后寝，以象征国君前有朝堂后有寝宫。庙是用于藏置神主牌位，、夏、秋、冬四时祭祀，寝庙裹有衣冠象征生时的用物，以新鲜祭品祭祀。秦朝时开始把寝庙移；力建造在陵墓侧，汉朝因循秦朝没有改变．陵墓上的称为寝殿，象征生时的物具，这是占代寝的本义。到了魏武帝安葬在高陵时，卞事官员依照汉朝的制度，建立陵墓上的祭殿。到文帝黄初一三年，便卜诏令说：“先帝亲自实行节俭，他的遣韶说要节省和俭约。儿子以继承父亲的遣志为孝顺，臣子以留心政事为忠诚。占代不祭墓，都在庙裹设祭。高陵上的殿屋都毁坏，车马送回马厩，衣服藏入府库，以顺从先帝俭约的心愿。”到了文帝自己写遣诏时，又说： “寿陵上不要建立寝殿，不要建造园邑。”从此之后直至今天，陵寝的建造便停止了。　　孙权没有建立一庙，因为他的父亲孙坚曾经任长沙郡太守，便祇在长沙郡临湘县建立孙坚庙而已。孙权既不亲自到庙裹祭祀，衹是依照后濩时期供奉南顿君的旧例，派遣太守前往祭祀。逊坚庙又被尊称为始祖庙，而又不建在京师。又将人民所发掘的吴芮冢中的材木建造为屋室，这是前所未辟的。在建邺的朱爵桥南建立了兄长长沙担迗逊箠的庙。逐护得了疾病时，太子所祷告的，就是彊策庙。孙权逝世后，儿子孙亮继立为帝。第二年的正月，在皇宫的束面建立了孙权庙，称之为太祖庙，既不是修建在皇宫南面。又不排昭穆次序。当孙皓初立为帝时，追尊他的父亲瑟扣为主皇奁。逐壁先前被封为乌程侯，于是便将逐扣改葬于昼崔的厘山，称为组腔，设置园邑共有百户。在乌登建立丁孙和的陵寝，派遣县裹的令丞在、夏、秋、冬四时举行祭祀。宝盛元年，就在乌程特别设置了吴兴郡，让郡太守执掌祭祀的事务。主事官员不久又匕奏说，应该在京邑建立噩扣庙。宜虫二年，于是又进行营建，称之为清庙。派遣守丞相孟仁、太常姚信等人带领官府僚局中军步兵骑兵，用囊车法驾到明陆去接逊和的神主牌位，孙皓亲自在庭中接见并告别盂仁。当最仁从乌捏返回时，中吏送出的皇帝亲笔诏令连续不断，诏令询问神灵在路途中的起止等情状。男女巫祝都说看见孙和所穿衣服及容貌和平时一样，孙皓听到后又悲又喜，便召集所有公卿和尚书到殿阁下接受赏赐。当灵车将要到达时，便派遣丞相陆凯供奉三牲在近郊祭祀。孙皓就在金城外宿。第二天，便在束门外仰望跪拜，又到庙里拜祭献飨。接连七天，祭祀三次，侣伎夜不停地娱乐。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‘祭祀不能过多，过多就是繁黩’，应该依循礼制割断私情。”从主事官员上奏之后祭祀便停止。　　刘备的章武元年四月，在成都称帝号。当月建立宗庙，将高祖以下的神主在宗庙里合祭．刘备承袭前代而立为帝，也没辨明以漠代哪一个皇帝为自己的祖宗，又没有立祖宗的庙号。后主刘惮投降时，北地王刘谌在昭烈帝刘备庙痛哭，造就是说刘备的庙足独立的。　　魏元帝咸熙元年，增封晋文帝晋爵为王，追授舞宣文侯为晋宣王，忠武侯为晋景王，当年八月，文帝逝世，谧号文王。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，接受曹魏的禅让。丁卯，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，已故伯父景王为景皇帝，先父文王为文皇帝，宣王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，景王的夫人羊氏为景皇后。泰始二年正月，主事官员上奏说天于立七庙，应该按照礼制营建庙。皇帝以营建七庙的工役重要，下诏令说暂且建立一庙．于是群臣奏议说：“上古时期立清庙一宫，以尊敬远世神灵，到了周朝，定为七庙，以辨别近宗和远祖。皇帝的圣旨深远宏大，远追上古之世，尊崇壁灵、卢爱，舍弃七庙的繁华，遵循一宫的制度以尊重远祖。古时候虞舜承接尧帝的惮让，在文祖庙裹受命，于是登上帝位，大约经过三十年，正月初一，又回命于文祖庙．造就是说虞霾不改变卢蠢的文祖庙，依旧因循旧的宫庙。可以依照有虞氏的旧例，就沿用曹魏的庙。”上奏得到皇帝的同意。于是追祭征西将军、豫章府昼、、京兆府君，与童皂壶、基皇童、皇壶依次排列为三昭三穆。当时宣皇没有进入宗庙，太祖的位次空缺，所以祭祀六世祖与景帝共为七庙，这个礼制是根据王肃的说法。七月，皇帝又下诏令说：“主事的人先前上奏仍旧用曹魏的旧庙，确实也有根据。然而对于敬奉神明来说，情理上还是有不妥的地方．应该另外营造新庙，尊崇正礼作为永远的制度。”于是改建宗庙．十一月，追尊景帝的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。　　太康元年，灵寿公主修丽在太庙里拊祭，凰朝和选朝没有这样的先例。魏堕查却另外建立庙，晋朝又与曹魏不同了。八年，因为庙的地基下陷应当改造。群臣又奏议说：“古时候七庙不在一个地方，自然应该按照礼制建庙。”皇帝又下诏令说：“古代虽然有七庙，但是从近代以来，都是一庙七室，对礼制没有损害，对情理来说是合乎事理，也是随时制宜的办法。应该依旧不改为好．”到了太康十年时，便在宣屋蜡内改建，建造得极为壮丽。然而祭祀用的坎位次，仍然像当初的一样、，庙建成后，皇帝率领群臣百官把神主牌位迁入新庙里，先祖自征西将军以下的神主牌位，都有车马引导跟随，都像皇帝所用的仪仗。这是出自挚虞的议论。到世祖武皇帝逝世时，便把征西将军的神主牌位从庙中迁出；当惠帝逝世时，又将豫章府君的神主牌位从庙中迁出。而在惠帝时期，愍怀太王、及太子的两个儿子，即哀太孙司马臧、冲边逊司马尚都在宗庙里拊祭．元帝时期，怀帝的疆左王又在庙中拊祭，合称为室四殇。怀帝初年，又策命定逮童扰皇后的谧号为武悼皇后，将她改葬在峻陵的侧面。另外建立弘训宫，不将她列入庙中。五帝即帝位之后，他上继武帝，从礼制上来说是已死的父辈，就像束汉光武帝上继两汉元帝的事例。当时西晋的神主牌位已被别的民族政权所堙灭，娄置建庙时，都是重新建造。不久将堕壶神主牌位列入宗庙，又将颖川府昼的神主牌位迁出宗庙．设位虽说是七室，其实祇有五世，这大概是依从刁协的议论，将兄弟作为世代计数的缘故吧。当时各种制度都在草创中，旧有的礼制不完备，三位先祖毁去神主牌位，暂且放置在另建的宫室中．太兴三年，将要把整查的神主牌位升入宗庙，于是改定制度，又将豫章府君、题川应昼两个神主牌位回复到宗庙昭穆的位次上，以便与惠帝继承武帝的事例相一致。而蛊查、：医查、曼瞳这三位皇帝从《秋》书中尊敬尊长的本义而言，他们在庙中的神主是不可迁出的。到了元帝逝世时，豫章府君的神主牌位又被迁出。然而元帝的神位，仍然排在愍帝之下，因此有坎室的共有十个。当明帝逝世后，颖川府君的神主牌位又被迁出，仍然保持十室。当时继续扩建太庙，因此三位迁出的神主都被送回西储室，称之为桃，当作为远祖庙。成帝咸和三年，苏峻扰京都，温娇等人率军进京都讨伐，在白石建立行庙，祭告先帝先后说： “叛逆的臣子苏峻，颠覆国家，毁弃天地神明，污辱海内人民。我庾亮等亲手杀死叛贼首领，恭敬地执行皇天上帝的惩罚。中宗元皇帝、肃宗明皇帝、明穆皇后的神灵，明鉴有罪之人，剿灭他们的性命，剪除了这帮凶逆之徒，安定丁宗庙。我们即使捐躯陨旨，死而犹生。”咸康七年五月，开始做武悼皇后的神主牌位，放入太庙合祭，配享世担。盛壶逝世后尘查继位，因为以兄弟为一世，因此不把京兆府君神主迁出，才开始有十一室。壁童逝世后，京兆府君神主迁入西储室，同样称之为祧，与以前三位祖先的神主迁入西储室的礼仪相同。因此正室仍然是十一室。穆帝逝世后哀查和迤酉公都是兄弟，没有升降的问题。咸安初年，个皇童上继五皇童，世次上升。于是题业疽昼、京兆府君二位神主，又返回宗庙昭穆的位次。到简文帝逝世后，颖川府君神主又迁出。孝逮皇壶左五十六年，改建太庙，殿的正室有十六问，东西储室各一间，共有十八间。栋高八丈四尺，堂基长三十九丈一尺，宽十丈一尺。堂集结方石，庭用砖。备有法驾车马，将神主迁入行庙。从征西将军到京兆府君四位神主，以及太子太孙，各用其本位的服用仪制。四位神主不依照皇帝的仪制，这是与太康年间不同的。各神主迁入庙之后，摆设干及酱以祭奠。当新庙建成之后，先帝的神主返还室内，又摆设干及酱以祭奠。十九年二月，追尊简文帝的母亲会稽太坦郑为简文皇帝宣太后，在太庙道路西边建立庙。到孝武帝逝世后，直兆府君神主又迁出，依照垄童时期立四祧庙的旧例行事。安帝隆安四年，以孝武帝的母亲即简文帝的李太后、以及安帝的母亲宣德陈太后在宣郑太后庙裹合祭。　　元兴三年三月，宗庙神主在寻，在太庙又已立了新的神主，衹能权宜地举行祭祀。四月，辅国将军何无忌奉送神主返回。丙子曰，群臣百官到石头城礼拜接。戊寅曰，神主奉入庙中。安帝逝世，还没有举行大祭，国家政权便已终结了。　　宋武帝开始接受晋朝的任命为宋王，在彭城建立宗庙，依照曹魏和晋朝的先例，衹建立一庙。最初祭祀高祖开封府君、曾祖武原府君、皇祖东安府君、先父处士府君、；左堑避后，这是依从了诸侯建立五庙的礼制。武帝即帝位之后，便加祭L世祖右北平府君、六世祖相国掾府君，共为七庙。永初初年，追尊先父处士府君为孝穆皇壶，亡母趟旦为穆皇后。三年，圣懿盖皇后逝世，又合祭于宗庙。高祖逝世后，他的神主牌位进入宗庙，仍然依照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，如同曹魏和晋朝的制度，空缺着太祖的神位。宗庙的殿屋也不改建，这又像晋朝初年依循曹魏一样。帝元嘉初年，追尊自己的生母胡婕为章皇太后，在．里置宣太后墓地建立祠庙。孝武昭太后、旦姬宣左后都在章左后庙中合祭．　　晋元帝叁里三年正月乙卯，元帝下诏令说：“我虽然是继承了世祖，然而对于怀帝、愍童而言，我都是居于臣子的地位。现在祭祀太庙，不亲自举爵致礼，而让主事官员行礼，于情理不合。应该根据礼制另作安排．”太常华恒议论说：“现在皇上是上承武皇帝，应该按照汉世担的先例，不亲自举杯爵。”又说：“现在皇上是上承逮董，而宗庙所列的昭穆，衹有四世而已。前太常贺循、博士凄越认为惠帝、堡壶及愍壶应该另立祠庙。然而我认为庙室应当以容纳的神主为限，不必拘泥于常数。殷商时期有二祖三宗，如果拘泥于天子七室的常数，那么衹当祭父庙而已。据此推论，应当让豫章府君、题川座君复还宗庙，以完备祭七庙的礼制。”骠骑长史温崤议论说：“凡是说兄弟的神主不互相入庙，这本来不是礼书的明文记载。况且光武帝武装起事，在芒查时不列名于臣属，为了使事情神化，以应证九世的谶言，又因为古代不共入一庙，因此另外立庙。现在皇上从列名为臣属这一点来说，跟光武帝的情况不同，自己亲身主持祭祀，既对礼经有正确的态度，又合乎情理。太常华恒想让豫章、颖二位府君的神主返回宗庙以配全七世之数，我温崤认为是合理的。”骠骑将军王导依从温崤的议论。温崤又说：“凡是不属于儿子的，可以直说皇帝敢于祭告某皇帝。又如果是以一位皇帝即为一世，那么就不祭父庙，造反而比不上庶民百姓。”于是皇帝同意了温崤的议论，全都照着施行，孙盛的《晋秋》说：“《秋传》说，‘臣和子是同等的’。虽然继位为君主，不可以自己尊高的地位，减降废弃对前帝的尊敬。古代鲁僖公上承鲁庄公，以兄弟长幼而入庙，为失理。根据古代礼制的本义，皇上的诏令是正确的。” 　　穆帝永和二年七月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十月大祭宗庙，京兆府君的神主应当迁入远祖的祧室。以前征西将军、豫章府君、颖川府君这三府君的神主毁去，束晋初年，暂且置于祖庙的天府中，天府在宗庙门的西边。咸康年间，太常冯怀表奏请求再奉回西储的夹室中，称之为祧，我们怀疑这也不合礼制。现在京兆府君的神主迁入，这是四世远祖，居于太祖之上。古代周朝时太祖的世系久远，因此神主迁出安排合理。现在晋朝的宗庙以宣皇为主，而四世远祖神主安排在宗庙，这是委屈太祖而迁就孙辈．宗庙大祭时四祖神主安排在宗庙中，这是替代了太祖。”领司徒蔡谟议论说：“京兆府君、征西将军、豫章府君、颖川1府君等四位府君的神主应该另建庙室，如果有不曾列入宗庙祭祀的神主，就应当送进太庙的室中。人们不敢卑视自己的祖宗，周文王、周武王不把不宙列于后稷之前。我晋朝举行宗庙大祭的时候，征西将军的神主在束面，处于宣皇之上。后来迁出宗庙的各位神主，安放于征西将军的祧庙中，世代给予祭祀。”护军将军冯怀表奏说：“《礼》书里说，‘没有列入宗庙的先人，建造坛台给予祭祀’。可以另外建立安放神主的藏室，将神主保存，到了宗庙大祭之时，就在坛台举行祭祀。”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议论说：“儒士们说大王王季的神主迁出之后藏放在周文王、周武王的祧庙中，这样，各位府君的神主迁出后，应该放在宣皇帝的庙中。但是现在宗庙中没有后殿，应该变通而改建。又太庙举行大祭时，征西将军神主应在束面。”尚书郎孙绰与司马无忌的议论相同。他们说：“太祖虽然位居人间帝王，然而天道通畅，去除尊贵的爵禄，以深化天伦情义，可以成为教化的根本而光照万世。”尚书郎徐惮议论说：“《礼》书裹说，‘去除桃庙筑造坛台，去除坛台划出祭祀场地，每年宗庙祭祀时在场地祭祀远祖。现在已迁出的四位府君神主，可藏放在石室中。当要祷祭时就在坛场中祭祀。”又派遣徐禅到会稽访询处士虞喜。虞喜回答说：“汉朝韦玄成等人认为毁庙的神主要埋藏在园中。曹魏时期议论的人却说应该埋藏在两阶之间。况且神主本来是在太庙襄，如果现在在另外的庙室为之祭祀，就不如永世埋藏．又四位府君没有追加封号的礼仪，更加表明应该毁庙而不予以祭祀。”于是抚军将军会稽王司马昱、尚书型勤等人上奏说：“四位府君一同安置于西祧庙室，神主藏放在石室中，到宗庙举行大祭时就给予祭祀，就像以前各朝代旧有的仪制一样。”当时速鱼人菹宣的侄子询问造一礼仪。范宣回答说：“叠避庙中所祭祀的，部属庶民百姓。因为他们后来世系疏远而毁去神主，不在虞主之上，也不在宗庙裹排列昭穆次序。现在四位府君的称号仍然像原来的一样，不是因为有功德而致礼。如果按照卢主的瘗埋，那就当藏入子孙之地，如果依照星朝神主瘗埋，那又不是本庙位序。应该想出一种变通的办法，要另外筑造一室，当亲近关系还没有淡亡以前就在宗庙给予祭祀，位居宣查之上；当亲近关系淡漠之后，就不必与子孙之辈同列。”后来太常型遐等人赞同整谟的议论。博土退坜议论说：“有人怀疑陈列在太祖神位的，都是在他之后撤除的神主。我考查古代原本没有区别前后的记载。夏禹不先列于鲧，那么迁出的神主列于太祖之上，也就无可怀疑了。” 　　安帝义熙九年四月，将要举行宗庙祭祀．皇帝下诏令让群臣广泛议论迁出和撤除神主的礼仪。大司马琅王司马德文议论说：“泰始初年，太祖之位空缺，而依照情理推溯远祖，上至征西将军，因此世系远隔的就应该撤除其神主，而宣皇帝正为太祖之位。又漠光武帝迁移十一个皇帝的神主到洛，那么撤除的神主不设祭，便可推论了。应该依从范宣的议论，建造另室以安放四位府君的神主，永远藏放而不祭祀。”大司农徐广议论说：“四位府君的神主曾经安放在庙室之首，受皇室的享祭。如果将神主埋藏在深上中，在情理上未必都合理。我认为可以将神主移藏在西储内，作为远祖，而永远不给予享祭。”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论说：“应该依照旧的典制不必更改。宗庙祭祀时仍然要祭祀四位府君，在情理上更为允当。”祠部郎臧焘议论说：“四位府君的神主，享祭的礼仪废止，那也是神所不允许的。应该与虞主的瘗埋相同。”当时高祖辅佐晋朝，与大司马琅王司马德文的议论相同。等待后来宗庙祭祀举行时再作改变。　　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曰，皇帝下韶令说：“以前建造太庙时，一切都履行俭约，想同境内百姓，致力于完善礼典。现在太祖之位还空缺，明堂也还没有建造。郊祭，是国家的大事，而考查古代有。关制度的事也未能进行。应该详加商议。”祠部郎徐邈议论说：“圆丘祭祀和郊祀，经典的记载是合并为一的，宣皇帝曾经考辨了它的本义。而稽检儒学典制，以至到东晋时期以来，深入研究，论定了南郊和北郊祭祀的礼仪，这实在不是其他学说所能轻易改变的。我认为应该依旧不改为妥。武皇帝建立宗庙时，定为六世排列为三昭三穆，宣皇帝是创建基业的君主，实在应为太祖，从亲近关系而言，是武皇帝的父亲，还有四位先祖在其上，四位先祖都还没有到迁世换代的时候，因此暂且将向东之位空缺。兄弟之间相承帝位，本来不属于两个世代，所以现在的宗庙祭祀，世代的数额还不够，而想让太祖正位，就违背了供奉七世祖的本义。又《礼》书裹说‘庶子王也要祭祖立庙。这是说后代子孙得位之时，其近亲之祖一定要复立祭室。京兆府君至今已有六世，应该复立祭室，那么宣皇帝就不在六世之上，要等前一世代迁出之后。太祖之位便确定了。京兆府君的神主迁移撤除，应该将其神主藏在石室。即使是宗庙大祭也不能给予祭祀。这是为什么呢，书传裹说撤除的神主升迁合祭于太祖，升是自下而上的称谓，不是说可以降尊而就卑。太子太孙这室的四殇主，是重要的继嗣，应该升迁合祭于皇祖所依托的庙中，世系远隔之后神主应该迁出，然后附享的孙子，一同都撤除神主。明堂圆丘方泽等制度，大的仪制已经确定，不应该阙失配享先帝的祭祀。况且帝王以天下为家，不必为一个邦域，因此周：丝和汉光武帝包含于酉周和玺选。且公宗庙祭祀且王，选盟壶以世祖光武皇帝配祭上帝，如果不是确立新王朝的先父，怎能够配祭上帝呢。”涂邈又说：“明堂所配祭的神，历来疑惑难于辨明。根据《易经》裹说， ‘祭享上帝，以先祖先父配祭。先祖先父一同配祭，而上帝也都是天，而尊崇父亲的意义便显现出来了。按《周礼》裹的意思，旅祭上帝有原委，祭天与郊祀的常礼都是用四个玉圭，所以一起提及。如果上帝指的是五帝，经文中为何不说是祭天旅祭五帝，祭地旅祭四方山川呢？人帝与天帝，虽是天人的通称，然而五方之帝不可称为上帝，诸侯不可称为大君。书裹没有完全的证据，而解义可以不一致，因此童盘、主尘两个年号之间，实行或不实行便互相替出现了。’’侍中的议论相同。又说： “明堂的制度，已经难于详考。况且乐是主协和的，礼是主礼敬的，因此礼仪的质朴和文饰不相同，音乐配器也不相同。既然茅茨之室与宏广大厦，其制度不相一致，又何必死守形式规范，而不知弘扬根本顺应民众呢。到了全国都安宁时，回塑没有战事时，然后对明堂辟雍。可尊崇而修建。”中书令王举的意见与车胤的议论相同。太常孔旦议论说：“泰始元年，之所以要上祭四位府君，实在是因为世系的位数还接近，可以给予享祭，不像殷茵和飓目的先世远祖，是帝王大业的起始。假使京兆府君当时在七世之外，自然就不会祭祀这四位府君。据此而推论便可明白，既撤除了神主之后，那么宗庙祭祀便被断绝了。”吏部郎王忱议论说：“明堂的形制仿照天地，它的景观规模的扩大，要等待返回旧的皇宫之后修筑。”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、尚书令谢石的意见与王忱的议论相同。于是照旧制奉行毫无改变。　　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，白衣领尚书左仆孔安国启奏说：“元兴三年的夏季，应当举行宗庙大祭。往年的三月，皇帝返回。当年的四月．就应当举行宗庙大祭，而太常博士徐干等人议论说：‘应该在孟秋之月祭祀。’尚书台查考得知，从立和四年起连续至今，都是在冬季或夏季举行宗庙大祭，徐干等人已经上奏应将孟冬祭祀回改恢复为孟秋之月没有失误。御史中丞范泰议论说：‘现在虽是合祭祖庙之后，得于秋冬祭祀，而没有大享祭的先例。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应该举行宗庙大祭，而烈宗于当年九月逝世。到了隆安三年，国家大吉，于是举行宗庙大祭。又根据礼制有丧事就应废止吉祭，在寝庙祭祀新的神主。现在不另建寝庙，既合祭于祖庙，便在宗庙祭祀。因此、夏、秋、冬四时祭祀，以寄托追思远祖的心情，三年举行一次柿祭，以省察祖宗昭穆的次序，四时祭祀与樯祭的本义从来都是各不相同的。天子三年的丧事完毕之后，就与太祖合享，遇着宗庙大祭时就祭祀，没有所谓三十个月的时限。衹是尚书省常常以三十个月设限而成惯例。’就依范泰所言，有丧事也可举行宗庙大祭。隆昼初年，果然因丧事而废止大祭。月数少多，又快慢失中。至于应修寝庙的事，意思不明。”孔安国又启奏说：“范泰说：‘现在已合祭于太祖，便在宗庙祭祀，因此在四时祭祀。，依范泰的这种说法，殷祭即宗庙大祭与燕尝四时之祭，它们的本义各不相同。既附入先祖宗庙祭祀之后，可亲自参加熏尝四时之祭，而不得亲自参与宗庙大祭。太常刘瑾说：‘章后丧亡还没有到一周年，不应该举行祭祀。’我查考升平五年五月，穆皇童逝世，当年七月，建造陵墓，十月，举行宗庙大祭。兴宁三年二月，哀皇帝逝世，太和元年五月，逛酉夫人座逝世，当时她是皇后，七月，安葬。十月，祭祀。这是在哀皇帝逝世后两周年之内，庾夫人安葬之后，两次大祭的策文现存在庙中。又文皇太后于隆安四年七月逝世，陛下追行先帝的意旨，亲自服重丧服，隆安五年十月，举行殷祭。在两周年之内，不废止祭祀。现在以诸侯夫人的丧事，而范泰却说不可举行大祭。我查考永和十年至今的五十多年裹，实行三十个月便可殷祭，这都见于记载中，这事按照礼制，五年再举行祭祀。而范泰所上奏的内容，不是真正恭谨的臣子，竟以为皇朝所实行，迟早失度。范泰是御史，自然应当明辨是非，如果臣子启奏内容不当，就应该责备其过失并弹劾上奏。而他却违反事理并拖延，坚持错误忘记国家旧典。请皇上罢免范泰和刘瑾的宫职。”丁巳let。皇帝下诏令让范泰和刘瑾以受处分官员的身份管理自己的职事。于是博士徐干也都被免去官职。当初，在元兴三年四月时，将不得举行殷祭的时限改为十个月，如果以正常的时限计算，那么义盐三年的冬季又要举行殷祭，如果改为按新时限开始计算，那就应该在来年的四月举行殷祭。领司徒工箠、且坠尹垂翅议论说：“有不同寻常的喜庆，就一定要有不同寻常的典礼。殷祭旧有的标准没有差错，但那都是在平常施行的。至于义毖元年击败叛贼的喜庆，是自古以来独一无二的，虽说足胜利返回皇都，但按情理如同受天命得帝位．我认为更新的机运，在这时开始。应该于四月举行殷祭。”中领军谢混、太常刘瑾议论说：“殷祭没有一定的子，选择时以敬祭。而且祭礼崇尚简约。去年十月祭祀，虽然在时曰上不够准确，然而典礼恰当完备，仍然应该认为是正期举行的祭祀。”太学博士徐干议论说：“三年举行一次夹祭，五年举行一次柿祭，经籍传记裹，不见补行殷祭的记载。”员外散骑侍郎领着作郎途尘议论说：“考查先前的事例，海西公太扣六年十月，殷祭。孝武皇帝宁康二年十月．殷祭。如果按照平常的时限距离前一次三十个月，就应该在四月举行祭祀。当时大概是有别的缘故，而移到冬季举行祭祀，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。左五元年十月殷祭，按照平常三十个月的时限，就应该在二年四月举行祭祀。造追计辛未年十月，不合六十个月而举行两次殷祭。何邵甫注《公羊传》说，夹祭是从前代君王以来，积累月数而为祭祀期限。‘从鲁僖公八年到鲁文公二年，明知当年的大事是夹祭’。这样，推算其起始之曰，承接本源而推移，领悟的关键，是追溯其本始。往年因有别的缘故推移了殷祭的时间，这不是正常的期限。宁康、太元年间的事例可作为依据。虽然年代有远近的差异，然而追计以前月份的道理是一致的。我认为恢复殷祭正常的次序，足使殷祭返回正期举行的办法。”左丞刘润之等人议论说：“太元元年四月应该举行殷祭，而礼官怠惰失误，改在十月举行。这本不是殷祭正期，不应该就以失误的时作为起始。应该返回当初的四月作为起始。应当在三年十月举行殷祭。”尚书上奏认为要依从王谧的议论，以太元元年十月为起始。　　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曰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按照旧例今年十月是举行殷祭的月份。领曹郎范义参与议论说，按照永初三年的先例，需要两周年之后才举行殷祭。考查两周年后殷祭当在来年即二年三月举行，如果在四月殷祭，却仍然在掸祭的时限内。”遣事付礼官们商议确定。国子助教苏璋生议论说：“根据《礼》书的记载，三年丧事完毕，然后在太祖庙中举行夹祭。《礼》书裹又说‘守丧三年不参与祭祀，衹是对天地社稷，可以不受丧事限制而举行祭祀。况且不行掸祭就举行宗庙祭祀，被《秋》书中所讥刺。探求古礼，服丧没有完毕，本无享祭祀的事。自从汉文帝以来，一概都实行权宜之制，宗庙祭祀和朝聘等礼仪，一概都用吉礼。虽然空有祥祭禅祭，祥祭掸祭时也没有把朝服改换为白色丧服，四时的献祭，也与平常时期没有区别。殷祭的礼仪既然没有不同，难道惟独以心忧为妨碍吗？”太学博士徐宏议论说：“三年守丧的制度，虽然按照权宜改变的办法，第二年祥变，仍然要穿缟素之服，不穿祭祀的吉服，不容许参与祭祀。我认为来年四月，不应当就举行殷祭，十月举行殷祭却是允当的。”太常丞臣朱膺之议论说：“《虞礼》襄说：‘间隔一个月举行禅祭，这一个月是吉祭，仍然没有配祭的。’是说二十七个月掸祭之后，当、夏、秋、冬四时祭祀时，没有将他的妃子配祭，是没有忘记哀伤。据此推论，没有举行禅祭便不得举行殷祭。又《秋》记载闵公二年，吉樯祭鲁庄公。郑玄说：‘闵公对国家难心中震惧，想着以自尊消除祸难的影响，二十二个月便除去丧服，又不掸。’所说的又不掸，表明在掸祭之内不得举行吉梢。根据王肃等人对魏朝所说，现在权且保存古礼，等待三年丧事完毕。旧时说三年丧事完毕，遇扫祭时就梢祭，遇夹祭时就夹祭。郑玄说：‘椭祭在孟夏之月，夹祭在孟秋之月。，现在相承是在十月。依徐宏所上奏的《公羊传》的记载，如果有疑问，也可用鲁闵公设定的二十二个月的丧服，由此论说丧服的纪纲制度，何必完全认可着素冠也可举行吉梢的礼仪呢？纵使《公羊传》是不正道之说，而官应以礼为准，也要探求考量适当。”郎中周景远参与议论说：“永初三年九月十所奏尽亮的议论说： ‘以权宜的办法除去丧服举行吉祭，对治理天下是恰当的。宗庙大祭的礼仪，应该依照古代的典制。’这是刘宋皇朝开国已成的准则。我认为博士徐宏、太常丞朱膺之建议在来年十月举行殷祭是允当的。”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。　　宋殷时期殷祭都是在除去丧服可行吉礼时便举行。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曰，主事官员上奏说：“四月应该举行殷祭，如果因事而没有举行，是不是可以在孟秋之月举行？”领军长史周景远议论说：“根据《礼记》裹说：‘天子夹椅夹尝夹燕。’依照《礼记》这一记载，那么夏秋冬三季都举行殷祭，不衹是在冬夏举行殷祭。晋朝义基初年，仆孔安国启奏说，从太和四年相承举行殷祭，都在冬夏举行。孔安国又启奏说，从永和十年至今五十多年裹，都是用三十个月为限便举行殷祭。博士途茧依据《礼》书反驳孔安国。鱼逦又引据置朝盛尘六年七月举行殷祭，证明殷祭是不专在冬夏举行。当时晋朝虽然不依从徐干的议论，然而险茧引据礼书和咸康年间的先例，孔安国也无法否定。现在如果在来年四月未能举行殷祭，移到孟秋之月举行，对礼书没有违背。”参酌审议后认为引据礼书有佐证，并认为用孟秋之月举行殷祭为允当。皇帝下韶令表示同意。　　晋武帝盛宁五年十一月己酉，弘训羊太丘逝世，宗庙为此废止了一个季度的祭祀，祭天地祭明堂去除了乐舞，而且不奉享酒。升平五年十月己卯，举行殷祭，因为是在穆帝逝世之后举行，所以不奏乐。当初，在永嘉年间，散骑常侍辽面议论说：“《秋》书裹的本义，是去除乐舞以完成祭祀。”造就是说吉祭有废止乐舞的情况。所以在王陉末年实行。后来太常江迪表奏说：“玉继安葬之后十月举行殷祭，依从太常丘裹等人的议论，撤除了乐舞。我考察现在实行的是遵曲的制度，没有单独向新死者祭祀的区别。既已入宗庙吉椅，为什么对奏乐舞心存疑虑呢。” 　　史臣曰：听到奏乐而心中不乐，因此以停止举行乐舞来抒发思念先人之情。至于在守丧期间因为顾及国家大事而除去丧服，实在是忧虑政事荒废，因此以权宜处置的办法加以变通，考量轻重之后而减降服丧。至于是奏乐还是撤除乐舞。对于军国大事没有利害关系，反复在这两者之间疑惑不定，本来就应该顺乎先人的恩情而依从悲戚。宋国时期每当国家有事时，宗庙祭祀都悬挂钟磬乐器而不演奏。　wWw.aGuＸSW.ｃＯM